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社会的表现在严歌苓作品里是一座叫做“金山“的充满赤裸裸人欲的城市，以枪战、行骗、豪赌和世界各国的妓女而闻名，以恶意和恐惧看待来自遥远东方的梳长辫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他们意识到大事不好：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一百二十年后，作者依然感受到这种敌意“就像我们这批人涌出机场闸口，引得人们突然向我们忧心忡忡地注目一样，警觉和敌意在这一瞬间穿透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回到我们双方的内心。”“不可解的东西引起的敌意与迷恋是相当强烈的。”克里斯对扶桑的爱和那些白人对中国人的恨都缘自“不可解”，文化上的隔膜使八万白人上街游行，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将中国苦力、中国鸦片鬼、中国婊子赶尽杀绝。他们把梳辫子、缠小脚的中国人看成藏污纳垢的低劣人种，应被灭绝。
借助克里斯的目光，看到白种人对华人的无根由的厌恶和排斥，他的长兄和他的朋友们把反对华人看作一个政治家爱国的标志，报纸上充斥着对华人贬抑、诋毁的话语，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赌博、鸦片、卖人口、用奴隶等罪恶，男性被视为黄色“工蚁”，女性被视为勾引白人儿童的祸水。这仇恨蔓延成唐人街骚乱。种族间的仇恨，使人们陶醉在毁坏和残忍制造的壮观中。作者提到文革，提到写作时刚从电视上看到的光头青年们对所有非白种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们只要你们别在我们活的地方活。给我们一片纯的天和地，让我们别看见你们、忍受你们。”
严歌苓谈到，她写作此篇的契机是在一处旧金山华人历史展览馆里看见一张华人妓女的照片。她对扶桑的追问和顿悟是同那些男性观察者一致的。克里斯终生都觉得扶桑是一个谜，她的病态颓废的美，她宁愿呆在迫害她的唐人街而不是拯救会，她在大勇临刑前去刑场与他举办盛大华丽的婚礼并手捧他的骨灰归乡，他因此困惑了一辈子，直到垂暮之年才终于理解了她。这一解谜过程是作者“我“与克里斯共同完成的，它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基础和深层内涵。那就是一个白种男人对华裔女性的欲望、困惑和了解。
在她一生的命运纠葛中，两个男人至关重要，白人克里斯和唐人街的霸主阿丁（或大勇或大雄），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扶桑。克里斯是怀着骑士的浪漫拯救梦想在爱，“一个勇敢多情的骑侠”去救深陷昏暗牢笼的奇异的东方女奴。他要扶桑等着他，等他有足够的力量将美丽的女奴从囚牢中救出去。她的特殊的境遇，她的被裹残的小脚，她身上神秘的东方气息都成为扶桑身上致命的诱惑。十四岁的克里斯被父亲软禁起来，他经不住思念的煎熬，徒步前来寻找扶桑，四十里路，他走了一天半夜，却进不了扶桑的门。他被另一个白人少年勾去喝酒、赌博，一团污泥一样醉倒在扶桑门前。扶桑把他扶进屋，为他洗澡，怜惜他，他却怯懦了。此时大勇回来，两人唯一一次正面的交锋，大勇丝毫未将克里斯放在眼里。而扶桑与大勇之间奇特的和谐又使克里斯难以理解。在他心目中，大勇与扶桑之间是奴隶主与女奴的关系，而现实中他们之间似乎又存在一种克里斯也插不进去的关爱。然而，高尚的骑士竟也参与了唐人街那场大浩劫的行凶，他也在奸污扶桑的人之列。这使他的拯救变得滑稽可笑。个体在群体的狂热中也可能为一种情绪所蛊惑，迷失本性，失去善恶标准。“那个整体的本能、情绪代替了他的一切，他根本无法从中独立出来。假如这一大团人当时是去投海，他便也跟着去投海。随同这个整体去做最危险的事，也比单独去做最安全的事显得安全。”