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要想搞清官渡之战的人数，关键是曹军的人数，曹军的人数也是个谜，我们只知道曹操是以少胜多，但是具体是多少就不得而知，有说袁军是曹军的十倍，袁绍十万左右，那曹操大致数千人，并以《三国志·武帝本纪》中“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但有专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是指某一个阶段曹操防御的兵力，或者是一次作战后紧接着便来防御袁军，而防御的袁军也是先头部队，并非全部部队，而到了筑营对峙后，双方的部队渐渐聚集到官渡，这才出现了袁绍被杀七万这样的数字。
最后他们对《三国志》中有关官渡之战部分兵力的记载中分析后得出结论：曹军总数至少在两万左右，这已经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了。而关于这次著名战役双方参战人数的准确数字也只能成为历史之谜了。
曹操败于赤壁之战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是曹操和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赤壁（今湖北江陵与汉口间的长江沿岸）的一场决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对于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赤壁之战虽然已经过去千年之久，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了败仗呢？过去学术界几乎都是说曹军失败的致命原因是遭遇孙、刘联军的火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科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纱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曹军败在火攻上，证据确凿。
可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近些年来，有论者提出了许多关于火攻论的质疑。他们认为，《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中并未提到赤壁之战中孙、刘采用火攻之事。据载：“（建安）十三年，秋八月，公南征刘表……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中另一处记曹操给孙权的书中亦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研究认为，曹操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军队遭遇疾病瘟疫，导致战斗力丧失，而不是由火攻造成的，更为详尽的是，他们说是血吸虫病造成曹军赤壁战败的。
血吸虫论者也是根据史籍提出这一论点的。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述赤壁之战时，并未提及“火攻”这件事。他说，曹公到了赤壁，与刘军大战，不占上风。后来发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于是带领部队回去。从曹军主帅曹操在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不承认失败是因为遭到火攻，其中写道：“赤壁之战，有疾病侵袭，我烧船而退，使周瑜白捡了这个好名声。”而曹操所说并不是唯一凭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己烧掉战船一说：“曹公烧剩余船而退败。”由此论者认为，火攻一说不足以取信。曹军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瘟疫，即血吸虫病。
1981年第11卷第2期的《中华医史杂志》发表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
根据历史记载以及近代科学研究，证明血吸虫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疾病。《周易》卦象“山风蛊”以及7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中已有类似的记载与描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其肠壁和肝脏组织都发现有血吸虫虫卵，说明当时血吸虫病已相当流行，连軑侯之妻这样的贵妇人也难以幸免。而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
从时间上来说，赤壁之战爆发的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
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疫病交加，不堪一击。
那么同是在水上作战，同是在疫区内转移与行军，为什么孙、刘联军没染上血吸虫病呢？人或动物感染血吸虫病后，体内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刘、孙联军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感染的血吸虫病多数是属于慢性的，急性期早已过去，特别严重者也早已死亡。而曹军刚到南方安营扎寨，士兵不适应疫区环境，急性血吸虫病突然发作。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不可尽信，它比火攻论的争议还要多。1982年5月25日，季始荣在《文汇报》发表题为《曹军兵败赤壁是由于血吸虫病吗？》，他认为：
第一，史记的确记载过曹操烧船退军一事，但事情发生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而不是赤壁大战之时，而且烧船的地点在巴丘也不在赤壁。
第二，曹操训练水军不是在疫区江陵，而是在邺（今河南安阳县），这个地区没有发生过吸血虫病，所以，感染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第三，曹操的水军大部分是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湖北人，跟孙刘联军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补充给曹操的刘璋军队也是来自疫区四川的士卒。所以，孙刘联军在免疫能力上与曹军没有高低强弱的分别。
