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预闻国政的方法，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人格道德的典则。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而在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政权的社会变革时期，固守“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的立场，则是对革命的妥协和退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借用《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说法。
北伐战争大规模的展开，有力地扫荡了反动军阀的势力，给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广大农民在政治上把地主豪绅阶级及其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在经济上实行了减租、减息、减押，废除了苛捐，普遍开展了平粜等，农民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在军事上收缴了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的枪械，建立了农民武装；在思想文化方面，猛烈地冲击了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宗法制度，动摇了几千年来严重束缚农民的精神枷锁。对此，地主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叫“糟得很”。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跟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后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
毛泽东亲自到湖南考察了农民运动，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极其丰富的事实内容和精辟的论述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有力地驳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对农民革命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他在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之后，给“革命”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里，他引用了“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等成语典故，从各个方面和多种角度说明了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进行革命的。反之，必须以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运动那样来进行革命。毛泽东的这一伟大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