身为儿童和个体的克里斯拯救不了扶桑，无论他的正义感多么强烈，伤害扶桑的行为更是让他的灵魂受到煎熬。他的爱注定是一个未成年儿童对成年美丽女性的膜拜，是一个西方人对悠久的东方文化的神秘向往和倾慕。而不是一个对等的爱人。两种文化因为地域的阻隔和时间的遥远距离而产生不可解，因为不可解而产生倾慕或敌意。当浅黄头发淡蓝眼睛身穿骑装的十四岁的克里斯与身穿绣花缎袄，头盘乌黑发髻，小脚颤颤悠悠的二十三的扶桑对面而立，双目长久凝视的时候，不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吗？年轻的美洲与古老的中国双目对视了，灵魂刹那间战栗，陌生和新鲜，渴望了解与交流，彼此探索的欲望和热情。作者有意将克里斯与扶桑的对视和“我“与白人丈夫的对视相比较，认为这是两种一样的战栗，是对于彼此差异的迷恋以及彼此企图懂得的渴望，一种对陌生和新鲜的探索。而克里斯在此后的人生里为了赎罪参加了华人女性拯救会的活动，终其一生反对迫害华人。
阿丁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精神—－侠，在阿丁身上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他亦正亦邪，是人们口中的传奇。他神貌极为怪异，高大雄壮，一头厚重的黑发一直长到脊背，有着马或者狮子的体貌特征。腰缠飞镖，拳脚功夫非常好。阿丁八岁出洋，十五岁从金矿开掘处偷走两匹马起家。他心思很深，在替人驯赛马时，琢磨出赚钱之道，但是华人不能买马，于是用金钱驱使两个洋人按照他的指令买马，然后分成。他则在马的饲料中动手脚，发了大财。当事情将要败露时，两个白人蹊跷地死了。他是唐人街的邪恶，却又代表着唐人街与整个白人世界相抗衡。手下有二十几个不好男儿随时会手拎板斧冲出来砍人，放高利贷，开春药厂，出卖自己的裸照给妓女，他多次杀人后失踪之后更换姓名。“没了明里暗里造孽的阿丁，便有了这些大模大样逛进铺子，舒舒服服抢钱的洋人。”制造大劫难，烧毁众多房屋，强奸众多华人妇女。而当他在铁路工地出现时，从不延迟的五千工人同时大罢工，他成为幕后的操纵者。组织罢工是阿丁正义感最充分体现的地方，他在假扮翻译对那两个雇主代表所说的那番话可以载入史册，他用非常谨严的词汇指控美国人：“新法案把中国人作为惟一被排斥的异民，这是地道的种族压迫。他们还说，铁路老板们把铁路归功于德国人的严谨，英国人的持恒，爱尔兰人的乐天精神，从来不提一个字的中国苦力，从来就把中国人当驴。”这也是严歌苓写到此处时的义正词严，忍不住借阿丁之口发了话。旧金山铁路修建中华人的辛酸血泪史在汤亭亭的作品中也有相当多的展示。
这样一个凶蛮罪恶的阿丁却在内心深处思念着他从未见过面的妻子，“似乎是一个颠沛在旅途上的行者――一个住尽客栈，吃百家饭的江湖倦客对于归宿那非同寻常的珍视和渴望，尽管这归宿遥远、朦胧，尚不如驿道尽头的海市蜃楼。”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妻子能让他滚去一身兽皮，做回乏味的规矩人。他爱扶桑，是对他名贵的马、犬、鹦鹉的爱，是用来解闷、赚钱的工具。当他发现扶桑就是老家给他娶的妻子时极为矛盾。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和贞洁观，如果妻子白璧有瑕就要杀了她，还给她一个贞洁的美名。何况扶桑已经堕落为一个卑贱的妓女。他就想杀了她，并说杀她是因为爱她，把她当老婆来疼和看重。但是阿丁犹豫多次却未能动手，这与他果断刚毅的个性是不太相符的，写出了他对扶桑的真爱和他在美国多年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许多观念，其中也包括对贞操的观念。最后他放弃了杀扶桑，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精气神，他散尽家财，散尽手上买来的女子，变得极为颓废消极。
