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对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同时设立“平准”、“均输”制度，加上“算缗”，“告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侯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侯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负担过重，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断爆发小规模起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汉武帝一方面进行镇压，一方面决定在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适当调整一些政策。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汉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赋，拒绝在轮台再兴办屯田，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莱、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学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优”。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认为这样自能安定和平。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桑弘羊坚持汉武帝长期实行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令严而民（谨）慎，法设而奸禁”，实行严刑峻法，则“民不逾矩”，才能巩固封建统治。来自地方的贤良、文人，直接感受农民反抗的威胁，指出，“疲马不畏鞭，疲民不畏刑法”，单靠酷刑镇压，“不可久也”，汉朝政权有可能步秦后尘，迅速垮台。贤良、文人主张实行“德治”，是要求汉朝廷变换统治手法，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儒法之争，是指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儒法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有它的特定含义。尔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产生儒法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儒法逐渐走上了合流。盐铁会议正是在儒法日趋合流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司马迁写《史记》
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牧羊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京城长安受了屈辱的腐刑，正在发愤写一部历史书。这个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写的这部书后来被题名为《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系统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是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政府中担任太史令的官职。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10岁的时候，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寻根究底。他也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从20岁那年起，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往南，他到过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最远到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据说夏禹曾在会稽召开过各部落的酋长大会，在会稽留有禹穴的古迹。司马迁特地到禹穴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还爬上了今天湖南省境内的九嶷山，眺望了三湘的秀丽景色，并且在沅水和湘水中泛舟，饱览了水光山色。往北，司马迁渡过汉水、泗水，到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鲁国的首部，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都要亲自去考察游览，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能防洪和灌溉，就特地跑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水去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就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年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自沉汨罗江而死，就特地跑到长沙，在汨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游历和考察，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观察事物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36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父亲生前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历史书，刚搜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没有写完。临死以前，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嘱咐说：“汉朝兴起以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很丰富感人，我们做太史令的，如果不能把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算失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把书写完。”司马迁流着眼泪，连连点头，接受父亲的嘱咐。过了两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太史令，开始编写父亲没有写完的历史书。这时候，他有机会接触政府的各种文书档案，并且在皇家图书馆里读到了许多珍贵的书籍，知识更加丰富了，搜集到的材料也更加丰富了。
可是，在司马迁48岁那年，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司马迁有个老朋友，名叫李陵，被派去征讨匈奴。由于孤军深入，粮尽援绝，被匈奴包围俘虏了。当时有人传说李陵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一生气，把他的全家都杀了。司马迁跟李陵认识多年，对李陵比较了解，他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辩解了几句，因此触犯了汉武帝，受到腐刑的处分。腐刑就是割去生殖器官，是使人丧失生殖能力的残酷刑罚，虽然不至于危及生命，却让人蒙受极大的耻辱。
司马迁感到在人格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内心十分悲痛，他几次想要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又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把那部历史书写完。从此，他利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夜以继日地发愤著书。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在53岁那年，司马迁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这部书共130篇，有52万多字。其中包括本纪12篇，记载帝王的事迹；表10篇，用列表的方法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补充本纪；书8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世家30篇，记载诸侯王和孔子、陈胜等特殊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70篇，记载重要人物、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纪和列传，因此后人称它为纪传体史书。自从《史记》首创了这种纪传体以后，中国历代的正史，即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以《史记》作榜样，采用纪传体这种形式来写的。
司马迁写的《史记》，不仅内容翔实可靠，是一部了不起的历史书，并且文字生动优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因此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司马迁表现在《史记》中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他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义士和农民起义领袖，大力褒扬歌颂，对暴君和奸臣酷吏，无情讽刺鞭挞。对当代的历史，不管好事坏事，都能够如实地记录下来。对好事不夸大，对坏事不隐瞒，就是对当代皇帝汉武的缺点和过失，也给予恰如其分的叙述。司马迁希望通过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叙述，使人们预见未来的前途。他的进步思想和严谨的写作态度，直到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