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慧说，你们听听，这个讲话多么有水平！这就阐明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政治保障。你们说是不是？我就觉得，再接下去，我们中国的这条大船就会走得相当平稳了，又有速度，又不会左右摇摆得太厉害。反正我听了上午的报告，就觉得眼明心亮。我在走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就对我们熊复总编说，您无论如何要承认邓小平是个伟人，他要领着我们国家走一条崭新的道路。熊总编一个劲地点头说我承认，我承认。
田志远这时候就说，曹慧啊，你也无论如何要承认，问题落到我们两个人的家庭层面上来说，你是不是也该早一点回来了？我都催促你二十遍了。
曹慧瞪眼说，你这个人怎么大方向上看得很准，小问题上像个碎嘴婆婆似的。要我回来，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就嘴碎，当着人家建国的面还这么说！
田志远嘿嘿笑着，摸摸自己的头说，不说了，不说了，我是馋那碗炸酱面呢。
这时候，夏建国就从衣兜里郑郑重重地捧出了那封来自云南的沉甸甸的挂号信，说，小源妈妈，您看看这个。这密密麻麻的红手印里，有一个是小源的。我今天来找您，为的就是这封信。
曹慧听着有点发愣，直至把信看完，神色更加呆了。
她默默地把信递给前夫。田志远读了这信，一张脸也阴云密布了。
夏建国接着就转述了他所知道的云南农垦场的知青现状，以及他所了解到的全国的知青现状。他说，我总感觉到有一种声音在隐隐约约地响，那是火山喷发之前的岩浆的声音。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了，国家要考虑一千万知识青年的前途问题。既然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错误的，邓大人也明确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那接下来就是尽快妥善安置的问题了，不能再像“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所要求的那样让知青“坚守岗位”了，尤其是更不应该发生扣压知青写给邓小平信件的事情了。
夏建国还说，我在田伯伯面前也不隐瞒小源的想法了。他认为母亲还是有可能会想办法把这封万人联名信呈递给邓小平的，而父亲可能不敢。所以，他请我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妈妈，递上这一万个新手印。
田志远一听这话就站了起来，皱着眉走了一圈，然后对曹慧说，还是你帮帮小源他们吧，这确实是个问题。
曹慧斜眼说，为什么你不帮？你去见你的老首长，不是比我容易得多吗？
田志远叹口气说，孩子这么信任你，你就帮他走这个程序吧。虽然“中办”的刘鑫已经临时抽调去干刘少奇案子的复查工作了，但是“中办”也还是有不少人很熟悉。我相信这封信是会很快到达小平同志手里的，而小平同志也一定会有态度的。
夏建国一听田伯伯这么说，心里也踏实了，又说，动作要快。我是知道知青的心理感受的，我也曾经是知青。他们内心的火烧起来，就会很猛烈。
曹慧表示她愿意做这个事。她说，要是几个月以前，我绝不肯这么做，因为我是不肯否定任何一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而现在不一样，我现在要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这个总目标。但凡是有利于这个总目标的事，我就做。更何况，这一万个红手印里，还有小源的一个。我也希望小源赶快从西双版纳回到北京。
然后，曹慧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这封万人公开联名信，通过最直接的途径呈送给邓副主席；第二，让一家有影响的北京报纸刊登这封联名信的摘要，帮助孩子们达成重新回城的心愿。譬如，《中国青年报》就成。这份报纸刚刚复刊，不仅在青年人中间影响很大，中年人也很喜欢看。
夏建国有些疑惑，说，这样强烈的呼吁，报纸有胆量刊登吗？
曹慧沉思一下，对夏建国说，我有一定的把握。那家报纸的总编是我的老同行，我熟悉。我可以带着你一起去找他。万人公开联名信的摘要，是有可能出现在报纸上的。
夏建国跳起来说，我愿意跟您去！下午就去！
田志远说，曹慧啊，你这两个举措都很得力，我真是要向你学习了。你别以为我是在嘲讽你，我这可是肺腑之言。
当天下午，曹慧与夏建国的《中国青年报》社之行非常顺利。那位主编是个思想十分开放的人，答应得很痛快，在送客人下楼的时候还苦笑着说了一句肺腑之言。他说，老曹，实不相瞒，我们是同命相怜。我儿子和女儿都是黑龙江农场的知青，我和老伴想他们也都想得半夜三更睡不着。
一听这话，夏建国说，明白了。
而仅仅在两天后，这封厚厚的《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就放在了邓小平办公室的案头上。王秘书在放下这封沉甸甸的信件的同时，还不忘在邓小平耳边解释了一句，这封信有一万多人签名呢，看来问题很严重。
接着，王秘书又从一堆文件里捡出一份报纸，小声说，这里还有《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您平时要求我及时递上关于知青问题的材料，所以我就送来了这份《中国青年报》。