扶桑对这两个男人都有爱，是大地一样温厚接纳的爱。她以她博大宽宥的母性宽恕了克里斯的暴行，将他衣服上的纽扣盘进自己的发髻，实际上在内心给他留下了一个位置。她身着盛装来到阿丁受刑的刑场，与他举办刑场上的婚礼，并最后将他的骨灰护送回国，这个画面是作家的夸张和浪漫想象，但也的确凄艳温情。这是她爱阿丁的方式。
扶桑的美丽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血缘供给。“脸上全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那么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笑。一双黑眼睛如同瞎子一样透着超脱和公正。”对自己命运的“明知其莫可奈何而安然处之”，任何灾难、挫折、疼痛都可以坦然接受。世间万物包括她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舍弃。“吾患因吾有身，及无吾身，及无患。”120在她的眼里，没有善恶、是非、幸福抑或不幸的区别，这正是道家思想所言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常足矣。”121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以昏昏怡然自得。扶桑的道家文化性格，在严歌苓那儿既有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又恨其不争而带来的命运弱势。二者形成一种悖论心态。尼采对于自我舍弃者论述道：“自我舍弃者将要作什么呢？他努力朝向一个更高的世界，他要比所有肯定的人飞得更高、更远、更久。他扬弃了许多会阻碍他飞行的东西，而有些东西对那些人来说并不是无价值的，可是他却不喜欢，他因渴求提升的欲望而牺牲它们。现在这个牺牲，这个扬弃，正就是于他将变成有形的东西。”122
扶桑被人拐子骗离了家乡，便把家乡舍弃；她当了妓女，就把良家妇女的身份和心理舍弃；她被侮辱，被践踏，成为一个个男人的身下物，甚至被轮奸，她把自己舍弃了。她既已舍弃了曾与她有关的生活、记忆，甚至自己，那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小说中意味深长地写到她不记得每一个嫖客的名字，不管别人爱她，为她打架、杀人，还是打她，辱她，她一样以微笑对待。因为舍弃，她有了另一种超脱苦难的心灵的自由。唯一一段可以算作血污中的星光的是克里斯的爱情，可是她觉得自己的自由被这份爱情侵扰了，于是毅然剪断了攥在克里斯手中的青丝。成功摆脱了个人对世界的无力感。不管命运加诸给她的有什么，她都能化沉重为轻松，将苦难消解于无形，并从苦痛中发现快乐。她的磕瓜子，吮螺蛳，均是此种心理的细节化、日常化展示。扶桑的形象因此升华，她不再是小说开头所描述的那个温吞吞的有点呆傻没有脑子的妓女，而是一个内心丰富细腻，感知极为敏锐的灵性女子，她以自己独特的坚韧穿越了苦难，成为熠熠生辉的个性女子。
严歌苓言之为母性，在她笔下，扶桑就是一个地母该娅一样的女性，她承受一切苦难，吞咽一切肮脏，却留给观望她的人以美丽、善良和爱。严歌苓并没有赋予巧巧、扶桑等人脆弱、恋家、多愁善感等通常女性的特征，她们有自己的强悍，生命的韧性和在苦难处境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和快乐的本性。巧巧那一双有着迷人笑涡的手却是凶狠、快捷、杀过两个壮汉的手；扶桑的温厚美丽的微笑，刑场上的婚礼，面对死亡、灾难时的从容镇静，她不仅是一个受害者，她也具有无穷拯救的力量。
作为第五代移民，“我”嫁给了白人丈夫，接受了正规的系统的西化教育，甚至成为了西方社会里的一员，却惶然回望，东方文化还有没有足够的力量穿越今天的喧哗与骚动，重新抵达人心，还能不能参与到今天的文明建构中来？应该说她是非常矛盾的，常常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悖论之中，在发现西方文明的病症时，体察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而依恋于东方传统文化时，又非常失落于它根深蒂固的陈腐和惰性因素，甚至能通过作品感受到强烈的焦虑和犹疑。我认为这是作家在作品中反复且沉痛地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理解她的女性立场和作品内蕴的一条途径。
