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一看自己的笔记本，开始说话了，声音沉稳而坚决。陈云说，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现在大家还有些顾虑。顾虑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做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该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考虑和作出决定。现在我说六个问题。
一听说陈云要谈六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纷纷打开笔记本，举起了笔。
陈云沉着地看看大家，开始说第一个问题，语调平静而缓慢：第一，“文化大革命”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
此言一出，会议室的空气顿时僵了，与会者几乎都瞪圆了眼睛。曹慧手中的笔掉落到地上，她急忙弯腰去捡。
陈云放缓声音说，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必须平反。他们的行为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六十一位同志不是叛徒。在延安开党的“七大”的时候，“七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有过明确结论，那就是“这是由党决定的”“本人不能负责”。他们所刊的“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是中央北方局决定的，党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这六十一位同志的案子，是冤案，应予立即平反。
话音一落下，整个会议室几乎轰了起来，许多人大声说，对，对！王恩茂对大家说，请同志们安静，请陈云同志谈第二个问题。
于是，陈云接着说，第二个问题，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前发出的，与处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不解放这些同志，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记录员曹慧手中的笔一直在哆嗦不停，她心里想，这个陈云，真是敢讲啊。而陈云接着说的第三个问题更使曹慧目瞪口呆了。
陈云说，第三，关于陶铸等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都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
听陈云同志讲到这里，会议室的角落里有好几位代表站起来喊，说得对，专案组该撤了！
陈云抬头看看那些呼应的同志，继续说，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坐在陈云身边的王恩茂一拍桌子，大声说，这个建议很好啊。更多的人附和说，对，中央应该马上作出这样的决定！
陈云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又说，第四，要肯定彭德怀同志对革命的贡献。
曹慧一听，更加愕然，手中的笔都不知怎么记录了。会议室又一次变得出奇的安静，大家都知道“彭德怀”这三个字的分量。这位彭老总所有的“问题”和“定性”，都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陈云今天敢这么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呢？
而陈云不管在座同志的惊愕，继续沉着地说，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不在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说到这里，便听得掌声骤起。与会者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唯有记录员曹慧脸色苍白，记录中的笔簌簌地抖个不停。
陈云看看大家，用更加坚决的口气说，我说的第五个问题，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听到这里，东北组的所有与会者都激动了，全体站起来鼓掌。这一次，连记录员曹慧也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拍掌不停。
曹慧想起了自己的儿子田源为躲避追捕而进行的逃亡，想起了昨天晚上他站在人民艺术剧院灯光明亮的舞台上。这么一想，她感觉到自己的眼睛也湿漉漉了。
陈云对所有站起来的会议代表说，谢谢大家，谢谢同志们。
待大家坐落，陈云话锋一转，说，我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同志的问题。
众人闻言，又是一愣。曹慧觉得自己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陈云难道要否定康生？她只听得陈云用缓慢的声音继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合上笔记本，脸上的表情有所轻松了。他说，华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今天就提出以上六个问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发言完毕后，会议室顿时炸开了锅。王恩茂击桌说，陈云同志说得太好了，这六大问题统统应该解决，马上解决！
坐在窗边的几位代表一边议论一边竟至哭泣起来，说陈云同志讲到我们的心窝里了，康生害人啊！更多的人在旁边小声劝说，别伤心，别伤心，我们都受过康生的害。
陈云静静地看着大家，啜吸了一口热茶。甩出这六发炮弹所引起的震撼，他在发言前就有所预料。
他转脸悄声对王恩茂说，我还有一句话要说。王恩茂立时站起来，招呼大家说，请安静，请安静，陈云同志还有一句话呢。
在会议室安静下来之后，陈云说，我刚才的发言，提了六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大会简报组的同志，我的这次发言能不能登上大会简报？
瞬间，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曹慧。曹慧一时瞠目结舌，不知该怎么回话。
看着曹慧的这个模样，陈云微笑了一下，不急不慢地说，在去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有个书面发言。我建议中央正式给邓小平同志平反，但是我的书面发言不给登简报。这一次我正式要求把我的发言登个简报，不知我们东北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