邓小平在看联名信以及那篇评论员文章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一直很沉重。半个小时后，他召来了王秘书，对他说，立即通知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还有王震副总理和农垦总局的负责同志，请他们来一趟，商量个解决办法。
邓小平所请的几位在一个小时后都赶到了米粮库胡同。他们没料到，在邓小平办公室一坐下，首先听到的就是邓小平略带恼怒的口吻。
邓小平说，这是知青写给我的第二封联名信，据说第一封联名信已经被扣押了。给我的信怎么能随便扣押？如果你们总是这样采取压制、捂盖子的做法，上面怎么才能听到群众呼声，作出正确决策？
一听邓小平这批评，国务院“知青办”主任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其他的几位客人也都屏住呼吸，不敢直视邓小平。农垦总局的鲁局长心里倒是有点坦然，他想，正好趁这个机会向小平同志汇报一下知青的情况。自己也有三个孩子，分别在各省的农场。知青们的现状，自己心里有本清楚的账。相信小平同志是会有兴趣，也会有能力了结这本账的。
邓小平看着客人们一脸紧张的样子，缓和了口气，继续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主管部门都不为广大知识青年说话，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工作没有取得主动。我知道你们工作有难处，但是，我们总是要敢于面对困难啊！知青的问题比较特殊，农垦总局的同志在这里先介绍一下情况吧。
鲁局长马上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报告，边看边说，去年年底统计，包括建设兵团在内，全国国营农牧场已经发展到两千多个，拥有职工五百万人，而其中支边知青占一半多。他们属于正式职工，不享受插队知青的“三招”待遇，所以抱怨最多，情绪波动最大。
在鲁局长汇报了一刻钟之后，办公室又恢复了沉静，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与棘手。邓小平思考了一下，说，知青的情况，总的说来，比较特殊。但是我们处理起来，不能含糊。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另一方面要给娃娃们讲清楚，我们一定会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
鲁局长壮起胆子说，小平同志，我说实话，各地知青出了那么多的状况，恶性事件也很多，板子也不能都打到知青屁股上，这与我们管理工作的混乱也是分不开的。有的系统和单位认为知青反正是要走的人，方法简单粗暴，一粒火星就点起了一片火，导致动荡不断。
刚说到这里，王震副总理赶到了，一进门就说，抱歉，抱歉，劳小平同志久等了。我是找报纸去了，是一份《中国青年报》。听说这份报纸上登了一篇“青年来信摘编”，摘编的是《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指名道姓啊。听说小平同志今天找我们是研究知青问题，所以我怎么也得把这张报纸找到。喏，小平同志，您看看，真是点了您的名啊，他们等着您的表态啊。这份报纸也真胆大！
邓小平从办公桌上举起报纸说，你带的报纸，我也有一份。我已经看了，今天专门请你王胡子来，就是想听你这个农垦老战士说说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谈到农垦，王震就太熟悉了。他一坐下就说，我就提几句历史吧。一九四一年，我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参加垦荒的战士是两千人；一九五三年，中央批准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垦荒戍边的有十一万人；一九五八年，我向主席建议开发北大荒，也仅仅是十万官兵。但是现在呢，全国农垦场的人员已达到五百万，其中知青占了大头。这人数太多了，不好办啊，娃娃们不安分啊。听说现在到处都在闹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和这些地方没有发展起来有关呢？起码也是原因之一吧。
邓小平一边听王震讲话，一边还举着那张《中国青年报》看，脸上依旧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时候王震就噌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当然知道邓小平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国家由于“文革”已经损失太多，现在稍微有点起色，如果几百万农垦知青一下子全部回城，哪里来的就业岗位？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也太大了，社会能安定得了吗？
王震于是直接表态说，他们闹事，我王胡子不怕，让这些娃娃找我好了！
邓小平摆摆手，让激动的王震坐下，然后缓缓地说，看来，我们对农垦知青这一块还是重视得不够，政策有问题。
鲁局长心里想，小平同志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知青问题，说到底，就是国家政策出了问题。
邓小平想了想，继续说，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很好，要把生产搞好。转告云南省委注意，把事情调查清楚，对存在的问题要坚决整改，争取尽快把事态平息下来。在中央对知青问题还在研究之际，希望广大知青还是要不误农时，搞好生产。
