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过去了，六年里有两千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春复秋冬，阴晴雨雪。
洛河岸边的那排旧平房早就没有人住了。尽西头那间小屋的门也紧闭着，门上挂着一把笨重的老式生铁弹簧锬。门楣上那块铝质的居民号码牌上也模糊不清。随着岁月流逝，小屋越发显得寒伧、丑陋：屋墙有一半都陷到地下去了；窗玻璃也不全了，有些地方不得不用白色塑料薄膜糊着，挡那些南来的北来的风雨。
小灶屋窗下的那棵石榴树还在。门前空地上，那根细髙的路灯杆上，灯泡已被不知哪个玩弹弓的孩子打破了。一到夜幕降临，它也就和这个偏僻冷落的小院一起，隐没在一片荒凉的黑暗之中！
……但它仍是有灵魂的，象所有的老屋、老宅院一样。世界上还有风没忘记它，一年冈季，堤岸上的林带也没有忘记向它投递自己那些枯黄的旧名片。
或是黄昏，它的身影渐渐在一片鸦色的暮气中隐去；或者拂晓！它又一点点地从东方第一片灰白的曙色里显现出来，你远远地望着它，会突然觉得，它正在一种似乎是永远的沉默不语中坚忍而执著地等待着什么，眺望着什么……小屋背后，围墙角上，那扇小门还在。厚厚的落叶下，仍可模糊地辨认出一条通向河堤的小路。
……古老的洛河的河床是宽阔的，干涸的。一年一度，冰水照例会在河道里汹涌咆哮一番。然而洪水过后，河滩里依旧是一片新绿。
苦苦莱长起来。车前草长起来。艾蒿，荆条，簸箕柳长起来。红的、白的、黄的、蓝的、紫的野草花象五彩斑斓的蝶群二样星星点点地洒满河滩。这儿那儿，一株株一丛丛野杏树野桃树交替开着雪白的或妖红的花。它们没能全部覆盖住河滩，河滩仍旧显得干涸，荒凉和广阔，但也随着河滩铺展延伸到视野的尽头。
这时盼望春天已盼得焦急的人们会说：春天到底来了！春天真美！
……夏日的河滩是一场永远做不完的热烈而迷醉的梦。每一棵最普通最纤弱的小草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隐秘的梦境里，凭借着白日火热的阳光，黄昏、拂晓或是夜半飘然而至的雨露，汲取着地下的养分，拔节，分蘖，在已放的或是待放的花蕊里孕育自己毕生的果实。
河滩有多辽远，这梦就有多辽远，即使夏日的大自然并没忘记对这片河滩施使自己的暴虐，时不时会用大雷雨甚至冰雹在这儿那儿造成灾难，痛苦和死亡。
……深秋时节的河滩上回荡着一支苍凉的歌。草木凋零，枯叶纷飞，河滩上会突然飘摇起大片大片雪白的野苇花。这些如春天的野花，夏日的浓绿一样仲向天涯的野苇花象无数面倔强不屈的生命的旗帜摇动在肃杀的秋风里，摇动在惨淡的、没有热力的夕阳的斜照之下，给河滩带来的是一派浩瀚的悲壮的情调。
深秋的河滩里居然也有花，一朵朵小得可怜的、黄黄的、凄美哀艳的野菊花，星星点点地开在枯草丛中。它为什么要存在呢？它不仅没有抹去秋天的凄凉，相反却把这种凄凉仲展到了无限。
……冬天里河滩上总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一片眩目的寒冷的灰內色。河道中流那一线细水封冻了。如果不是偶尔有半拫枯干的野苇杆或灌木枝条从积雪中伸出来，在微弱的寒风中簌簌抖颤，你会怀疑这儿是否真有过生命存在。
在辽远的寒冷的灰白的天空之下，河滩是一片坟场似的沉寂。
你甚至感到绝望。
然而就在这片冰雪世界之下也还有生命。只要你小心地扒开积雪。就会在一棵尚未冻死的枯草根里惊讶地发现一个朦胧而坚忍的对春天的含泪的梦想。
只需要几缕春风，一场不期而至的春水，河滩里便会又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新绿……还有一座断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谁也不向我们解释这是为什么。谁也不对我们说这一切是否值得。高高在上地俯瞰着这片河滩、这间小屋的是日月星辰，是时光老人自己，是那个也许真正存在的终极的原因或者上帝。伹它们从来对此沉默不语。
写这些干啥。这一节应该删掉。没有人会读它的。纸张贵得要命。书不好卖。还是接着讲我们这个平凡得不值得再讲下去的故事吧！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几天，司马丽君那间旧屋背后的洛河岸上，出现了一个人。
拂晓或是黄昏，在洪水的咆哮声中，置身于洛河岸上那一片酷寒和浓郁的悲惨的葬礼似的气氛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真正到了尽头。
……战后的岁月里，在司马丽君那荒凉的、废墟般的心灵中，有两种互相抵牾又互相支撑着的感情悄悄地，不可遏止地、青草一样地生长起来。
从表层的意义上讲，六年前，儿子的追悼会开过之后，出于对那种显然不是臆造的、儿子死后又正在被人们遗忘的恐惧，还出汙那象烟一样长久憋闷在胸口的对儿子负了大罪的感觉，为了让儿子的英名和事业长存人间，她下决心活了下来，用最后的生命的力量，做出了一件件轰动全市的事。应当说，她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在那场关于江晓及其哲学的大辩论之后，由于她在本市公众生活中经常性的出现，人们的注意力和尊敬明显地又回到了她那个牺牲在南疆的儿子身上。
还有一种在内心中潜藏很深的、有时并没意识到的极沉重极痛苫并且难以抚慰的压力。它来自司马油耵那充满黑暗和苦难的一生的经历，以及由此而生的悲凉和绝頃的感觉。儿子牺牲之前，这种感觉就化作一片冰雪茫茫的荒原，存在于心里；儿子的牺牲又把这片荒原扩展向了无涯。儿子牺牲的当初，这片荒原，这种感觉被那种他居然成了英雄的惊讶暂时地掩盖了，而当战后的日子流水般地来临，她对儿子获得的巨大哀荣已习惯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片荒匣便又清楚地在心底显现出来，突然间，似乎只有它们才是世界给予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和仅有的东西。
