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是不想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因为事儿实在太多，有点焦头烂额。但是彭真委员长亲自打来了电话邀请他参加座谈，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总算起草完成了，总算在专家们的争吵中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全国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付诸表决之前，还是想听听几位权威专家的意见，荣老板不出席不行。
荣毅仁是在这个座谈会开了一大半的时候发言的。在这之前的激烈讨论中，他都没有吭声。但是对草案中的某一个问题，他觉得如鲠在喉，不说不行了，于是就发了言。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合资法》的第四条，它规定了在投资比例中外资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不高于百分之四十九。
主持人马上解释说，荣先生，我们这个比例规定，是委托驻外机构紧急查找各国相关法律之后作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上限。
听了这话，荣毅仁就摇头了，连连称不。他知道自己接下去的建议会引来反对的声浪，但他觉得自己还是要说。于是他就说了，并且站了起来：我们要考虑国家当前的情况。之所以我们要搞中外合资经营，是由于国内资源丰富，技术落后，资金特别是外汇资金缺乏。从这个情况出发，百分之二十五的底限规定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规定百分之四十九的上限，这就限制了外国商人的投入，不利于我们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标。我觉得，我们要突破这个上限。
他的话音刚落，草案起草组的一位教授就激动了，冲着他大声说，怎么可以没有比例的限制？外资比例超过我们的资本了，厂子不就成外国人的厂子了吗？主权何以保障？
荣毅仁继续站着，态度毫不退让。他说，如果规定外资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那么每办一个企业，我们都要拿百分之五十一的资金去陪同外资搞经营。我们本来就缺乏资金，按照这个规定，外商有钱了也不能投资，这不反而限制住我们自己了吗？
坐在他对面的那位教授一听，眼珠子鼓得更圆了，说，荣先生，这个比例不是数字，是原则，是主权，是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资金短缺就放弃原则！荣先生你要明白，我们是参考了很多法律才决定写下这一比例的。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防了一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允许此事发生。
荣毅仁很为这场争吵烦恼。他后来坐了下去，也说了很多话，但是赞成他的声音并不多，更多的声音是在叙说主权、原则、国家利益、人民尊严。荣毅仁只觉得头脑轰轰地响，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告诫自己：荣某人，你争什么呀？这又不直接关系你的事，彭真委员长把你请来，也不是听你争吵来的。在涉及主权和原则的问题上，你赶紧退一步吧。人家不直截了当扣你一顶“丧失主权”的帽子，已经是很客气啦。
他回到家以后还是心神不宁，对夫人说我想和邓副主席谈谈。夫人劝他别去麻烦中央领导了，说那么小的事儿不该影响全局，《合资法》能在全国人代会上表决通过，才是大局。
荣毅仁急了，说，这怎么能算是小事呢？这个比例一定，很多外资不敢进来，生产发展不起来，吃亏的还不是我们国家？
夫人犹犹豫豫说，那你就向中央办公厅挂个电话吧，我看人家邓副主席也不会为了这么一个百分之四十九来见你。
谁知道邓小平当夜就派车把荣毅仁接进了米粮库胡同。还没等荣毅仁叙说，邓小平就说，我已经知道你在人民大会堂“舌战群儒”了。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这确实不是个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请谷牧同志专门去陈云那里一趟了。陈云同志这方面有经验，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听邓小平这么说，荣毅仁就安下心来，在沙发上慢慢坐下，接过了王秘书向他递来的一杯茶水。他后来又再三向邓小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提高外资投入上限，绝对不是个主权问题。他说，就我接触到的外国银行、工商界人士来说，他们的资金就非常充裕，希望投资到中国得到利润。我们把比例一限制，又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陪同经营，他们有钱也无法投资啊。而且，我在想，人家投资，虽然赚了些利润，但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带动了我们的企业发展。要是限制住他们，反而对我们不利。
这时候邓小平站了起来，沉思了一下，说，荣老板，我赞成你说的。所谓“影响主权”，这种说法貌似有道理。但是，人家到中国来投资，在中国境内投资，遵循中国的法律，怎么会影响我们的主权呢？
荣毅仁一听邓小平这么说，就激动起来。他认为邓小平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这时候，他听邓小平继续说，我们就是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这是大账。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外资上，机会难得，现在不利用真是太可惜了！荣老板啊，我们算是取得了共识。这个《合资法》目前不可能是完备的，我们现在的环境有局限，我们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申明。我看，百分之四十九的上限，或者规定什么三分之二，都可以不写。
邓小平刚说完这句话，王秘书就走进来报告说谷牧副总理从陈云同志那儿回来了。邓小平笑了，说，那我们就一起听听陈云同志的意见吧。
这一次，谷牧走进邓小平办公室的脚步咚咚有声。谷牧说，小平同志，关于《合资法》规定外商投资比例的问题，我已经征求过陈云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的看法也很明确，他说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