第四，血吸虫病的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少数在两个月以上，潜伏期越长，发病的症状也就越轻，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曹军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虫病，到大战爆发时也只是刚刚发病，不会影响曹军的身体状况。
是曹操有意掩盖这次战斗败绩的原因，还是由于疾病的关系，引军自还呢？火攻论不可尽信，血吸虫病说也有缺陷，那么，曹操在赤壁战败的原因，只能作为一个千古之谜留存于人们心中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经过赤壁之战，彻底破灭了北方中原王朝迅速统一中国的梦想，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一直演变成为长达三百多年的战乱，并且深刻地改写了中国古代的历史。
神秘莫测的“八阵图”
杜甫在“八阵图”中评价诸葛亮时，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前一句的意思尽人皆知，对于后一句中的“八阵图”
了解的人就不多了。”八阵图”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使用的？它的遗迹在哪里？至今尚存许多不解之谜。
简单地说，“八阵图”是古代军队的一种集体战斗队形，也有的说它是古代行军作战的一种阵法，实战中变幻莫测，威力极大，往往变戏法似的就把敌军置于死地，是千百年来公认的极佳阵法。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修撰过《武备志·诸葛亮与复江八阵图》，据他介绍：“八阵图”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组成，每阵皆以相应名称的旗帜指挥。同时，它又用八八六十四卦表示大小战斗队伍的番号，可以随机组成任何一种战斗图形。使用时将部队配置成八个方向，每个方向又分成八个小方阵，形成流动变幻的六十四个作战单位。中央是指挥机构，即常常说到的“中军”。作战时，按照“中军”的预先布置，各小方阵都有明确的任务，敌人变动，随之变动。各小方阵视需要可摆成不同形状的阵势，其中又分别组成马队、步队、车队等，每队数量不同，或几十人，或上百人，可以临机组合。每队再排列为重迭的数行，通常前置弓箭手，中间是长兵器手，后面是短兵器手，根据进攻或防御的需要，也可作前后调整。正所谓“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真是机动灵活，变化无穷，成为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其实，“八阵图”并非只用于战场上的攻防，在行军队形、驻防配置、部队训练等方面，都能应用。诸葛亮用它“以巴蜀弱卒数万东屯渭水，天下震动”。可见它的威力不可小视。
“八阵图”的设计如此巧妙，它用于实战究竟如何？据《三国演义》描述，陆逊破蜀大获全胜，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前离夔关不远，陆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即差哨马前去探视，回报：见有乱石八九十堆，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并无人马。陆逊大笑说：
“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遂引数骑下山坡来，直入石阵观看。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桠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陆逊大惊曰：“吾中诸葛亮之计也！”欲回，无路可走，正惊疑，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笑曰：“将军欲出此阵乎？”陆逊答：“愿长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径出石阵，并无所得，送至山坡上。陆逊回寨后叹曰：“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于是班师回吴。
不费一兵一卒，只靠八九个石堆，居然吓走东吴万千精兵，显然这是艺术虚构。从这一应用“实例”来看，有人认为“八阵图”其实只是一种演习阵法的教练图，就像当今军队所有的沙盘作业图，充分利用地形地物，灵活机动训练部队，一旦运用于实战，便可稳操胜券。从《三国演义》描述看，首次应用“八阵图”的是诸葛亮，而畅晓兵法的东吴统帅陆逊竟然不知为何物，三国中的其他将领也从未使用过此种阵法。魏国大将司马懿曾经研究过蜀军训练营地，对这位老对手的布阵技巧十分佩服，赞其为“天下之奇才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八阵图”确实具有很大的优点，称得上克敌制胜的法宝。但从《三国演义》中看，诸葛亮摆布“八阵图”的次数有限，他的继承者也少有使用，若真有那么巨大的威力，蜀军为何不多用几次？
另外，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真有“八阵图”这样的阵地，它的遗迹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也是个难以解开的谜。
按照《三国演义》的描写，人们自然把寻找的目光投向夔关，也即白帝城下江边的“八阵图”。最先提到这处遗迹的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他的《水经注·江水一》载：“江水又东迳诸葛图垒南”。对此他解释说：“（此处）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此说一出，很有影响，历代都有人来这里游览或者凭吊。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夔州做刺史时，曾到这里作了实地考察，写了“八阵图”遗迹的状貌：“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引见刘禹锡：《八阵图录》）。宋代大文人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做过描写：“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予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另据《夔州府志》、《奉节县志》等地方史料介绍，自宋代起，在每年的正月初七，男女老少都来观看“八阵图”遗迹，名日“人日踏碛”。由此可见，夔关江边这些奇怪的聚石、卵石，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当年诸葛亮留下的“八阵图”遗迹。
