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同做任何事情一样，盲目追逐“时尚”与盲目“排外”，都不可取。数典忘祖，将会丢失根本，成为无源之水；墨守成规，将会丧失生机，终将后继乏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及其造就的歌者，就规定了她的诗歌主旋律必定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尽管诗坛发出过各种声音，有过各种尝试，歧义不断，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从《诗经》开始的中国悠久的诗歌传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环境、十三亿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习惯，总是左右中国新诗方向的基本因素，它不以任何个人意愿为转移。
古稀之年的诗人，与共和国同行，与史同在，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明光的诗并非每一首都是千锤百炼的精品。对于这一点，我赞同罗马尼亚最优秀的诗人之一，鲁·布拉卡的一句名言：“对于一个诗人的评价，首先应该看他的成功之作。假若一个作品参差不齐的诗人，写了一首天才的诗和九十九首一般的诗，他也要比另一个写了一百首都说得过去的作品的诗人高明。”
明光，北方诗坛的一颗星，虽发不出耀眼的银辉，却在属于他自己的那片天空恒久地闪烁。
（原载《文艺报》2006年8月1日）贴近人间烟火
——序《审美与功利的纠缠》李万武教授是位资深的文论家。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我几乎见着必读，每每不虚拜阅，多有受益。近日万武兄将近年已刊之作汇编一集，并命我为其作序。我虽不足以论其学问，只缘喜爱他的文思及文风，故受命不辞。
万武兄的本职是教学，退休前曾是一所高等学府的文学系系主任。就因为如此，早些年我曾对他的文学评论犯过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在我的印象中，有相当一些出自教学人员笔下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文章，往往透露出一股学究气，或是摆脱不掉学院派的陈腐气味。认真读下几篇万武兄的文章后，我才反省了自己以前的偏见，那不过是出于一种孤陋寡闻的无知而已。万武不论写长篇大论的文艺理论，或是短兵相见的文学批评，总是尽力地贴近现实，贴近人间烟火，贴近普通人的审美和阅读习惯。人们无论写什么文章，总是想向读者传播一些什么，宣传一些什么，近而以自己的观点、认识，去说服或影响读者。尽管做理论文章的路子有千万条，但却不一定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以为做文章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是摆论据，摆客观存在；讲道理就是讲事物的规律，讲问题或论点的是非得失的原则和理由。我以为万武所有的文章大多是沿着这个规矩写下的，因此生动活泼，掷地有声，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却没有或极少有教师爷的口气。我相信公正的读者读了这个集子以后，会赞成我的看法的。
万武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近年来也开始有人称他“李老”或“万武老”了。不过我却不习惯称他什么“老”，在我的印象中，总是说不出道理地觉着他尚很“年轻”。有一次我连读了他的三篇文章，令我茅塞顿开，原来是他的文章不老，才让我以为他人也年轻。确实如此，他的文笔清新，文字流畅，语言入时而又不俗气，用词严谨而又有色彩。尤其是他的文章没有某些老人拐弯抹角的爱好，而是观点明朗，行文直率，文字生动，言之有理，章章有亮点。从万武的文章中可以断定，他不是个“吃老本”的理论家，似乎经常从最新的科学和文学成果中汲取营养，甚至博览群书，才使文笔更加绚丽，文章更具魅力，讲的道理也更有说服力。
万武的文章还有一点很值得介绍给读者，那就是他把理论和批评始终是当成创作实践的。有人认为理论家和评论家只要啃过几部经典，熟读几条原则，善用一些术语，再读点当代文学，就可以像有的人写旧体诗似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溜了——一溜就是一篇理论或批评。万武写文章多是说自己的话，即使引文也引得恰到好处。说他的理论文章是创作，还表现在他既看重书本，更看重生活。他每年都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生活，有时还写些报告文学和散文。在人民群众中汲取的思想营养和语言营养，使他攒下了一大笔为文的资本，从内容到语言，受益多多。这或许就是万武的文章始终贴近人间烟火的奥秘之一吧？
（原载《太原日报》1999年10月11日）我无意欺骗《新港》
《天津文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叫《新港》。
1958年我与这个刊物打过一次交道，记忆中留下了某种“欺骗”的嫌疑，其实我主观上并没有欺骗的意图，只是想打个“马虎眼”，不料阴差阳错，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欺骗”。为此，我自己把自己吓个半死。
1952年我开始发表诗歌习作，1956年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大会。像后来文坛上的风云人物王蒙、邓友梅、流沙河、刘绍棠、从维熙、白桦等，都是那次会议的代表，但那时的文坛很“吝啬”，不会轻易地给一个小青年戴“作家”“诗人”的头衔，叫你一个“者”也就很不错了。我从“青创会”归来，出现过一个创作的“高峰期”，诗歌、小说、特写（即现在的报告文学）、散文、杂文，什么都写。尤其又长了“第三只眼”，有了观察和比较，多了一些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写过一些干预生活的作品。
