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发达，自宋朝起，就有来华的信仰印度教（即湿婆教）的印度人。总之，应该说元朝对于宗教的宽容政策是成功的，在元朝没有发生过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与统治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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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点，在宗教、思想、史学等各个领域，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
元朝之所以在宗教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成功吸收了印度的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长的良性文化环境。中国现有的五种主要宗教，除道教外，其他各大宗教均在不同的时期由外国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展。历史上，各民族和睦共处，宗教和谐共生是主旋律。
理学思想的确立
理学，始创于北宋，经过程颢、程颐，到了南宋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
理学在元代的北传并取得正统地位，是元朝统治下的汉族儒士，在失去了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后，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表现。
理学在北方的广为传播始于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5年窝阔台伐宋，攻破德安，赵复被俘，欲赴水自沉，被姚枢救出留在幕中，后随姚枢至燕京，受到忽必烈召见。忽必烈在燕京立太极书院，请赵复传授程朱理学，培养了一批理学家，元代着名的理学家姚枢、许衡、刘因等皆出其门。
在金朝，理学就已经在北方的局部地区流传。金章宗时，信安人杜时升隐居嵩洛山中，以程学授徒，他是在北方传播“伊洛之学”的第一人。后来，理学着作开始在金境流传开来。最早在金境公开刊行、造成广泛影响的，是张九成作解的理学着作选集《道学发源》。
蒙古灭金后，与南宋之间的战争展开。1235年，蒙军攻陷湖北安陆后，俘虏了“乡贡进士”理学家赵复。赵复被俘后很快得到了元朝的重用，当时元朝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及僚属姚枢等受命在俘虏中搜求儒、道、医、卜以及工匠艺人，知道赵复是南宋名儒后，立即护送他北上。赵复被护送到燕京后，在太极书院讲学，向他学习理学的人有上百人之多。其中北方儒士姚枢、刘因、窦默、郝经也在其内。在太极书院讲学期间，赵复也刊行了自己的着作《伊洛发挥》。后赵复又持此书遍游河北、山东，宣讲程朱理学，将理学思想较为系统地介绍到北方。
所以《元史》认为“北方知有程朱之学”是从赵复开始的。
但由于赵复不愿做官，不久就在真定隐居了，所以他并没有直接促使理学成为官学。许衡则将理学变成了官学。忽必烈经理汉地时，重用儒士，让姚枢担任劝农使、许衡做京兆提学。许衡所在州县都建起了学校。1262年，忽必烈设诸路提举学校官。许衡在1265年接受忽必烈召见时，提出了采用汉法的五条建议，其中第四条就是：“自各城市州县都要设立学校，让皇子以下的普通百姓子弟都能上学，以懂得父子君臣的纲常伦理。”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逐步实施。后来又在京师设立了蒙古国子学，许衡作为国子祭酒主持国子学事务，在元朝的蒙古人、汉人官吏和贵族的子弟中招收学生入学读书。国子学的学制体系都是许衡按照朱熹的教育思想确立的。1287年，元朝正式建立国子监学，由许衡的学生耶律有尚任祭酒，一切也都遵从许衡的体系进行教学。1291年，元朝又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了小学，自此从京师到郡县，元朝统治的各地都设立了学校。
在元代，地方有自由建学的权力，因此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宋朝，北及大漠，南到云南，都有地方办学。书院的山长由政府任命，掌钱谷的直学则由郡守及宪府（廉访司）考试选补。自京学到州县学以及书院的学生，经守令的荐举和台宪官的考核，合格者可出任教官或做吏员。虽然通过这一途径不能让读书人做到省台的要员，但在科举停办的时代，仍然给读书人指出了一条出路。而程朱理学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得到传播发展的。
程朱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播，为元仁宗在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元代科举乡试的程序为蒙古、色目人为一科，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为经问三条，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经义须从五经中明选一经为本经出题考试。汉人、南人为一科，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于《四书》内出题，经义一道，从五经中出题，各治一经。
元朝的科举考试已经和明朝的科举制度十分相近了。当时的考生在答题时，《四书》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注，《尚书》以朱熹弟子蔡沈的《书集传》为主，《周易》以程颐的《伊川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程颐、胡安国的《春秋传》、《礼记》用古注疏。
这样一来，读书人认识到，如果不读《四书五经》，不学程朱理学，就没有出头的一天，所以《四书五经》就成了世人奉为经典的书，理学思想也在这一时刻被确立。这以后，文庙从祀诸贤的座次在元代也已依照理学的道统观加以排定。1313年六月，仁宗以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和许衡从祀孔庙。1316年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这样，全国的文庙制度被统一起来，道学的正统地位及其所宣扬的道统说在这时正式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对元后的明清影响巨大。尽管理学到明末清初时已经彻底没落，可由于它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加上有科举制的支撑，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枷锁，存在了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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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思想研究史中，理学思想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关于理学的传播，史学家姚大力在其《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中指出：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可以1235年赵复游学北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1235年以前，流传在北方的理学，主要是二程学说的残支余脉，同时偶尔也有朱熹之学零星北上，但更多的学者则潜心辞章声律。理学在北方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且招来相当多的反对。赵复游学北上则是北方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元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
元代教育中最富特色的教育形式就是社学，社学属于正规教育之外的、教育面广泛的一种社会教育。
元代规定每社设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学校的老师，在农闲时教农民子弟读书。社学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农桑耕种技术的传播，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元代的私人教学因受统治者鼓励而得到充分发展，私学不仅促进了一般教育，还补充了学校教育的不足，更有意义的是私学促进了专门学术研究的发展。
元代史传中记载了许多靠家学和自学成才的人物，如雷膺、许谦等，反映了元代家学和自学从师现象的普遍存在。私人办学在元朝也较为普遍，如董土选曾聘名儒虞集的父亲虞汲在家塾中教导子弟等，在少数民族及西域诸族居住地区，私人办学者也不少。据《元史》记载，蒙古族的月鲁不花，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灿然成章”。元开国之初，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曾命令其弟在征服西域的过程中，把西域着名天文学家送到国内，请其讲授。他还注意学习西文教学，是我国最先接触和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人。可见元代各民族学者在兴办私学、研究科学文化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元代作为多民族国家，其文化教育在民间以私学的形式广泛展开，内容丰富，教育涉及专业技术、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多民族国家多元化共同发展的繁荣景象，为统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313年（皇庆二年）十一月，元廷下诏科举取士。
元初，科举制度没有受到重视，仁宗即位后，命中书省议行科举，于十一月正式下诏科举取士，定于1314年正式实行。
元朝的科举考试，一般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共举行过九次。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层。乡试于当年八月举行，蒙古人、色目人试经问、策问二场，汉人、南人试明经、古赋、策问三场。全国共设乡试会场十七处，从考生中选出三百人参加第二年在大都举行的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相同。从中选出一百人，其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各二十五名，以参加殿试。根据考试结果分为三等，每等从这四类人中各选一人，后增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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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为传统教育中非常有特色的机构，在元代普及到全国。王颋在《元代书院考略》中指出：全国书院有400余处，并绝大多数集中在江南三省，对普及文化与传播理学有很大的贡献。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说：元朝政府在尊崇程朱理学，大力鼓励书院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扼杀了书院学术的独立性。
此外，杨国勇讨论了元代教育的四个特点：蒙古文化和汉化相表里的教育体制，教育发展的起伏不定，学校与科举关系的松弛，创设学习域外文化的教育机构。他认为，从元代的教育设施可以看出当时对教育的重视，学校的课程设置则表明元代教育对科学技术和外国文化的重视，这些都推动了元代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