也有人指出：诸葛亮的“八阵图”遗迹不止一处。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今天陕西省的沔阳县还有一处：“（定军）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营东即‘八阵图’也。”可是，他同时又说，考察这个遗址，却已“倾覆难辨”。郦道元的时代距今一千四百余年，再要考察此处遗迹的真伪，显然就更困难了。《晋记》和《汉中府志》也持此说，然而因无遗迹可寻，只好成疑。
还有人认为，在四川新都、广都、宜宾等地，都分别可寻“八阵图”
的遗迹。如《大明一统志》载：在四川新都县北三十里处，有诸葛亮“八阵图”遗迹。这里，尚有以此命名的“八阵”乡。在这些地方的史书中，也能找到有关的记载。然而这些说法，大都缺乏有力的史料证明，又找不出令人信服的实物，很难认定哪儿是“八阵图”的遗迹。
但多数人认为，白帝城下江边的“八阵图”遗迹才是真的。从史料记载来看，诸葛亮在白帝城下虽然未与陆逊交手，也没同别的什么人对阵，可是却有布设“八阵图”的可能。比如，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令关羽守荆州，自与张飞、赵云将兵逆流西上入川，在白帝城整训过部队，可能以“八阵图”演习过阵法。又如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2年），吴蜀发生猇亭之战，刘备大败而逃，后在白帝城托孤。
诸葛亮在此加强防御设施，“八阵图”正好可以派上用场。由此看来，此处摆布这种阵法，不一定非用于实战，而是用于训练部队或者只是防御设施。因为白帝城属于蜀国门户，战略地位异常重要，诸葛亮有可能建立永久性训练基地和战备工事。据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石成堆，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交错，积有六十四堆。每个石堆都很牢固，虽然历经风摧雨冲，千百年来安稳如初。如此牢固的永久性工事，完全有可能保留下来。所以白帝城下江边上的这些古老军事设施，很有可能是诸葛亮摆布的“八阵图”遗迹。
但这也仅仅是推断和猜测，关于“八阵图”的真相，今天再很难找到实证材料。不过，许多专家都认为，诸葛亮确实作过“八阵图”，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只不过诗人杜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它的名声，小说家罗贯中又特地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这样一来反倒掩盖了“八阵图”的真实面目。
秦晋淝水之战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发生的淝水之战，是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同北方氏族贵族建立的前秦政权之间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大决战。
同时，淝水之战还产生了“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成语。
公元316年，在内乱外患的多重打击下，腐朽的西晋王朝灭亡了。
随之而来的，是出现南北大分裂的历史局面。在南方，公元317年晋琅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起东晋王朝。其占有现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首领也纷纷先后称王称帝，整个北方地区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在这个动乱过程中，占据陕西关中一带的氏族统治者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前秦政权。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即位后，重用汉族知识分子王猛治理朝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和文化、加强军力的积极措施。在吏治整顿、人才擢用、学校建设、农桑种植、水利兴修、军队强化、族际关系调和方面均收到显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使前秦国实现了“兵强国富”的局面。在这基础上，苻坚积极向外扩张势力。他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政权，初步统一了北方地区。黄河流域的统一，使苻坚本人的雄心越发增大。他开始向南进行扩张，在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南部、四川北部的部分地区）、益（今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两州，这样长江、汉水上游就纳入了前秦的版图。
接着，前秦雄师又先后占领了襄阳、彭城两座重镇，并且一度包围三阿（今江苏高邮附近）、进袭堂邑（今江苏六合）。于是，秦晋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淝水大战。
公元383年，苻坚再调各族人民，组成87万人的军队南下进攻东晋。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六》记：“八月戊午，遣……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坚发长安，戎长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因为根据情报，东晋只有十多万兵力，所以苻坚很狂妄地说：“我的大军只要把马鞭扔进河里，就能让河断流，还灭不了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