1957年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可是刚刚整了一个头，大概是有些人的意见太认真、太动情，因此显出了太激烈，不够“和风细雨”，于是整个中国在一篇社论的引领下，亿万人心领神会，使整风运动顺其自然地转向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在整风阶段里，我参加过几次文学界的鸣放会议。说老实话，我那时的思想偏“左”，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文艺宪法”，发言从不走调儿，更不会发表可以拼成“右派言论”的意见，“反右”开始我还写了若干首“反击右派”的诗歌。
我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十一岁（1946年）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前身），“反右”之初还是积极分子，所以我的亲人、战友、朋友，谁也料想不到我会被打成右派。但是我与单位的“一把手”处得不好，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歧，只是我给他提过两次意见，仅仅是意见而已，连批评都够不上。加上我写过一些批评官僚主义、溜须拍马和“风派”的讽刺诗，那年头，只这两点，给你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已经绰绰有余了。简而言之，我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打成右派分子。
戴帽以后，把我下放到沈阳第三机床厂翻砂车间劳动改造。翻砂车间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是打箱、除砂。这活不需要什么技术，有力气就行。那年我才二十三岁，年轻，身体好，有力气，加上人家工人也没觉着干这种活就是改造，就是惩罚，所以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屈辱。只是工资拿掉了大半，无权写作也没有稿费收入，一时“经济形势”十分窘迫。
曾经有几个来往密切的诗友，一度还成立了一个“竹园诗社”，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歌创作，也议论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彼此无话不谈。我一向以“老革命”自居，动不动就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他们嘲讽我是“竹园诗社”的“指导员”、“政委”。我被打成右派后，他们吃惊之余谁也不曾认同。组织上劝告他们要与我划清界限，最好不要来往。他们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无话不谈，从没听他说过不利于党的话，他倒是时不时地批评我们“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有一个诗友就因为不认同我是右派，竟然被下放到沈阳郊区猪耳屯劳动一年。
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几位诗友不但没有离我而去，反而越发亲近，跟我来往得更勤了。他们说：“你现在更需要友谊，更需要精神上的理解与支持。”我在“反右”前写的一些尚未发表的诗，已经无法发表了，诗友们就用他们的名字发表，有一首长诗《伏在云端的岩石上——写给母亲的信》，还在1958年第三期的《北方》上发了头条。
诗友们对我的理解与关爱，使我虽身陷敌我矛盾的边缘，心中却仍有一线同志的光明与温暖。有一个星期天与诗友们分手后，激动不已，信手写了一首《忠实的朋友》，我在诗中假托一个有了“过失”的青年，不但没有遭到朋友们的抛弃，反倒获得更多的友谊与关爱。过了几天，我把《忠实的朋友》与另外两首诗寄给了《新港》，不敢署“高深”这个名字，署了一个假名“竹人”，意思是“两个人”。信笺上只写了：“寄上组诗《忠实的朋友》，请编辑同志不吝指正！”信封下方总要写上寄信人的地址，我未加思考就写上“沈阳市铁西区沈阳第三机床厂翻砂车间”。当我把装着稿件的信投进邮筒的那一瞬间，比我1952年2月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稿时还胆战心惊，好像是做了贼，偷了什么东西似的。
3月的沈阳，春意并不怎么浓郁，北墙根还有成堆成片未融化的残雪，我猜不出这组诗歌的命运，也不知它将给我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往日投稿的快乐与自信已荡然无存。
稿子寄出去一个多月了，常去厂收发室看信，结果是“诗”沉大海，音信杳无，看来十有八九是不会采用了。因为诗寄出后我就有些后悔，怕有人说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批倒批臭。所以安慰自己：不发表也好，免得露了馅，再挨批挨斗。
大约在5月中旬，我意外地收到两本当月的《新港》，《忠实的朋友》发表了，还是诗歌栏的头题。令我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的是，在作者“竹人”的前面，居然署了“工人”二字。右派分子用假名发表作品，还冒充工人，这可是非同小可。可是我没有勇气给《新港》编辑写信说明真相。有十来天，每天我都提心吊胆，唯恐什么人找我谈话。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寝食不安。