当心灵之火東新烛照一生经历的同时，她还意识到自己已进入到生命的晚年。这种感觉使她的内心发生了另一种激烈的、具有：環大意义的变化。在过去的大半生中，每当她遇到一次新的不幸，那种宿命的、与生俱来的黑暗意识就会涌上心来：她是苦命的，所裔这一切都是命中该有的。也许她前世犯下了罪，而最可能的是她在今生今世犯了罪，所以那个冥冥之中至高无上的主宰才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惩罚她。过去，在这种朦胧的、儿十年里总在生命的黑暗时刻主宰她的心境的意识中，其实还模糊地潜藏着一种信念，一种希望。这信念和希望是：至少会有那么一天，那个至髙无上的主宰会因为她驯顺地接受了它的惩罚而生出怜悯之心，在人生的晚年给予她一些补偿，一种新的较好的命运。流放总会结束。犯人将得到赦免，或者刑满回归。然而到了今天，她却发觉这种深藏的信心只是一种虚妄。在人生的晚年，她得到的却是更惨重的打击。在儿子的死里，她终于看清楚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主宰给予她一生的最终的判决。这判决是残酷的，不公正的，即使她已认定自己对儿子犯下了遗弃罪。她最感不平的是为什么对她的惩罚会落到儿子身上。她震惊，愤怒，于是突然间，她动摇了自己对那个主宰的根深蒂固的信仰。
如果没有别的机缘，这种对人生的新觉醒，由此而引起的痛苦和绝望，也许会使这个不幸的女人最后走向死亡；然而对儿子的负罪感，对儿子死后又要遭受一次新的遗弃的恐惧，她要为着儿子的英名和事业长存人间坚忍地活下来的誓言，既妨碍了她走向死亡，还转化成了一种新的生命的激情，转化成了这个女人在对命运的不公正的反叛中重新生活—次的强烈愿望。
现实世界也给了她这样一种可能：当她为儿子继续活在人间做了那些事情、儿子重新获得了全社会的注意和尊敬的同时，她自己首先就成了一位受到全市人民和舆论界高度注意的，几乎和儿子受尊敬的程度旗鼓相当的人物。
司马丽君进入了一个小世界。在一般公众眼里、能够进入这个小坻界的人都是些具有特殊才能、特殊身份或者特殊的人生遭际的人。他们是党政部门的领导。社会各界的“名流”。只是当她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才猛然意识到：当初她活下来的那个目的只有她本人置身于这个世界里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舆论每时每刻都在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个权力和荣耀的小世界，也盯着侧身于这个世界中的她，而人们只要能时时地看到她，她的儿子的英名和事业就不会被他们忘却。这个世界在给了儿子一种承认的同时，还给予了晚年的她自己（不是同儿子的英名一起）一种新的、尊严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幸运地得到的人生，满足了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那种反叛命运重新生活一次的愿望。
这一切也并不妨碍她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自己在战后的新生活，并从中体会到某种崇高、神圣、庄严的意蕴。是的，她是为儿子活下来的，但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对社会有益的，甚至是这个社会渴望的。只有她的“形象”长存人间，儿子的英名和事业才会长存人间。这不完全是自私的。相反，对此她倒是有另一种强烈的悲壮的感觉：在儿子牺牲之后，是她用自己这被黑暗的命运戕害的生命继续着儿子的事业。这样一种晚年对她来说既是光荣的，又是痫苦的。除了荣誉，除了尊敬，她并没有从这个社会得到什么，而她自己却必须每日每时作出努力，在公众面前保持自己这种引人注目的“英雄母亲”的形象。
于是司马丽君在自己的晚年就有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实质就是不停地用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方式去维护、强化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的新形象。久而久之，在一般公众心目中，这个受人尊敬的烈士母亲似乎只有着这样一种生活；而在她那部分同社会现实直接发生联系的内心里，这种要维护、强化自己新形象的感情也似乎成了唯一存在的、象本能一样自然而强烈的感情。
……在心灵的隐秘处，另外一种感情也悄悄生长起来，这是一种怀疑、否定的感情。受这种感情笼罩的不仅是儿子的英雄形象本身，还有她今天刚刚在自己人生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归根结底还是靠儿子的英名支掙着的全部的新生活。
