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对田志远所转述的龙岭村的“三只鸭子”，觉得特别不好理解。他说，大事不说，光说三只鸭子，犯不着嘛，三只鸭子算是什么笑话？我看限制小自由也没有错，总有一条界限嘛，三只太少，那就规定五只。五只太少，那就规定十只。超过十只，一律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嘛。
田志远说，老曲，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想想，我们国家鸭子多了有什么不好？农业生产发展了有什么不好？
曲径说，鸭子多了就是不好。社员都关心自己的小利益，谁去关心大集体？资本主义思想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这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上，一定要防微杜渐。老田你是搞理论研究的，你呀，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更加专心哟。
田志远说，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实事求是，我反对把鸭子数量的多少定义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老曲，不是我扣你帽子，你这位老战友就是有点教条主义！
穆大江说，好了好了，一个小问题，犯得着吗？
曲径说，老穆啊，反对学大寨还是小问题？反对毛主席还是小问题？那份军委全会主报告的修改，我昨天跟罗秘书长都争起来了，他说要把这也划掉，那也划掉，我就不同意。毛主席的许多指示都划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还怎么高举？我就是要让华主席、邓副主席在他们的报告中多提提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政治立场，是不会动摇的。这一点，我比老田强，也比你老穆强。老穆你这个人就是有点墙上芦苇随风倒，和稀泥。
穆大江哈哈大笑说，睡觉去了，睡觉去了。我看这份主报告，在广州也改不好了。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这些天为修改军委全会的这批文件煞费苦心，他抽了个晚上专门去邓小平的南湖宾馆三区七号楼，想再听听邓小平的意见。
这天晚上，他向邓小平转述了主报告起草过程中很多次的争论甚至争吵，而争论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围绕着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坚持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道路，很带原则性。
罗瑞卿说，小平同志，您说的国家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这句话我还是没敢添上去。
邓小平点点头说，是啊，现在不能公开讲。这个大题目，先小范围提出来，总之，要好好讨论。
罗瑞卿脸上掠过一丝担忧的神色，轻声说，小平同志，我从内心讲，非常赞成您的思路，可是我们国家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可是天大的事，全党能统一思想吗？这是毛主席再三说的话啊！工人、农民、知识界，都能同意吗？这个问题，不好碰啊！
邓小平笑了，用手拍拍罗瑞卿的轮椅扶手说，罗长子，你是怕我再次被打倒？
罗瑞卿犹豫了一下，说，您说对了，我怕。因为您离开工作岗位，不是您个人的损失，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
邓小平说，罗长子啊，天下之事，怕不得。看准了，就要去做。
罗瑞卿叹息一声，点点头。
邓小平说，我们不是为个人安危，是为国家的安危。
罗瑞卿点点头，忽然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说，明白了，小平同志。
同住在南湖宾馆的叶剑英，听说邓小平以“第四只鸭子”的鸭汤宴请了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乐得呵呵大笑。两天后他见到邓小平上门时，脸上的笑容似乎都还没有退去，他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啊，你这一盅“鸭汤”请得好啊。
邓小平说，叶帅，这次我在农村转了几天，感触颇深啊。广东农村的情况，我看，不是广东一地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再这样学大寨，全国上下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怎么上得去？
叶剑英收了笑容，点点头说，是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究竟要管多长时间，这个问题要研究。我们现在要搞四个现代化，这与阶级斗争是什么关系，也要研究。首先在理论上要搞清楚。
邓小平说，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恐怕一个时期要有一个时期的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纲，不能总是长期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觉得不行。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本任务是什么，这些都要认真研究。要是不说清楚，路会走偏的。
叶剑英说，说得好。不过，要开展研究，首先要解放思想。你在科学教育战线开的第一炮，就很有力。
邓小平说，虽然我们给教育家、科学家们鼓了劲，打了气，但是他们每个人的紧箍咒还箍在脑袋上，各种帽子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要求他们全身心去搞科研呢？
叶剑英说，是啊，从中央到地方，也包括军队，各行各业的问题都非常严重。这些天来，每天都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找上门来，要我帮助解决问题。冤、假、错案牵连的人成千上万，至今解决不了，什么原因？依我看，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首先是要解放思想，要有敢于打破一切禁区的勇气，这在当前是十分重要的。
邓小平说，叶帅说得太好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搞革命靠这个，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更要靠这个。叶帅呀，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探讨。
叶剑英凝视着邓小平说，请讲。
邓小平说，我感觉到，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来，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不能再整天搞运动、瞎折腾了。揭批“四人帮”不能没完没了，也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推到“四人帮”头上去，现在应该考虑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了。
叶剑英听邓小平这么说，忽然有了坐不住的感觉。他站起来走到客厅门口，看看门外几株高大的椰子树和盛开的木棉花，又走回来，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我一个时期以来，也在考虑这个事情。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以此带动全局。
邓小平马上站了起来，看着叶剑英，语句清晰地说，叶帅，我想好了，“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牵动全局的突破口。只有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才能够真正解放思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叶剑英低头沉思，良久，频频点头说，看来，是到了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了。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两双手，再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南方的风透过窗户，把整个屋子都吹得暖洋洋的。
中国的事情，有转机了。
在离开广东回北京的前一天，田志远又来到曲径的房间，与他聊了一会儿。田志远看见曲径一直埋首在军委全会主报告稿的修改之中，眼圈都发黑了，便说，老兄你不要这么苦地一遍遍改下去了，其实那天你要跟着小平同志到下面走一走才好呢，你会感觉到许多理论上的表述与实际情况是脱节的。这份报告的好多地方确实要改一改，我看小平同志在与各级领导的谈话中都透露出了要改变的意思。我们这些搞文字工作的，也要跟上这些变化，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打仗，不就讲究个灵活机动吗？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
曲径却显然有点不耐烦，说，老田，你不要多罗唆了。党的“十一大”精神，不是靠你说说就能改变的，也不是靠邓副主席说一些什么话就能改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伟大的体系，是一个总纲。我们的笔再千变万化，总也不能跑到总纲的外面去吧？谁跑出去，谁就犯错误。老田啊，我看你有点受你儿子的蛊惑。
说到儿子，田志远的心情又一下子阴暗下来。他放低声音问曲径：老曲啊，依你看法，那“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有可能降温吗？
曲径叹了一口气，又伸一个懒腰，然后站起来拍拍他这位心事重重的老战友的肩膀说，老田啊，我告诉你，这案子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你就丢弃这个“降温”念头吧。我知道你在担心儿子的高考前程，我也知道邓副主席心里也想改变这个事件的性质。但是你想想，我们中央的集体领导班子，尤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敢动这个铁案吗？
最后曲径又用关切的声音说，你家小源的事，我看还是你想想办法，在北京给他找一家靠得住的企业，安排当个工人。你呢，早点和曹慧复婚，这样你们三口之家也算是安定了，我看你这几年过得也够辛苦的。
这一夜，田志远躺在南湖宾馆松软的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稳，尽管广州的十一月还暖和得像春天，特别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