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深秋一个落叶纷飞的中午，司马丽君新家的门口来了两个人。男的三十几岁，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事；女的六十上下，花白头发，精神矍铄，显然是从外地来的，身上一件本地人不习惯的，会觉得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暗红色尼龙风衣，脖子里扎一条缀满银丝线的黑柔姿纱围巾，肩上挎一只小巧的仿麂皮坤包。眉宇间流露着职业性的清高、矜持和文静。来到门前，看了看门牌号码，回头望一眼背后的男人。男人肯定地点了点头，似乎在说：是的，就是这儿。于是她举起手来，很轻然而很自信地敲了几下门，使人觉得屋里住的是她的一个老朋友。门悄悄开了一条缝。
“您好！”女客人站在门外|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向女主人说。
屋门后露出的却是两只惊惶的眼睛。紧张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客人。渐渐地脸色开朗起来。
“您好！”她回答说，眼睛望着客人，努力在脑海里捜寻着同客人有关的记忆。是的，司马丽君是觉得这个人挺面熟，可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了。这些年到家里来过的人太多，她的记性又越来越坏……客人显然自信她曾给主人留下过深刻印象，仍在等着主人亲自将她认出来……一团火花在司马丽君暗黑的记忆中亮了一下，转瞬又熄灭了！
客人眼中的笑容黯淡了，就象一朵渐渐枯缩的花。花的大模样还在，花的精神却消散了。她大声对司马丽君说：
“章妈妈，我是北京的老曹啊！”
刚刚熄灭的火花又在脑海深处的黑暗中炸起来。司马丽君猛然记起这个人是谁了！
“您……您不就是……？！”
是当年那位在省城“双拥会”上采访过她的女作家。几年过后，女作家非但没变老，相反好象时光在倒流，她显得年轻了，脸色红润，皮肤细膩而有光泽，皱纹都归齐到眼角那儿，不注意很难看出来，花白的头发剪了个如今在小姑娘中流行的男孩子式的运动头，同人说话时，眼角眉梢居然还显豁出几分少女的羞涩与天真的风韵。司马丽君把半开的门彻底打开，尽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说：“请进。请进！”
她激动是因为今天来看她的是一位著名女作家，当年芷是这位女作家的一篇文章，将她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国。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记者登她的门，报纸宣扬的又都是第二人民医院的改革家何方了。女作家或许会再次将她和儿子从这种痛苦的被遗忘的状态里解救出来？！客人们进了屋。
“请坐。请坐。”她忙乱起来，一时间是那么高兴，手足无措。想拿茶杯泡茶，却拿来了茶叶筒；想给客人找烟抽（她听说女作家都象男乂一样抽烟），手里却拿着一块脏抹布。眼圈红了起来。
女作家的到来使她仿佛见到了亲人。女作家拦住了她，没有坐，只有力地握着她那两只枯干的、青筋毕露的手，握了又握，仔细地、深情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的全身，然后又久久凝视着司马丽君的眼睛。
“章妈妈，你好吨一！”她说，后尾三个字拖得很长，很沉重，表明她想表达的恰恰是与这三个字表面上的含意相反的意思。
女作家的眼圏渐渐红了。与上次见面时相比，今天的司马丽君明显地苍老了。不，还不是苍老，今天的司马丽君已不是过去那个人了。她好象害了一场持续时间很久的大病，身体彻底垮了下来，精神也象是受到了同样沉重的打击，变得多疑、自卑、惊慌，似乎你发现了她正要隐藏起来的什么秘密。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女作家想到。战后这些年，这位英雄母亲的日子过得不好，甚至很不好。
女作家也在这位英雄母亲身上看到丁自己。这几年里，她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好，甚至很不好。“文革”后回到文坛上，她本想联络一批同志，好好干一场，在中国重振被“文革”中断和毁坏了的革命文学事业，不想事与愿违，这几年文坛上居然不是过去的文坛了，它莫名其妙地冒出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还成了气候，左右了今日“文坛”的大潮流，什么“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反思文学”，接着又闹起什么“现代派”，“寻根”，简直是乌烟瘅气，好象文学的使命已经变了，不再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茧要的组成部分，起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失敌人”的作用，而成了某种自由自在的、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发泄各种不健康感情的工具。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女作家历尽艰辛在劳改场写成的两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送到出版社后，竟不那么好出版了，终于见了书，本以为能在文学界引起一场地震的，就象她当年的《白洋淀英雄赞》出版时那样。没想到文学界对她这两部新作的态度竟是一片冷漠的沉默，最后她不得不自己去约请某报文艺版的编辑，在报纸三版右下角发了一篇不足五百字的书讯。