直接的、具体的、表面的原因还是儿子牺牲后那趟南疆之行留在她心底的疑点。儿子牺牲的当初，因为这颗母亲的失血的惨痛的心灵需要补偿，因为在南疆之行中她还感觉到了那么多同疑点相反的东西，因为随后发生的举国上下对儿子的宣传，特别是那场在本市持续时间很久的“学英雄，见行动”的活动，尤其因为她内心里那种强烈的对儿子应该是那个英雄的渴望，这些疑点被她否定了，她甚至还在心里重新为自己也为整个世界塑造了一个新的英雄儿子的形象。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社会上大规模的对儿子的宣传活动的结束，最奇怪的是，还特别由于她和儿子在整个世界上赢得的越来越大的荣誉和敬仰，她内心的欲望的满足，那些当初被轻率地、一厢情愿地否定的疑点却又在意识的黑暗的底层逼真地浮现出来。
深处的原因还是心灵中那片冰雪荒原，那过去几十年留给她的对自己一生命运的悲苦绝望的感觉。这种感觉同要为儿子活下来的誓言一起，使她心中生长起了笫一种感情，并且导致了晚年的新的人生；同时这种感觉还更深地肯定了那团并没有因她的反抗而消逝的黑暗的意识。这两件事乍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却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她越是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对她这样残酷，越是要反抗这团始终在追逐着她的命运的黑暗，她就越是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不能不在更深的心灵层次上感觉到它。而当她仿佛在表面上已经陶醉于儿子获得的光荣和她自己新近得到的这种骄傲的命运时，这团潜藏得很深的黑暗意识却又不能不对她和儿子命运中的变化感到惊讶。这是一种连她自己也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的惊讶。正是基于这种惊讶，她和儿子获得的新命运在给予她那么多满足的同时，却又在她心中增加了一种惶惑，一种伍力。这种惶惑和新的压力终于借助一块真实存在的土壤——南疆之行留下的那些疑点——突然变成了一种异常有力的对儿子和自己已获得的一切的怀疑和否定的感情。
然而，对于司马丽君来说，这后一种感情的萌生似乎仅仅因为一次外出旅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司马丽君来到省城，参加了“仝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南疆的战争结束儿个月后，举国上下对这场战争及其英雄人物的宣传仍处在高潮之中。省委召开这样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既足对这场战争在人民群众中激发出来的髙昂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肯定和褒奖，同时也是为即将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同类会议推选代表。为了开好这次大会，省委、省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力求、使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大会会场被放到平时只有最庄重的政治性集会才能动用的省“二七会堂？内；参加大会的代表全部被高规格地安置在只接待外宾的省城最豪华的“黄河宾馆”和“中原宾馆”下榻；大会开幕时，省委书记亲自出席并致开幕词，此后，大会进行期间，省委一位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副书记一直参加每天的大会。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这次大会的重视还通过对它的宣传的规模反映了出来：还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省城各报都在第一版上用套红的大标题刊发了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电台除了在每天的新闻节目中大量编发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外，还专门在晚间的“全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之后增添了一个“双拥会专题节目”；电视台则把每天晚间的“全省新闻”节目变成了“双拥会实况录像选播”。大会还没开幕，省城各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上就彩旗招展，“向代表们学习、致敬！”的标语随处可见，一派隆重、热烈、喜气洋洋的景象。
这一年的末尾，这场大会成了全省政治生活的主要事件，它不仅为省城人民高度注意，也成了全省人民注目的焦点。
司马丽君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还在接到大会邀请通知的当天，她的心境就处奄一种特别的激动中了。原因不难理解：她是为着儿子活在人间的，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大会。无疑是对儿子和她已经享有的荣誉的又一次高规格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正是她在自己晚年的生活中所渴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