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件事，田志远也专门打电话询问了云南省的招生办。省招生办的答复是这样的：考生田源的试卷是前两天教育部才改判的，而全国高校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有些学校都开学了。所以，田源的这一情况，只能走扩招系列。经云南省招生办合议，决定按计划外的方式录取田源为景洪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新生，这已经是破例了，再没有其他办法。
田源抬起头，直接对父亲说我不去。父亲问，是不是离你的期望落差太大了？
田源说，这种问题还要问我？爸爸您自己都想得到，反正我不去。
父亲说，那你妈妈听了这话是要伤心死的。
田源说，要是去了这个学校，我才伤心死了。
父亲说，那你下一步怎么办？要么回西双版纳，要么跟我回北京。反正界河你是过不去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想过去的，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们国家正在起变化，可以说，爸爸每天都在为这种变化激动着。你也要相信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它特别多灾多难。
田源当时就没精打采地答复说，那我就回西双版纳吧，那里好歹总还有点工资，总不能老回北京吃家里的闲饭吧，再说您烧的白菜又那么难吃。
夏建国随着六十多位新生一起走进一间教室，挑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一颗激动的心始终在怦怦直跳。
这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窗外的风已经很有点暖意了。校园里草坪上的草色，远远看去似乎也出现了一点毛茸茸的鹅黄色。
北京大学经济系迎新会就在这一间阶梯教室举行，写有“北京大学经济系一九七七级新生迎新会”字样的横幅挂在教室黑板正上方。尚未正式宣布平反的老校长马寅初以及陈岱孙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来参加迎新会。马寅初其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他是坐在一架轮椅上被工作人员推进教室里的。这位老校长说他一定要亲自赶来教室，看一看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这些年轻学子们，谁也拦他不住。
在马校长的轮椅被推进教室那一刻，夏建国激动得不能自持，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他早就听说过这位传奇的、敢于坚持真理而不惜与毛主席意见相左的学者。这位受尽“革命大批判”的马校长，是在邓小平此次复出以后才恢复部分名誉并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的，但还没办法彻底平反。夏建国当然也知道其中的原因，连他参与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都还没有平反，一位一直在人口论问题上跟伟大领袖唱对台戏的学者，怎么会彻底平反呢？
但这时候，教室里的掌声已经是噼噼啪啪响成爆竹了。
经济系主任陈岱孙首先致辞说，亲爱的各位同学，我怀着难以言述的激动心情来欢迎大家，代表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全体老师欢迎各位。同学们，你们通过了去年的高考来到这里，从几百万人中脱颖而出，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无数的困难坎坷，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系主任讲完之后，六十多位新生逐一进行了自我介绍。这些新生年龄不一，有的是叔叔辈的，有的甚至还育有儿女。大家就这么一边介绍一边互相认识着，坐在轮椅上的马寅初老先生也听得连连点头。
接下来就是马寅初先生发表即席讲话了。他用一种与九十六岁老人很不相称的嗓音清晰地说，同学们，首先呢，当然要恭喜各位，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这说明你们都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刚才我听了各位的自我介绍，相当感慨。你们能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读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观。我相信，这是空前绝后的事情，这是你们的荣耀。同学们，你们带着这份荣耀来到这里，不仅为你们自身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你们还要肩负起为祖国开创崭新未来的使命。我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垂暮之年能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也是我的荣耀。我们北京大学经济系，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衷心地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在你们之中看到共和国的总理、世界银行的行长、经济学的大师。
顷刻间，掌声雷动。夏建国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马校长的这段讲话，直至很久以后还一直在全班同学的心头轰轰作响，简直震耳欲聋，起码对夏建国来讲是这样。
礼拜六晚上回到家以后，夏建国敲开父亲的房门，认认真真对父亲说，爸，我想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夏默愣了一下，接着就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好，爸支持你。
儿子在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了不得啊。
任燕也知道了夏建国写入党申请书的计划，她立刻往北京大学打电话向夏建国表示了自己的祝贺。她觉得初春的阳光真是明亮，她甚至看见了他们两人的命运在未来相交的那一刻。
就在夏建国伏在台灯下写入党申请书这一天，远在西双版纳的田源却大腿骨折了。
田源是在农场一次砍大树的活动中为救杜鹃受伤的。当时，眼看一棵大树被电锯锯断就要轰然倒向杜鹃，他像只野兔一样扑了过去。姑娘被推开了，而田源的左大腿却被树干狠狠地压住了，他当场就昏了过去，吓得杜鹃趴在他身上大喊田源、田源！
