至今宝安人招待远道归来的亲友，还不忘当年皇帝享用过的大杂烩，做来招待他们，以忆乡情，人们还把那小村庄命名为二王村，在小石山上建了宋王台，至今还留在九龙半岛的一个小公园中。吃盆菜也是东莞沿海地区传统的喜庆会宴方式，自元朝东莞乌沙陈屋村村民便开始了天后诞在笔架山上聚宴的习俗，至今不变。也是来源于当年南宋朝廷南退，勤王大军20万人艰难复国，于海上漂流，缺少粮食也缺少容器，沿海百姓发挥才智用木盆装集几家之菜，避免了海船摇晃而致使食物的倒泻。而这发挥了各家各户看家本领的美味佳肴的层叠，竟异常味美香浓，连宋帝昺也赞不绝口，于是盆菜便作为沿海的美味贡品流传于世了。
五、广利灵孚王
1、泰克兰
《游记》中称广州为“泰克兰”
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他是个有远见的君主，重视农耕，改变蒙古大军对占领土地劫掠式的做法，注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奠定了元朝基础。
至元七年（1271年），忽必烈定范阳（今北京）为大都，改国号为元，遵用汉法，表明蒙古政权突破地方性，已是采用中国传统统治方式的中央政权。至元十五年（1279年），元彻底消灭南宋势力，实现了全国大统一。据清道光阮元修、陈昌齐等纂，清同治三年（1864年）《广东通志》重刊本卷241载，广东道采取有力措施恢复社会生产，“由是增居民二万七百余户，官课七万三千锭，税粮五万一千五百余石。”
然而元军并未停下征伐的步伐，广州尚是一片焦土，元世祖便下令在此建造“征爪哇大船五百合”，借口元朝使臣在爪哇被逐。今越南在元初分成占城和安南两个国家，元世祖也发兵前去攻打。所幸限于古代的航海条件，海上征战不易，而且打下来也难以统治，最后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放弃武力征服，改行通商。占城、安南、爪哇诸国，慑于元朝威势，纷纷遣使前来通好。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超过宋代一倍有余。
是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天文学家郭守敬以黄岩岛为测量点，进行“四海测验”。至1292年，即派遣一支远征船队到爪哇。航行记录记载，该船队经过了“七洲洋”和“万里石塘”。
元代，南沙群岛已归我国管辖。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了南海疆域范围和界限，记云：“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原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山万里而已哉……”汪大渊以“石塘之骨”和“地脉”把万里石塘连成一个整体，并指出“石塘之骨”自潮洲至爪哇，至渤泥（今加里曼丹）、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和至昆仑。可见，“万里石塘”即指南海诸岛。《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的元代疆域已包括了南沙群岛。《元史》还记载了元朝海军巡辖南沙群岛。
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广州路人户已回升到180873户。广州在元代7个建置市舶提举司的城市中仅居于泉州之后，仍然是一个大港口。到致和元年（1328年）以前，广州外贸不仅恢复旧观，且有所发展。元大德陈大震、吕桂孙纂修《南海志》卷7记述，从广州进口的“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与中国通过海道经常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由宋朝的56处，发展到元代致和元年（1328年）以前的140多处。
元朝在沿海七城建置市舶提举司，广州仅居泉州之后。仍然是一个著名的大港市。战争刚结束，广州城疮痍满目，了无生机，但复苏速度极快。到大德七年（1304年）人口与经济便恢复到南宋初的水平，前后仅27年。元顺帝时到过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uteh）在其《游记》中写道，“泰克兰（广州）是一个大城市，街市美观，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城中最大的街市为陶瓷市场，由此将瓷器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欧洲著名旅行家鄂多立克在其《东游记》中称广州为辛迦兰大城，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认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的船只多。”
国内不少文人学士用诗文描绘了元代广州港口的繁盛景象。如前文引述的孙蕡的《广州歌》，诗中还记述了广州城南濠畔的歌舞戏曲活动，“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诗末两句云：“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谈黄昏”。从这思古怀旧之句中，可见元代广州城里歌舞戏曲是颇为繁盛的。
崇尚扩张的元朝统治者大力支持外贸，至元十五年（1279年）崖山决战刚结束，元世祖就派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从广州起程，出使今印度西岸俱蓝国招徕贸易，印度各小国均表示愿与大元建交。随后元世祖又多次遣使招商，很快南洋诸岛国的使臣和商人或主动或被迫纷至沓来，贸易主动权基本由中国商人操纵。
