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戏曲蕴藏了丰厚的民间审美资源，拥有建构民众日常生活的力量，体现了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形成的生活内容和情感经验，“我国的戏曲，是一种有广大群众参与创造的艺术。它的剧本很少由某一个人写定，不再改动，总是在演出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改变。今天在舞台上演出的本子，大部分是民间集体创作的产物。即或出自名家之手的古典剧作，流传到民间，经过民间艺术家的加工，也往往会发生变化……，民间艺术家以他们分明的爱憎态度和对生活独具的洞察能力，对传统剧目进行丰富、加工，有时能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这是郭汉城等人在“十七年”时期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所作的思考和探讨，他们显然注意到了戏曲改编具有民间艺术集体创作的特点，包含了民间大众自在状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趋向，从而在“十七年”戏曲改编的现场即已敞亮了民间文化的价值意义，同时也参与建构了“十七年”戏曲改编的研究历史。
“十七年”戏曲改编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开展过的轰轰烈烈的戏曲改革运动，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实施的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意图的文化和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是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开始的，就像田汉在1950年12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对戏曲改革系以修改旧剧本及其演出形象竭力保存其原剧目为主”。当时的“戏曲改革”显然更加关注剧目的“思想内容”，譬如毛泽东在1947为延安平剧院所作的《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戏曲改革要先从内容着手，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也指出必须重视改造有群众基础的旧文艺，“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也反映了对于“思想内容”的重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戏曲改革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因为“剧目是戏剧活动的基础。它是接受遗产的最具体、最根本的一环”，周扬也指出：“戏曲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剧本，因为剧本是戏剧活动的基础”，“戏曲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剧本问题。剧本是戏剧的基础，演员的基础”。剧目、剧本在“戏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人们不得不承认当时能够直接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新剧目并不多见，用张庚的话说：“我们已处于青黄不接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最有效的办法呢？那就是发掘、整理优秀的传统剧目”。因为既然“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那么通过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来应对“剧目贫乏”的严峻形势显然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因此也就必须对传统戏曲剧目的源流、演变、改编过程、思想内容、价值意义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对于具体剧目的改编所进行的分析论述，如张庚的《关于〈白蛇传〉故事的改编》、《谈〈蝴蝶杯〉里的精华与糟粕》、《〈秦香莲〉的人民性》、《向〈十五贯〉的成功经验学习—谈〈十五贯〉的剧本整理》，席明真的《美丽的故事、反抗的诗》、《〈秋江〉试评》，伊兵的《论〈梁祝〉》、《谈〈炼印〉》，张真的《谈〈三关排宴〉》、徐进的《梨园戏〈陈三五娘〉》等文章，在对具体剧目及其改编的分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它们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二、围绕着“神话戏”、“鬼戏”、“推陈出新”等专题论争，人们对传统戏曲的改编方法、传统戏曲的意识形态功能、如何对待戏曲改编过程中的民间资源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讨论；三、由于当时的一些戏曲理论家同时又担负着领导工作的重任，对于他们来说，理论研究、批评的展开和政策的制定、阐释与执行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田汉在1950年所写的《怎样做戏改工作——给周扬同志的几封信》，就兼有理论和政策的双重价值。在这篇文章中，田汉对900多个京剧剧目进行了考察。对神话和封建迷信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又譬如说张庚，他从延安时期开始就致力于传统戏曲的改革活动，“十七年”时期曾经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关于戏曲改编的讲话和文章，如《扩大上演剧目的几个问题》、《正确地理解传统剧目的思想意义》、《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试论戏曲的艺术规律》、《开放剧目与推陈出新》、《推陈出新及其它》、《推陈出新与整理传统剧目》等文章，都对当时及以后的戏曲改编和理论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总体上说，张庚对传统戏曲持一种宽容和开放的态度，认识到它所具有的丰富的民间文化成分及其复杂的意义指向，但他同时也强调“戏曲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七年”时期的这些研究文献通常都很重视传统戏曲及其改编过程中所具有或生发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意义和功能价值。而新时期以来人们则更为关注传统剧目通过改编能否获得当代性，有人认为“在传统剧目中，有的表现了轻财重诺、助人为乐、好打不平的正义品德；有的表现了艰苦卓绝、坚韧不拔、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有的表现了虚怀若谷，礼贤下土、从谏如流的长者作风”，所有这些内容已成为传统剧目的生命力，所以，“它们对形成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和道德观念曾起重要作用，至今仍给广大观众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对于“十七年”时期曾经被激烈批判的“因果报应”的观念，也有人认为是体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真实的伦理情感，“老百姓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固有宗教迷信的一面，却也体现了他们有着善必定战胜恶、公道自在人心的信念……，惩恶扬善大团圆结局，同样能给人以思想启示”，甚至，“突出‘善有善报’，非常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式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相当多的文章谈到了传统剧目的改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寻找到了“古今契合点”，传统剧目的改编才会获得当代性，这显然是对“十七年”时期关于戏曲改编的“人民性”、“时代精神”、“历史真实”等理论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更多的对“十七年”戏曲改革的方针政策乃至具体剧目的改编进行深入反思的研究成果。譬如，有人认为“十七年”戏曲改革主要呈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和行为，“由政府通过从体制转换到传统剧目的改编、新剧目的创作等一系列具体的艺术行为，直接向民众提供符合政府意志的作品，以改变其欣赏趣味”，所以，“‘戏改’的基本出发点与最终目的，与百花齐放的理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完全不是一回事”。有的文章甚至对“戏改”与“百花齐放”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批判，认为“‘戏改’导致戏曲界混乱，剧目贫乏和艺人生活窘迫”，“百花齐放”在本质上与其并不相互抵牾，“二者都是‘左’的语境下的产物”。更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戏曲在‘十七年’文学中扮演了政治宣传家和鼓动家的角色，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力度和艺术表现方面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其明显的艺术缺憾是主题的单一和题材的狭窄。因此，戏曲改革在取得一定的成绩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戏剧发展与政治风向可怕的高度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也开始关注“十七年”的戏曲改革或改编，如徐锐的《建国初期旧剧改革的内容整合和意识形态阐释》、曹玮的《“三并举”戏曲剧目政策研究》、张炼红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戏曲改革》等。但这些研究依然多是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十七年”戏曲改编的进入与支配，对于文本中民间性因素的控制与提纯。譬如张炼红通过对《梁祝》、《白蛇传》、《杨门女将》、《秦香莲》等剧目改编的具体分析，一方面已经注意到了戏曲改编过程中民间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纠葛，承认改编中的民间立场与力量，但同时又认为这种民间的力量“极其有限”——“我所认为的‘民间性’（在地方戏中又往往错杂着‘乡土性’），一方面因其简陋（这与整体的‘混乱’并不矛盾）、盲目、强烈而易为意识形态所统摄，乃至直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间版本；另一方面又可借助意识形态来保存积蓄养其潜质，而正是这一切，长期以来不断提供着意识形态与之结合的强大生命力”。也就是说，“民间性”并不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存在，避免不了被意识形态收编和招安的命运，即使是像“梁祝化蝶”、“西湖联姻”这样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经典意象，在改编后的剧本中也“仅仅成为反映社会矛盾和表达现世需要的载体”。因此，不同剧目的改编总是呈现为“万川入海、殊途同归”—“从民间性到‘人民性’”。
“民间”视域下的“十七年”戏曲改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