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身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福柯提出了著名的权力理论，包括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他认为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由话语组成，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了权力的操作。因此，话语隐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就是权力的代表。“所谓争夺权力就是指指争夺话语权”。斯皮瓦克也对福柯充分认可。她认为“福柯研究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政治、真正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福柯的理论揭示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政治关系，他曾经说过“真正的话语是一种被暴力所扭曲的形式浮于表面的”，这与斯皮瓦克所说的“他者”的隐身状态不谋而合。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语言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主要方式。重视翻译的性别可一定程度上实现改变女性的性别定位的目的，即“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Flotow曾坦率的声称翻译就是重写，并用种种手段凸现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在语言中可见，从而使女性在真实的世界里被听见或者看见。斯皮瓦克同样也通过语言和翻译来改变女性的命运，几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斯皮瓦克都是在以女性的名义写作，所采用都是关于女性文本和翻译的实例，目的都是呼唤女性觉醒的同时强调语言及翻译对于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性。
（三）后殖民主义的特征
传统的翻译研究知识将视角专注于文本本身，而忽视了与文本翻译相关的政治，社会，社会和历史，这正是翻译研究中一个需要突破的领域。因为，翻译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语言的开放性要求翻译过程中要与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文化和多角度的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批评入手，从而突破了传统翻译中以纯文本为单一中心的局限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文化范围和研究策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期，这时，西方对殖民地国家对原殖民地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占领和控制，使他们仍然处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只不过是殖民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以往坚枪厉炮的侵略方式变为对弱势的国家实行经济上垄断，文化上“西化”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对其社会进行和平演变，从而达到瓦解当地居民民族意识的目的。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反殖民”的研究开始出现。“后殖民理论”出现的时间是在19世界后期，使从印度独立之后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理论。该理论从西方激进派思想家，如马克思，尼采，阿尔杜斯，德里达，福柯等人汲取了经验，在对传统的观念产生质疑的基础上，与后现代的一些理论思想结合，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进一步的延伸。“后殖民地理论”关注的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既包括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西方和东方的关系，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讨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和处于弱势地位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
当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理论相结合时，产生了研究后殖民地翻译理论，二者的结合让翻译理论爆发了夺目的光彩。许多的翻译理论家运力后殖民地翻译理论从后殖民地的一对核心概念普遍性和差异性，权力话语，民族主义，文化杂合等多个视角重新审视翻译现象，为翻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后殖民地翻译理论跟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大为不同。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只是单一的一种文本同另一种文本交流的封闭过程，只是两种语言在文字上的转化，其间不会受到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翻译的本质，也就是它是两种文化的交流被忽视了。事实是，任何的翻译活动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外界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普遍的概念一直占据上风，该概念认为不同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特性，所有的差异都可以忽略不算。导致普遍性概念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占主要上风地位的原因对差异和权力话语的忽视。
后殖民地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原文中差异的尽量张扬，认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差异性的处理。当一位译者面对文本时，会面临作者的差异；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会面临文化方面的差异，因为不同语言的民族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会面临语言本身的差异；会面临写作传统的差异；除此之外，每位译者还有自的翻译风格，还要受到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差异在后殖民地翻译理论中都是要尽量张扬，呈现给读者的。