整个5月和6月，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漫长，我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不过好像没有人发现什么，《新港》编辑部一定是根据投稿人的地址才加上“工人”的，刊出后并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因为不久我就在传达室“截获”了寄给“竹人”的稿酬，由此可见，第三机床厂并没有人发觉“竹人”就是右派分子高深。
没有发生曾经预料的不幸，竟成了一种无形的鼓励，过了两个月，我蠢蠢欲动，又想化名竹人再给《新港》寄一组诗。就在这时，我在一位诗友那儿看见了1958年第三期的《文学研究》（即双月刊《文学评论》的前身），这本权威刊物刊载了老诗人力扬的一篇文章：《生气蓬勃的工人诗歌创作》，文中用很长一段文字评论了“工人竹人”的诗《忠实的朋友》，不仅给予较高的评价，还几乎引了诗的全文。读了力扬的文章，我立马又吓出一身冷汗，这一回“右派分子冒充工人诗人”已成了铁案，使我又回到那些惴惴不安打发光阴的日子，走在路上，总觉着有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他就是冒充‘工人诗人’的右派。”惶惶不可终日，比刚戴上右派帽子时还难过。
从此在摘帽之前，我再也没有胆量化名投稿了。今天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当时的《新港》编辑既有眼力又很正派，一个文坛无名的“竹人”，不经任何人介绍，也没有任何关系，不但采用了稿子，且置于头题地位。力扬是我崇拜的为数不多的老诗人之一，他的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我曾读过几遍，不失为新诗的经典之作。他给予《忠实的朋友》那么高的赞誉，足以说明《新港》编者的慧眼。事隔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此事，仍然对《新港》编辑部肃然起敬，钦佩有加。
（原载《天津文学》2009年第4期）杂谈散文
散文已经热了许久了。不能说没有好的散文，但是散文作品虽多，好的却很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在阅读散文时，经常是高兴而读，败兴而罢。有些写游记的散文，作者完全以一种“观光客”的心态，复印景物，更有甚者简直就是一篇略有文采的导游词。有些写品茶饮酒种花养鱼一类的散文，写得既无独到的知识，又无真实的感悟，完全是一种自恋式的记载。有些以议论为主的散文，骨架或许坚硬而又高大，但是无血无肉，尤其缺少科学地阐释人生和生活的哲思。再一个就是写生活琐事，写污七八糟的隐私，写陈芝麻烂谷子的多，而有点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很少，有的这类散文你说是唐朝、宋朝人所作，除了用的是白话以外，再找不出多少差别。有的散文只有文字没有体验，只有浅淡的抒情，没有深刻的思想。总的感觉是，写人生况味和生命体验的散文极少，而有情无识，或有识无情，或无情无识的散文几乎俯拾即是。
有些出版家认人认名不认作品，今天炒这一拨儿，明天又炒那一拨儿，实在炒得途穷了，就在套书或书名上耍把戏，什么“智慧随笔”、“幽默小品”、“哲理短语”、“百味人生”，再不就是什么“才子”“才女”或“大男人”“小女人”散文，更下贱的则是“胭脂散文”、“石榴裙散文”、“情爱私语散文”，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照这样下去，不论现在散文有多热，总有一天要凉下来，甚至被读者拒之视野之外。
我国是世界上散文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有深厚的传统，这既是财富也是包袱。我们有些散文作者，好的传统继承得不多， 因袭的重负却束缚了闯新和创新。有一部分散文作者总以为散文是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文体，随便涂几笔都可以拿出去发表，包括某些名家的散文。其实散文是最能泄露作者功力的文体，有些散文让人一读便知，或作者人生阅历不足，或知识储备不够，或艺术修养欠佳，或语言功力浅薄，或观察事物不细。小说可以用故事藏拙，诗歌可以用韵律遮丑，散文不行，它是赤裸裸的，有人想用华丽的辞藻掩盖自己的某些欠缺，结果是事与愿违，反倒暴露无遗。
散文大师吴伯箫先生说：“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这仿佛是散文的传统。古代散文是这样，现代散文也是这样。”但是关于散文的真实性、散文能不能虚构问题，散文界争论已久，好像至今并没有一方认输。近来有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用他写《丰乳肥臀》的手法虚构散文，他从没去过俄罗斯，竟然编造出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他倒是很“坦诚”，公开承认“咱从没去过俄罗斯”，甚至津津乐道地宣扬：“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自己说瞎话欺骗编者和读者，还骂别人和怀疑别人：“那些所谓的散文、随笔大家的作品，都是他娘的胡扯淡——天下的巧事儿怎么可能都让他碰到了呢？”不知这位先生手中有多少事实，是否也像写《俄罗斯散记》那般为某散文、随笔大家编造一篇“散记”呢！中国出这样的“著名作家”，是一个悲哀。但是这位先生倒也是给散文界关于真实性的这场争论提供了一个实例，正方完全可以用《俄罗斯散记》击败“散文可以虚构论”者。
写体验，写深层次的情感，写时代大潮，写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繁荣散文创作的必由之路。否则，用新闻界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散文终将有那么一天，读者要对其“敬而不亲”，“敬谢不敏”，甚至“敬而远之”。
（原载《创作评谭》2001年第2期）文学艺术中的“比喻”
讲话也好，写文章也好，是缺少不得比喻的。王充在《论衡》中说：“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