广州城东的南海神庙，也在城市复兴中得到修缮，元帝还封南海神为“广利灵孚王”，以示对南方海贸的重视。庙内还有一批神穊被朝廷封侯，其中既有死于广州的外国人，也有专司庇护过洋大船的尊神。元刘光远《祀南海神记》写“海岳之神，惟南海为最贵”。
元代，到中国来的欧洲人数量之多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罗马教皇、各国君主一批接一批派遣使臣来到东方元帝国，建交、传教、经商。从海路抵中国的欧洲人中，有意大利旅行家、传教士鄂多立克，他于1322年到达广州。他对广州副食品供应的充裕和粤菜特色印象深刻，在他所著《东游录》写道：“在这里，你用不着花上一个银币就能买到300磅鲜姜！鹅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要肥，要好，要便宜，一只大如我们的两只，而且花不到一个银币就能买到一只宰好和烹调好的肥鹅。……这里也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蛇，很多被捉来当作美味食用。……总之，此城有大量尽可能多的种种食物。”这是外国人介绍“食在广州”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
因为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以及对外战争，从1293年至1322年，元朝曾四次关闭广州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虽然每次时间都不长，但对海贸却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海上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中商外商都大有怨言。
元代仅广州地区便至少设立了54处驿站，大德年间陈大震所修《南海志》记道，凡“水道津要之冲”，均有驻军防守。元朝广州开通了50条通往省内各县的航线，有定期班船往来，叫做“长河渡”；另外河网纵横的各处头，也遍设供行人过河的“横水渡”。这两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元大德陈大震、吕桂孙纂修《南海志？兵防》载，当时，广州“去京师万余里，然叶舟风递，穐骑星驰，不十余日可至”。
曲子8元代寺院、道观在朝廷特许下也经营商业，在城市里或交通要道边开设了不少浴室、酒店、栈房等，和驿站提供的住宿互补。
元代羊城八景据《羊城古钞》卷首是：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粤台秋色、白云晚望、大通烟雨、蒲涧濂泉、景泰僧归、灵洲鳌负。元代的八景中保留了宋代的四景，说明元代广州城市发展与宋代相差不大。但西北且扩展到官窑镇，而白云山已开辟，越秀山也成为风景区。城内反无一景，这可能是光孝寺已受战乱破坏所致。扶胥景是宋代社会文化的延续，表示当日黄木湾淤浅不大，洋舶仍出入扶胥，成为广州外港。宋代时更加繁盛，加以风光胜景，足可留连，遂成八景之首。元代承宋代经营之盛，亦列为八景之首。按《南海志》计算，海外和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147个，比赵汝适《番国志》计还多十多个国家（地区）。扶胥一镇税收即比东莞、新会还多，计扶胥镇一年税收为4467贯，清远为3623贯，东莞为2282贯，新会为4082贯。榷税更是扶胥为多。“石门返照”、“大通烟雨”两景，也因为北江、西江、大通滘口地形变化不大，仍为交通要冲之地，市镇繁华，景色美丽，故仍列入八景之中。曾昭璇先生所著《历代羊城八景的研究（元代）》中介绍，元代八景的主要特色是白云山区的开发加强，除宋“蒲涧濂泉”一景保留之外，还添加了“白云晚望”和“景泰僧归”两景，粤秀山亦属白云山余脉，这时也已开发，成为“粤台秋月”一景。白云晚望是指白云山上白云寺而言，早在元代便是观万家灯光，珠江渔火的羊城八景之一。
景泰僧归也是在白云山，元代列为八景之一，但在北坡。白云山峰多，景泰山即其中一峰，峰下有洞称泰霞洞。北坡林木阴森，更为清幽。梁时崇尚佛学，州官萧熴请罗浮景泰禅师卓锡于此。师择寺地坑中，故名景泰坑。师杖地得泉，称泰泉，故能建寺。山谷流泉，林荫寺美。宋时这寺称为龙果寺，且开发未及，不列八景之中。即元代这里以山林之美而出名。僧归即因有亭名而形成，《康熙广州府志》卷17载，宋代已有天南第一峰并“僧归亭”等点缀林间，为元代游人集中之地。元代时，越秀山已经开辟为广州群众游览中心地区，故列为八景之一。越秀山的粤台已成为游人集中地点。粤台是越秀山上越王台的简称。秋天天高气爽，景色美丽，为最好赏月季节。
“灵洲鳌负”的灵洲是指西南涌官窑附近的灵洲。在广州西北32公里，古代正当河流中流，故称为江心洲。但是这个江心洲并不是堆积而成，而是石英砂岩等坚硬岩石突起江中而成，故又称为灵洲山。因元代西南、芦苞水盛，行商官宦多出此途，故灵洲成为繁华之地。其实灵洲繁华历史早在晋代。《南越志》云“肃连山西有灵洲焉，其山平原弥望，层延极目。晋郭璞谓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者，斯其地也。”万历南海县《王志》云“宝陀寺在灵峰山上（即灵洲），创晋朝，山下有超然二堂，为仕官往来宾饯之所。”可见当日灵洲为牂牁江上的第一砥柱，文物兴盛，这里正是麻奢水入广州要途，故建镇正好。麻奢水明后称“里水”，因建堤分隔之故。宋代还有妙高台（东坡诗）等胜处。方信孺更比作金山，称为小金山（镇江金山亦在长江中，清末淤浅并南岸），命运与金山相同。元代灵洲兴盛，是当时广州西北水陆交通中心，有“驿市”之称。灵洲如一条鳌鱼，由河中升起，故海上之山称为“鳌峰”，即鳌鱼背上的峰。“鳌负”即有神物负着之意。
广州泮塘，“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如诗如画，古已有之。南汉曾筑御花园，到了元代，泮塘一带，除遍种荔枝外，还栽种“里木树”(柠檬树)800多株。诗人吴莱曾做诗：