邓小平笑了起来，而荣毅仁脸上的笑容更见灿烂。荣毅仁说，邓副主席啊，我们这个《合资法》如果这样改，并且通过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合资法》中，都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谷牧说，确实是个创举。
邓小平坐回到他的椅子上，点点头，取起一支烟，总结似的说了一句话，这就是要昭示中国推进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念。
荣毅仁当晚回到家里，只对他夫人说了一句话就匆匆上床睡觉了。他觉得这一天又疲乏又兴奋。
他说的那句话是：邓公魄力，无人堪比。
不多久，在北京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顺利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合资法》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果然没有提到投资的上限。而且，《合资法》明确规定，董事会处理重大问题，由合营各方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协商决定。
中国通过的这一法律，使远在大洋彼岸的哈默十分满意。他说，好好，中国真的要迈开步子了。他决定亲赴中国，催生中美第一个合资企业的诞生。对他亲赴中国的决定，他的董事会成员大都表示出了忧虑，觉得哈默董事长没必要亲自去，步子不要迈得过大，资金不要投得过多。中国毕竟是个集权国家，风云不测，说变就变，到时候想抽身都难。还是让董事长的私人代表史密斯在北京考察充足一点，谈判充足一点，思考充足一点。不要把曾经与苏俄做生意的经验套到中国。不要以为与共产党国家做生意，我们就一定会赢。
哈默注视着他的董事会成员说，有几个美国企业家与红色国家做过生意？你们小看了我哈默！
而他的一位助理却是从另一个层面向他进行了劝阻。这位助理俯在他耳边说，尊敬的哈默先生，您已经八十多岁了，从纽约到北京飞行距离是一万零九百九十一公里，商业飞行需要超十六个小时，这会要了您的命，怎么可能呢？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哈默凝视着这位助理说，你难道只记住了我的年岁而忘了我的名字吗？我叫哈默！
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将亲自前往中国考察的消息震惊了全美。临行前，哈默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
在回答记者“如何看待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一问题时，哈默挥舞着拳头说，我哈默博士可以预言，中国将爆发一场革命。当然，我所说的革命，是指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此次中国之行，我将兑现向邓小平先生的承诺。
记者问，您曾经与红色苏俄打过交道，并且被列宁亲切称为“哈默同志”，现在您又将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打交道，请问您是否认为现在是与中国打交道的最佳时机？
哈默说，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我只邀请你，明天上午带上你的相机，去机场拍摄一架私人波音727飞机的起飞。那飞机是直接飞往中国首都北京的。飞机里面坐着的，就是哈默博士。
在哈默的专机从美国东海岸起飞之后，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田志远却突然接到了荣毅仁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非常焦急，说哈默先生可能在北京落不了地了，能不能临时降落香港机场？
田志远很是惊讶，问为什么。荣毅仁说民航方面根本不批准哈默的航线，民航认为私人飞机直飞北京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田志远从办公室的座位上跳了起来，一边披衣一边喊，快要车，去民航局。
国家民航局的沈局长这时候也焦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碰到的这个麻烦其实并不小。因为北京还没有跟美国通航，加上哈默乘坐的是私人飞机，所以民航局不可能同意哈默的飞机在北京降落。沈局长也冒出过“特事特办”的念头，但是他遇到的却是专业人士的一片反对声浪。
沈局长设想的是，哈默的飞机可以在香港降落，这是一个折中办法。所以他把这个建议告诉了荣毅仁，而荣毅仁则紧急打电话向国务院港澳办求助。
田志远赶到民航局，沈局长给他的计划是飞机降落在香港，然后请客人经过罗湖口岸进入中国。这样既可以走通程序，也可以给哈默博士一个交代。
田志远急了，说不是香港不可以降落，而是哈默博士的前来是邓副主席访美时亲自邀请的。他是前来洽谈中美第一个合资企业的，这件事如何办理，直接关系到国家吸引外资、对外开放的国际影响。再说，中美都建交了，中美航空协议也签了，迟早是要通航的，让哈默先飞个航线过来并不算违反规定。
可是沈局长的脑袋还是摇成了拨浪鼓，说你田主任刚才讲的一番道理，我刚才在局务会议上都讲过了，但还是不行，关键是无法可依。这是我们民航局集体的意见，我个人不能推翻集体意见。
沈局长说到这里就缓了口气，因为他看到这位港澳办副主任脸上堆积的乌云实在太浓了，于是便轻声说，田副主任，您看是不是先跟哈默博士的专机协调一下，看对方能不能接受降落香港这个方案？
半个小时之后，哈默派驻北京的代表史密斯就把转飞香港的建议，通过航管部门送达了哈默专机。正在打盹的八十二岁高龄的哈默睡意全消，睁圆眼睛喊怎么可能，是邓小平亲自答应我的私人专机可以在北京降落的，他们不能这么不守信用。
哈默的激动也使座舱里的二十几位美国企业家惊成一片。这些美国企业家都是跟随哈默到中国来寻找商机的。哈默曾经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拍胸脯说邓小平是自己的老朋友，会像热情欢迎自己的投资一样热情欢迎大家的投资。这些企业家疑惑地发问，是不是邓小平改变主意了？或者是中国的政局又发生什么变故了？
懊丧万分的哈默告诉机上的报务员，一定要指示史密斯向北京的接待部门说明，是邓小平在西蒙顿市吃烧烤的时候亲口表示他的私人飞机可以降落北京的。他把“亲口”两个字说得很重，几乎是喊出来的。
田志远的汽车又直奔民航局，这次他是带着夏默一起去的。夏默还带上了一份哈默博士的医疗报告书，这是专机上的哈默私人医生刚刚发到北京的。医疗报告书很详细，明确说明哈默先生的心脏不太好，乘机时间不能太长；如果转机再飞，会有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