同时，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区别于传统的翻译理论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站在弱势文化的立场上，把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来考察。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疑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影响和在制约。译者和原作者或者原作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译者相对越原作者或者原文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再者，译者受制于目的语文化，比如历史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文化对于译者本身写作风格，爱好的影响。三者，译者有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下，还受到委托人，即需要译文而指派他翻译的人的权力影响，因为如果译文不符合对方的要求，译者所创作的译文是无从发表和不会被采纳。更重要的差异是由于隐藏于两种语言之后的两种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的不平等造成的。以往的殖民主义是通过武器等暴力手段来统治殖民地人民，但现在进入后殖民地时期，一些处于强势的国家则是通过文化殖民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把各类反映自己体制，风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文本通过翻译带到被统治的殖民地那里，让自己的文化对殖民地原有的文化进行削弱，吞并，从而达到其殖民结构永恒存在的目的。这里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中强势文化的权力的象征。在这个侵略过程中，翻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翻译受到了权力的限制，与此同时，翻译又参与了对权力的构建。翻译并不是一个结构简单的传声筒，也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翻译是成为维系不同文化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的共谋。
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爱德华·萨伊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
斯皮瓦克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后殖民者，随之她在其后殖民批评研究中引进了性别翻译的视角，20世纪80 年代以来她发表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作品，如论文《翻译的政治》等，并于1992年提出了翻译的女性主义观，之后成为一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她富有深度和创见的阐释，推动了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巨大的进步。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对斯皮瓦克的成就评价很高，“她的著述将翻译实践和后殖民理论紧密联系起来”。斯皮瓦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后殖民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她在权力和差异对语言产生影响的认同中。权力一直是后殖民主义关注的焦点。斯皮瓦克将权力与翻译结合起来，扩大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空间。的确，西方翻译史中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翻译过程、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借以充满性别歧视的隐喻建构并强化着其间的权力等级秩序。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她大都以女性和女性文本为例，谈及女性是非真实的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进一步她涉及到语言的“他者”形象。而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的地位背后是殖民统治的权力的暴力。女性如此，翻译也如此。翻译中的殖民统治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体现在具体的策略中。如在过去尤其是对殖民地或后殖民国家的英语学生来说，学英语要尽量与英语为母语者一模一样。这对传统的翻译教育而言至为重要，甚至奉为金科玉律。这些在斯皮瓦克看来，那种单纯依照语言的逻辑要求而根据指示明确的联系来进行的逐字翻译，缺乏对不同文化语言修辞的认识或摈弃异质语言的修辞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翻译的殖民主义。她反对翻译中的殖民统治，认为应当关注文本之后的权力。后殖民主义关注权力就其本质是关注因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差异问题。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研究一个重要的交合点就是差异问题，它旨在揭示传统翻译活动中对差异的视而不见或者是刻意的抹煞所折射出来的政治。对于差异性，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斯皮瓦克的翻译理论因深受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和后殖民的文学交流框架的影响，她的理论何方法中渗透着差异的信念。斯皮瓦克绝对是差异性的忠实拥护者，她反对二元对立，实则是反对普遍主义，她提倡他者现形，实则是呼唤差异。
（四）非主流文化研究的特征
众所周知，女性、译者、翻译、甚至具体到印度的翻译，这些都一直处于西方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呈现出一种非主流文化的特征。而斯皮瓦克从事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非主流”文化的研究，她的“非主流”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非主流社会，团体，性别，消除“非主流”的身份，并使其得到认同，从而削弱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而言，在斯皮瓦克看来，处于非主流文化中的翻译、译者和女性的崛起无疑会重写翻译的历史事实，之前他们一直徘徊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边缘上而得不到身份和价值上的认同，相反却被看作是西方的附属物与陪衬物。即便是这样，翻译、译者和女性的边缘地带的力量也是不能忽视和低估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抓住机会进行“非主流”或者“非边缘化”的努力。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自从其产生之后，便蓬勃发展，该理论借助各种有益理论的支持扩大影响，并采取各种翻译策列使其他者和非主流的身份得到改变。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变。斯皮瓦克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非主流”话语的研究不仅使该翻译理论得到了一定关注，而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现在正步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边缘， 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深受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的观点、后殖民主义同时还体现了她非主流文化研究的特点，这些思想影响了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并渗透其中，同时她独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又推动了这些思想的发展。它们互相融合于一体，相互影响，又各具特色。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只能点到为止，但我们却也从中可以感受到斯皮瓦克多样性的立场、晦涩难懂的个人文风及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贡献之处。
近些年来，国际上对斯皮瓦克思想的研究成果屡屡有点睛之作，但我国研究领域，因其作品译入时间短，加上其理论晦涩难懂，所以研究较少，即使有所研究，也只是关注斯皮瓦克某一文本的某一思想，全面地综述可以说少之又少。 有关斯皮瓦克作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的主要翻译思想的背景研究更是如凤毛麟角。本书从斯皮瓦克复杂的学术背景入手，谈及了她所受到的各种理论学派影响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希望可以对斯皮瓦克的研究有所帮助，也希望推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