女作家一直是在革命根据地长大的，并且是在革命战争的硝烟中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这么多年来她已经形成了自己坚定的文学观。用这种文学观看当今的文坛，她不能不认为文学堕落了，作家们堕落了；她又是坚信“唯物论的反映论”和“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的，于是就不能不痛心地感到，文学的堕落其实反映着整个社会革命精神的衰退，生活的堕落。这种思考给她带来了危机感，也带来了一种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她曾经亲眼目睹过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怎样鼓舞和团结了亿万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因此不能相信那样一种说法，似乎眼下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那种为祖国为人民甘愿牺牲自我的精神“过时了”，对中国人失去号召力了，真的不能鼓舞和团结人民去建设一个富裕文明的新社会了。她不能容忍这种思潮还因为它含有的对她个人―生事业的否定：她的作品都是描写革命战争的，歌颂的就是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她又不能不承认，新一代的读者对她的作品确实有点缺乏热情。思忖再三，她得出的结论是，除了那种堕落文学的干扰外，她的作品描写的生活同时代相距太远，难以引起青年一代读者感情上的“共鸣”，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象要使自己在男人面前保持“魅力”，必须让自己的发式、衣着跟上时代潮流一样，她要在文学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面大旗，并且引起广大的读者的注意，就必须从当代生活中寻找写作的素材。
这时她想到了几年前牺牲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的“董存瑞式战斗英雄”章阳，以及那位在儿子死后又把自己的余生全部化作光和热，贡献给祖国的英雄的母亲。她曾访问过这位母亲，并为她和她的儿子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现在想来，当时她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对母子的事迹的价值，对索材处理得过于草率，因而没有能引起更大的社会注意和更深的社会思考。用她今天的眼光去看，除开那种表层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之外，这一对母子的出现和存在还说明着一个更激动人心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民族内部，在经过长期革命思想熏陶的一般民众中，在最俜通的中国人心底，那种如今被人贬斥为“过时”的对革命的追求、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信仰还深厚地潜藏着；事情的另一面是：在章阳和司马丽君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之后，社会给予了他们那么热烈、巨大而长久的注意和尊敬，说明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思想，正是这个革命精神萎缚、道德水平下降、人欲横流的社会需要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渴望得到大力强化的。这种认识给了她信心：章阳和司马丽君可不是“过时”的人物，他们就存在于今天的生活里。她应该重新为他们写一篇东西，不仅要向全国的读者介绍他们的事迹，还要介绍这些事迹深处蕴含着那些崇高的思想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它的黄金般的价值，以批判正在思想界文学界泛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潮。她相信她做的是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工作，而她的这篇文章也必然会在文学界、思想理论界乃至一般公民中引起一场“地震”。
她决定对这一对母子的生平事迹再作一次详尽的采访，这天中午到司马丽君的门口之前，她为这篇作品已跑遍了大半个巾国。她先到了章阳烈士生前所在部队，这支部队几年前已由中原腹地移防至江浙一带，接着她又由那儿北下山东、辽宁，专程采访了已分别转业回乡的烈士生前所在连的连长和指导员。正是从这两个人口中，她不仅再次听到了烈士牺牲的全部经过，还第一次听到了在四六六髙地战斗中同烈士一起登上山顶的那另一个人。他们说得很含糊，直到今天仍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和耻辱感，同时他们又为连队出了这样一个人感到羞愧，最后也没有向她透露这个人的名字。他们不愿女作家将这件有损连队声誉、也有损军威、国威的事儿宣扬出去。但是这个人已引起了女作家的注意。在章阳的英雄形象面前，这个人是那么猥琐、怯懦，很自然地，她把这个人在四六六高地上的行为同目前社会上为她所深恶痛绝的个人主义思想汇合到了一处。这个人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她蔑视这个人，也觉得邡队出了这么个人有损军威，国威，因此决定不在作品中认其地谈到他，以免抬举了他，但她又不能不稍微提到这个人，因为也许正是这个人的贪生怕死，才导致了章阳的牺牲（她觉得这样想并不过份，两个人对付山头上四个暗堡，章阳牺牲的可能性似乎就降低了百分之八十）。她还模糊地感觉到了：只要读者朦胧地意识到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她这篇文章中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就有了新的论据。而这种批判也就有了不容反驳的力量。然后才来到豫西这座古都，围绕司马丽君的生平事迹，艰苦认真地采访了一个星期。这天中午为止，她认为自己已充分掌握了一切能够采访到的索材。她就要结束这次历时一个月的采访了，回北京写这篇作品之前，她要做完最后一件事：拜访司马丽君本人，直接从这个人身上吸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