这问话一提，便是全场的掌声。王恩茂趁机大声说，同志们，同意陈云同志发言登简报的请举手！
除了曹慧，坐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几乎所有的同志都高高地举起了手。这个局面，也是陈云事先就预料到的。
曹慧在小组会一结束后，就飞快地跑到简报组办公室，向简报组组长刘鑫汇报了陈云这犹如石破天惊的发言，还递上了自己写得密密麻麻的会议记录，直把刘鑫也唬得目瞪口呆。坐在大会简报组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紧张地站立起来。没想到，在大会分组讨论的第三天竟然会出现这么猛烈的冲击波，而且制造这个冲击波的竟是当过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
刘鑫背着手，围着小会议桌绕了一圈，用犹犹豫豫的口气问曹慧，你的意见呢？
曹慧说，我心里其实也很矛盾。对于“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是赞成的，当然这也是毛主席定的案。但是现在看起来“四人帮”从中做了很多迫害工作，蒙蔽了毛主席，所以我赞成把这件事翻过来。可是，陈云同志所说的另外的问题，彭德怀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啊，陶铸啊，康生啊，这些事儿都是毛主席把握过的。现在把这些都端出来，这又是指向谁了呢？难道毛主席定过的事儿都不算数了？那还叫什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呢？
刘鑫沉吟了一下说，可是“实事求是”也是毛主席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啊，万一陈云同志点出的这些事儿，确实是应该重新评价的呢？
曹慧说，按你的意思，还是要出简报？
刘鑫说，我也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赶快上报，让上头去拿捏。胡耀邦部长不是说了吗，每期简报他都要亲自把关。我现在就去请示。
令简报组的同志没有想到的是，简报组组长刘鑫在二十分钟之后就跑步回到了办公室，并且只简单地说了四个字：全文照登。
简报组立刻紧闭房间大门，忙碌起来。
刊登了陈云发言并且引起整个中央工作会议一片沸腾的这期会议简报，邓小平是在第二天晚上看到的。新加坡中国大使馆的同志把这期简报的电文直接送到了邓小平下榻的宾馆。而在这一天的白天，邓小平还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肩并肩地站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办公大厦的二十二楼顶层，透过落地玻璃窗，仔细俯瞰着新加坡的几乎全部国土。
李光耀当时是这样对邓小平说的：我们的国家面积小，从这里看，已经可以看见新加坡的全貌了。
邓小平说，但是，你们发展很快。我到你们这里来，更觉得新加坡将是中国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
李光耀说，中国是个大国，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年是贵国建国三十周年，这也是个世界瞩目的时刻。
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但目前，还是个穷国。明年我们建国三十周年，但是不搞大型的庆祝活动。我们穷，为什么要讲排场呢？好起来再说。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自己骗自己。新加坡国土面积虽然很小，但是你们治理得很好，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
李光耀说，邓副总理夸奖了。邓小平注视着一个方向，用手指了一指，说，这就是你们的新兴工业区？听到李光耀肯定的答复后，邓小平又说，你看，能不能搬一个到我们国家去？
李光耀说，您要搬过去的，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工业区吧？邓先生，您心里，必有大计划。
李光耀的猜度是对的，邓小平不仅想要成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外的先进生产模式，还想跟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合作，采用各种灵活的合作模式，全面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普遍存在于中国国内的种种思想桎梏，就必须坚决打破，比如“两个凡是”之类。不扫清这些思想障碍，中国是没办法迈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而就在这个晚上，驻新加坡大使馆的同志就把一份载有陈云“六发炮弹”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电文，送到了邓小平下榻的宾馆。
邓小平读着电文标题的时候，就想到了那两句诗“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而把长长的电文读完后，他就闭上了眼睛，想象这次会议上应当会出现的种种热烈的场面。陈云同志是有智慧的，他抓的问题相当尖锐而又相当现实。这些问题的重新审视和解决，必将进而带动影响更大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比如对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平反。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正本清源以后，一个国家就能轻装上阵。而九亿人口的轻装上阵，就将是非常壮观的一幕，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想到这里，邓小平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不由得再次戴上老花镜，重读电文。卓琳走到沙发旁边，问他看什么材料呢，一遍又一遍的，说明天上午就要告别新加坡回国了，欢送场面一定很热闹，你要保持体力，还是早点休息吧。
邓小平抬起脸，看着天花板下垂着的水晶大吊灯，答非所问：这盖子一揭开，会议头三天安排的务虚讨论恐怕就刹不住了，大家都会有很多话要说。这次会议，没个十天半月的怕是收不了场。
卓琳一时没有听明白，说，你在说什么呀？
邓小平的估计是对的。在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中央工作会议的“三天务虚”早就突破了三天的规定，以火山猛烈喷发般的气势轰轰然然地向前发展着。六个讨论组几乎人人抢着发言，个个义愤填膺，任什么力量也难以遏制中国共产党内的这股思想解放的排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