田源日后的命运与夏建国的命运，显然已拉开了距离。
田源是打着石膏、躺着担架回到北京的。大胡子场长原本想让田源在场部医院疗伤，说田源因为舍己救人已被评为农垦场的先进工作者，以前工作偷懒、抵抗领导、参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嫌疑，都不再提起了，农垦场的墙报上也做了“向田源同志学习”的专题。在这种情况下，大胡子场长希望田源还是不要再离开西双版纳了。然而田源终究感到在农垦场没味儿，提出回家疗伤，于是大胡子场长与一个睡在田源上铺的叫陆大洲的战友一起抬担架，送田源回到了北京。同行的还有那位被救的杜鹃，她说自己非得送送恩人不可，而且一定要在田源的双亲面前道一万个感谢。
杜鹃果然见到了田志远，接着也见到了匆匆赶回四合院的曹慧。杜鹃在叙述田源壮举的过程中泣不成声，差点没对田志远和曹慧跪下来。这一幕弄得田源很不好意思，他坐在床上说，杜鹃你这是干吗呀？我无非是推了你一把，谁都会那样做嘛，你别弄得这么惊天动地似的。
陆大洲则回忆起田源在农垦场的其他感人肺腑的点点滴滴，比如把仅有的半斤饭票借给别人，又比如练提琴的时候怕声音难听而躲到畜牧房的后面去，再比如把身边仅剩的一个馒头给了当地一个傣家小孩。陆大洲这一说，又叫田源发怒了，说你咋不说说我参与打群架的事啊？咋不说说我与领导对骂的事啊？我的坏脾气可多着呢。
田源这一说弄得大胡子场长也很不好意思，连说谁没个优点缺点的，一个人只能看主流，田源同志成为我们农场的先进生产者，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儿。我们全农场都要向他学习，包括我自己。
田志远提出要留他们住几天，看看北京，但他们都没答应，只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一眼毛主席画像和金水桥就匆匆赶往火车站了，说西双版纳的生产任务很紧。客人们走了以后，曹慧摸着儿子硬邦邦的石膏腿巴巴地掉眼泪，说你这么不安分，叫妈怎么放心得了啊？本来上了景洪师范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偏偏你脾气这么倔。
田志远却说，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吧，反正小源回北京来也是好的。我看了他的X光片，手术做得很好，年轻人腿骨复原也挺快的，一点都不会受影响。我在战争年代先后大大小小骨折过三次，几个月之后就照样跑啊跳啊，一点不碍事。不过有一封香港来信，倒是挺奇怪的。
曹慧听到“香港”这两个字眼双目就瞪圆了，她现在最听不得“香港”。田源一年半以前的“扑网”，以及一个月前在广东宝安的晃悠，都使得曹慧非常紧张，她总觉得儿子有一颗蠢蠢欲动的“投敌”之心，尽管儿子现在已经是西双版纳农垦场的先进分子了。曹慧从田志远手里抢过那信一看，信封上的落款果然是“香港九龙”。那张小小的邮票上也果然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侧面头像，连邮戳上也有英文。她马上问儿子，难道香港有你的朋友吗？不会是敌特机关吧？这件事，你一定要跟妈妈说清楚，这可是比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还要大的事儿啊。在这个立场问题上，妈妈是不会跟你有丝毫含糊的。
田源也感到纳闷，香港会有谁给我来信呢？他突然脑子一闪，会不会是那个叫吴怡茹的女孩呢？我确实曾经告诉过她北京的家庭地址，但她那时候并没有动笔记下来啊，难道她记忆力这么好？
在父母亲四道目光的紧张注视下，田源快手快脚地拆了信，边看边念：
田源：你好！
试着写了这封信，凭印象寄到北京你说过的地址，也不知道你是否能收到。
分别以后，我九死一生逃到了香港，又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舅舅。现在我在舅舅的公司做事。
过来一看，真像人家说的，香港和内地确实有天壤之别。这里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生活水平更是差得太多。所以，虽然历经凶险，我并不后悔。
遗憾的是，你和刘哥被我拖累了。不知道你们后来怎么样，是不是受了伤？我想着，你们或许还会从别的渠道来香港。还幻想着没准哪天在大街上就会碰到你，就像我们遇见时那样。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我就告诉自己，你们可能回家了吧。不过，你如果还想来香港的话，我就可以帮得上忙了。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报答你和刘哥。
另外，烦请你把那把琴保管好。虽然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这边也能买到更好的，但是它毕竟见证了我们一段难忘的经历。
最后，希望你一切都好，期待与你再次相逢。
吴怡茹于香港
就这一封简单的信，在一般人看来不过是普通朋友之间的通信，再正常不过了，然而田源心里却涌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最起码，吴怡茹还记得自己。
曹慧看着儿子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奇怪表情，紧张地问，这是什么朋友啊？要在前两年，这就叫“有海外关系”，是要向上级报告的，是要被追查的。
田源说，要是前两年，也没人会从香港给我写信啊。告诉亲爹亲娘，这是我新认识的一位朋友。
曹慧说，女朋友？你香港有女朋友？
田源解释说，不是跟您讲过，我前年去过广东、到过香港边境嘛，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朋友。这个朋友，刘妈的儿子刘金锁也认识。她后来就跑过去了，我和刘金锁没去成。
曹慧再三问不算是你女朋友吧，听到儿子否定的答复后才松了口气，心里想，能横下心往香港跑的女人，再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曹慧说，幸亏你没去成，现在成了先进工作者，算是挽救回来了。不然咱们家里出了一个在香港的儿子，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田志远说，好了，好了，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小源回来了也好，再扎扎实实复习一下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保不齐今年还真能如愿考上北大呢，无非就比夏建国晚了一年，他算是一九七七级，你算是一九七八级。
这么一说，曹慧也来了劲，说赶快复习，赶快复习，骨头虽然断了，骨气还是要有的。
田源抬头对曹慧说，妈，这么多年来，头一回听您说了一句我很入耳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