西双版纳自治州派出的州委工作组火速赶到了西双版纳的农垦场，任务是做好知青的工作，让他们安心岗位，搞好生产，不要再闹事。
也是应云南“知青办”的紧急要求，省委才决定由州委派出工作组的。云南省“知青办”的同志在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起初，他们只以为云南知青是在云南的范围内吵闹一下就完事的，而没有想到，他们又把一封万人签名的信件寄到了中央，甚至还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州委工作组的李组长深知农垦场的这些知青不好对付，他们敢闹敢打，甚至还能“通天”。但是，无论怎么说，安定是第一位的，生产是第一位的。什么都要服从大局，不能跟政府闹事。
而农垦场的田源、陆大洲、杜鹃这些知青也知道，这个州委工作组是不好对付的。如果工作组是诚心来听取意见和逐步解决农场知青回城问题的，那当然是好事，可以给领导留点工作时间，问题的解决总是逐步的；而如果工作组只是来安定人心，号召大家坚守岗位，并不解决回城问题的，那肯定就得摊牌了。因此，田源、陆大洲、杜鹃事先就与本农场的知青以及附近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七个农场的知青进行了密集的串联。大家约定，一旦与州委工作组谈崩，就坚决起来抗争。
而且，这种抗争是有明确的目的的，那就是集体上北京请愿，汇聚到天安门广场去，或者汇聚到中南海门口去。到昆明坐火车也行，坐不成火车，哪怕步行也行。陆大洲甚至说“爬也要爬到北京”。
抗争所需要的横幅、口号、意志和决心，一两天之内就已全部准备就绪。
西双版纳这几个农垦场都脱胎于云南省建设兵团，几年来都是半军事化管理。如要说到抗争，说到请愿，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
农垦场的大胡子场长嗅到了明显的火药味，心里紧张，连夜就跑到了田源所在的寝室，跟他说，我的英雄哎，千万不能再闹啦，听说要闹到北京去，你找死啊？你要注意自己的英雄形象哎！
田源说，中国的事情就是不闹不解决。要是我们当初清明节不在天安门广场闹，哪会有后来的大好形势？
大胡子场长说，什么大好形势啊？你们清明节一闹，邓小平不是就给活活整下去了吗？
田源说，不是后来又闹了吗？《光明日报》文章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不就是闹吗？中央工作会议上，揭露那么多的严重问题，不就是闹吗？上海搞《于无声处》，我参加北大的《于无声处》演出，不都是闹吗？这么一闹两闹的，邓大人不是又出山了吗？邓大人不是开始把我们中国往现代化道路上推了吗？邓大人现在不是又表态说要逐步研究和解决我们知青的问题了吗？所以场长同志，您不必为我们担心。我们知青走了以后，您照样可以招当地的群众充实您的职工队伍，照样经营您的农场，生产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停顿，您慌什么慌啊？
当天晚上，这位大胡子场长回到自己家里，情绪变得出奇的平静，连他妻子都觉着了反常。大胡子场长一边吃晚饭，一边安安静静地对妻子说，慌什么慌？我看天塌不下来。你别看田源那个小子，还真有点“英雄相”。
田源确实表现出了自己的“城府”。在与州委工作组见面之前，他再三跟陆大洲与杜鹃讲明白，谈话要有礼有节，要听清楚他们的真实来意再作出反应，不要轻易就冒火、对抗。
与工作组的见面，友好与平静的气氛至多也只保留了半个钟头，之后双方的调门就迅速升高了。因为田源与陆大洲这十位知青代表听见州委工作组李组长谈的全是老一套，说的都是“你们要安心，要坚守岗位”“国家体谅你们的困难，你们更要体谅国家的困难”“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在具体贯彻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诸如此类的搪塞话。
陆大洲直接就站起来说，李组长同志，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你半句都没有提及我们的回城要求，你连邓小平同志说的“要继续研究和解决”的程度都没有。你们工作组就是这样来答复我们的迫切要求的？
李组长听见这么刺耳的话，一张脸立刻拉长了。
田源拉了一把陆大洲，让他坐下，耐着性子问，李组长同志能回答吗，为什么插队知青能陆续地回城，我们就不能回城？同样是知青，为什么区别对待？
李组长说，这不是很简单吗？两者身份不一样嘛。你们是农场的正式职工啊，你们怎么能说走就走？
一听这话，杜鹃就蹦了起来，尖声说，你说得好听啊，什么正式职工，实际上就是剥夺了我们的知青身份，结果就是让我们永远失去回城的权利，而且把“病退”“困退”这两条路也全给堵死了，真是缺德啊！
这么一说，在场的知青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七嘴八舌叫嚷起来。这种叫嚷声使得早就候在门外与趴在窗户上听着的“联络员”都神经紧张了，他们纷纷用手势向各自的身后发出了信号。于是成排成连的职工们都开始向农垦场的场部会议室聚集过来，早已准备好的大横幅与小纸旗也都冒头了。
农垦场所有的知青都感觉到，一场风暴已经难以避免了。
而在会议室里，双方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唯有农垦场的大胡子场长拱着手，眯着眼睛，不发言。他心里想，吵吧，大不了就闹呗，只要不出人命就是。田源这小子聪明，问题就在一个“闹”字里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