正因为如此，严歌苓在她的作品人物塑造上面花费了很多心思和精力，极力想要超脱视野的局限，客观公正地评价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在她作品中多次对传统文化和代表传统文化的人和物予以诗化的夸张描写，以此来寄托乡思乡恋。比如《扶桑》中对大勇的豪侠、武斗场面的精彩展示，有如戏剧般的美。
这场武斗因扶桑而起，两个争娶她的男人动了刀子，结果两边的人宣战，到后来无论打斗方还是观看者都忘记了因何而斗，而是怀着一种来由不清庄严的仇恨去厮杀，似乎成为他们对所在国度对他们的歧视、排斥、轻贱的一次爆发。作者意味深长地描写了这段血腥武斗，把华人的武斗刻意予以美化，写他们决斗前精心装扮、剃头、白绸衣裤，刀斧上色彩艳丽的丝穗。互相叫阵，捉对厮杀，如同古代战场上相遇的两军，秩序井然，勇猛顽强。“所有人都酣畅淋漓地流着血。”“他们不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是在借自相残杀而展示和炫耀这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是一种“东方式的雄性向往：那就是沙场之死。这死可以毫无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辉煌的意义，刀光剑影，热血如浴，这死还有什么比它本身更壮丽的意义。”将之看作对美国人种族歧视的示威和宣言：他们死给你看，死是最后一步，这一步能走得这样从容，心甘情愿，它之前的许多步，如歧视、诋毁、驱赶、殴打还值得提吗？处于绝境的人们身上蓄积的强大的爆发力。而到了“我”这一代移民，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隐蔽，从下飞机移民局官员同样刻薄面孔，同样在唐人区找工作找房子，完成从热土到冷土的过渡，一步一探向洋人区域突围。
渡船上，大勇命扶桑吹奏苏武牧羊，这让同一船舱的洋人极不舒服，由此引发了一场械斗。微妙在于“苏武牧羊”这首曲子特殊的背景和含义：汉代苏武奉命出使西域，被囚大漠荒原十二载，苏武在极为艰难环境下，仍心怀故国，手执皇帝赐予的节牦牧羊，直到有一天回归故国。当扶桑吹奏这个曲子时，每一个听曲的中国人都成了苏武，被迫屈辱地生活在异国他乡，受尽欺凌辛酸，期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回故国。所以即便双方力量极为悬殊，洋人全部被扔进海里，是被曲子焕发起的勇力。
但是在西风中熏陶了的严歌苓同样看到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陋处，相比起国内作家，她的笔更辛辣更具攻击性。比如《扶桑》中对“忍”的不屑和中国人坚持忍而导致的悲剧几乎是愤激了，“谜”一样的沉默温良，他们在非人的环境中，低廉的工资，靠一罐米饭一撮盐就能活下去，甚至被活剐也不叫一声。包括扶桑，作者用华丽的笔墨书写她的母性、宽容、慷慨和对命运、苦难的忍受力，何尝不带有辛酸的嘲讽和悲凉的同情？包括对自己，对第五代移民，对一代又一代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求生存，追求自由财富等梦想的华人移民的忍受精神予以同情的同时，也表达了愤慨和不屑。
忍耐、谦恭、退让，无一不是道家精神的渗透，也正是林语堂所热烈赞美和批评过的。他赞美苏轼陶渊明在人生逆境中的生活艺术，对苦难的超脱逍遥。但是对民众的麻木忍耐则严厉指责，认为他们安静的忍耐是一切罪恶之源，使劫掠和欺凌正大光明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