望着司马丽君被岁月损毁的躯体、面容和精神，女作家觉得自己的目光正穿透历史和时代的重重雾障，望着一座被人遗忘在旧战场上，虽经风雨剥蚀字迹仍清晰可辨的牺牲若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立足的广漠的荒野里，还有别的数不清的纪念碑。她觉得自己也足其中的一座。每一庵纪念碑上都弹痕累累。在今人的跟甩，它们也许很丑陋，一点儿也不摩登，担它们全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今天这些冷落、遗忘它们的人，由人变成纪念碑的。即使为了让人们重新回头看一眼这些纪念碑，她也要呕心沥血把自己手头上这件事情做好。
三天后她回到北京的家里，写了一篇长达二万字的报告文学。将手稿送到一家事先联系好的大型文学期刊编辑部发排前，她又将它東读了一遍，发觉四六六高地上那另一个人的份量还是重了，她已经不自觉地将他作为杜会上所有“不良倾向”的化身和代表，她批判声讨的中心对象，在文章中痛加鞭挞。
文章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公开刊出。由于登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这篇作品除了在文学界引起了一定的注意和议论外，并没有象她想象的那样在思想理论界乃至全国公众中造成多大的影响。倒是司马丽君所在省的宵委书记给了她意外的收获：这位新任省委书记就是当年的洛河市委书记王荔，他还记得司马丽君和她的儿子，女作家的新作勾起了他对这一对英雄母子的回忆，而且，文章甩那些关于社会生活和杜会精神的思考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共呜。他写信告诉女作家，他已经通知全省各大报转载她的作品；省委也向各地、县党委发了逋知，要求立即在全体党员和公民中，开展向战斗英雄章阳和英雄母亲司马君丽学习的活动。这个活动至少要达到六十年代初这个省学习另一位全国著名的英雄人物时达到的那种声势、规模和效果，―桩“新闻”在豫东这座小县城里爆炸了。一时间，从县委机关大院，到茶楼酒肆，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的都是它了。
“听说了吗？前几年来南边打仗，咱们这儿出了孬种啦！”
“一个逃兵，叛徒，胆小鬼！……隐瞒了这么多年，到底给上头揭发出来啦！……”
据说新闻内幕最初是从县法院里“爆”出来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根据县委通知，全体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会议室111学习将报上转载的女作家的那篇文章。一个几年前跟章阳在一个部队服役，后又一同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复员后到法院做了书记员的年轻人突然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冷不丁对周围的同事说：
“我知道报上讲的这个临阵怯逃的人是谁！他就是咱们县的人！”
人们正觉得沉闷无聊呢。各种这样的政治学习时间太多，常年累月同上级要他们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也太多。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年轻人的话音刚落地，马上就有人象猎狗嗅到猎物的气味一样，兴奋地抬起头来。
“真的？”“这个人是谁？”“哪个乡的？”
……满屋人紧逼过来的目光形成了一种压力。年轻人涨红了脸，不自在起来，讪讪站起，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拿起自己的空茶杯向门口走去。
人们没有放过他。有人在门口挡住了路。几个妇女以为刚才是开玩笑。男人们则从他突然不安起来的神色中意识到了某种真实。年轻的书记员走到门口了，堵着门的那个男人——一个肥胖的助审员一冲他不白然地笑着，眨着眼，嚷：
“别走哇！你说清楚，他到底是谁？！”男男女女都给这个助审员帮腔，七嘴八舌地喊：
“别是午觉睡迷糊了，做梦编出来的吧？”
“是想给这号逃兵打掩护吧？”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嘻喀！”
“哈哈！”
“……”
一双姑娘的好看的眼睛从人群最深处的一个角落向年轻人射过来。目光里有责备，更有一种为他在众人面前出了洋相而感到的痛苦。姑娘是法院的打字员，院花。全院都知道，姑娘已有了对象，是一位副县长的当食品公司副经理的儿子，但这位年轻的书记员却一直在悄悄地、认真地爱着他，并且知道她也喜欢他。
年轻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已经意识到由于刚才不小心说出了邵个秘密他已成了全院人嘲笑的对象。会议室里的空气在突然来临的寂静里变得沉闷。女人们的脸色白了，男人脸上的笑容也在消逝。人们都模糊地意识到事情在哪儿有些不对头。挡在门口的助审员差一点要给年轻的书记员放行了，……突然，一个四十出头，已经有了老婆和两个孩子，却自认为是这位书记员的“情敌”的大胖子审判员恶意地冲他开起玩笑来：
“哈！他不敢说出这个人姓啥名谁？！……要不就是根本没有这么个人，你瞎编个故事拿大伙开心，要不一一，”他停顿了一下，象有意加强效果一样，左右环顾了一圈，转过脸来盯着年轻人的眼睛，笑容没了，张大嘴巴，故意作出惊讶和害怕的样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