广州园官进喝水，天风下熟宜檬子。
百花酿作甘露浆，南园烹成赤龙髓。
蒙古人乃于此建造御果园。里木树结果，榨汁煎糖，制成“解渴水”蒙古语称“舍里别”，进贡上京，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铁穆耳极是喜爱。
3、令人神往的海港
元代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元的统一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为了海上军事活动和大规模的海运漕粮，元代建造了大量船只，其数量，质量远远超过前代。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在南宋中后期，泉州港日益繁盛，逐渐超逾广州港。“广东第一富豪”蒲开宗自广州徙居泉州，去世后，蒲寿庚继承父业，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蒲寿庚做了三年不足的提举市舶使，能“擅番舶利者三十年”。1987年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势力强大。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据元脱脱《宋史》【瀛国公本纪】及1959年香港中国学社出版罗香林《蒲寿庚研究》载文，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景炎元年(1276年)授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1234年，蒙古灭金，与南宋接壤对峙。南宋被迫凭借水师防御蒙古南下。文天祥上书说，保疆的上策在于造舟船，兴水师。元军也大造舟船，加强水师。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造战船5000艘，日练水军七万人。1273年，元军以水战得利，攻占了被围四年的襄樊。元兵更知水师的重要，便令增练水师五六万人，再造战舰3000艘，两次共造8000艘。元军为一个战役就能一举建造数千艘战舰，这说明元代造船能力之强。
元兵陷临安之年，南宋败退福建，蒲寿庚拒不支援宋军，并于十二月降元，得元世祖忽必烈重用。至元十四年(1277年)即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又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泉州恢复市舶司。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在南洋，印度洋一带居航海船舶首位，载重量约在300吨上下，在继承宋代造船技术基础上又有所进步。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于元至正六年（1346年）由海道来访中国后，曾在其《伊本？拔图塔游记》游记述及广州、泉州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港中有大船百余艘，小船不可胜数。”
从非洲东海岸，日本，朝鲜，南洋各地都有使团，商队来到大都。沿海港口有直沽港，密州板桥镇港(胶州湾北岸)，刘家港，庆元港(明州)，温州港，泉州港(剌桐港)，广州港等.几经合并，最后只在庆元，泉州，广州三港设市舶司。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西方各国的贡使，传教士，商人，旅行家不断来到中国，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公元1254—1324年)约于1271年随其叔父经商来到中国，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留居中国17年。
马可波罗也在其《马可波罗行记》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其繁盛情况可以想见。元时期航线更进一步发展到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以至红海及东非沿岸。和我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也大为增加。
蒲寿庚以市舶威望名闻海外，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海外贸易。翌年8月，元代泉州港开港，并达到极盛。蒲寿庚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世祖欢迎并保护通商贸易的旨意。次年即有占城(越南)、马八儿(印度半岛东部之伊斯兰教国)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蒲寿庚提倡与海外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经商，曾对元初黩武海外的政策进行劝阻。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为征服日本，命造战船600艘，其中泉州负责200艘。据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5【元纪三】记述，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寿庚奏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