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果一经上报，雍正皇帝顿生疑窦。遂下谕旨质问：“御河两旁，俱有栏杆。护军德胜虽然头晕跌到，亦应跌于栏杆之外。何至即跌落河内？必有缘故。着再严行查明具奏。”于是，兵部衙门再次会同刑部衙门进行调查。这次就更不敢怠慢，再若查不出个所以然，皇帝那里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刑部衙门先行对德胜的遗体进行了仔细的尸检，终于发现德胜“左腮颊红赤，伤一处，周围七分系磕碰伤”。显然，德胜死亡之前曾有过搏斗抗争。于是，对当晚的值夜护军挨个严讯，穷追猛打。结果谁也未想到，主犯居然就是当晚首先发现并呼喊救人，与德胜同为护军的二达塞。原来，当夜他与德胜一同在午门值班，他在暗处自始至终都在注视着德胜的举动。开始只见德胜站在河边哭，便没出来。后来见他翻越栏杆，投河自尽，才慌了神，不由得喊叫起来。
接下来的事，便是严讯主犯二达塞。原来，那晚轮到德胜和二达塞值班。邻铺一个叫那丹珠的护军，见德胜睡熟后，忽发奇想，居然爬到了德胜的铺上，生拉硬扯脱下德胜的裤子，企图实施鸡奸。德胜被惊醒后狂叫，那丹珠心虚，慌忙滚到自己的铺上，佯装睡觉，未敢声张。按说事情也就算暂时平息了。
该当出事，恰巧于当晚，二达塞未带铺盖，于是征得德胜的同意，二人合盖一床被褥，同枕共眠。可能是因为有此前的一幕，所以至深夜，这二达塞欲火中烧，竟然也发奇念，欲与德胜行鸡奸之事，被德胜严词拒绝。但此时的二达塞，已完全被自己的躁动和欲望冲昏了头，无法自制。因而，一见软的不行，便欲强行鸡奸之事。德胜奋力将二达塞推开，愤然起身走了出去。
谁想到，二达塞竟然也追了出来。行至西华门门洞前，二达塞用自己的身体挤住德胜，连搂带抱，推推搡搡，将德胜死拉活拽地弄进了西华门门洞内。进来之后，随即用手掐住了德胜的脖子，倚仗自己身沉力大，不顾德胜的拼命挣扎与反抗，强行实施鸡奸。事毕，德胜备感无颜见人，含愤投河自尽，以死抗辱。起初，二达塞见德胜哭着跑了出去，并未在意，以为哭一会儿也就过去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德胜居然为此就真的投内金水河，自溺身亡。二达塞心里清楚，事情闹大了。
在皇宫大内，天子脚下，出现此类丑事，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这种变态行为，它不仅给受害者身体与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伤害。对于犯事者本人，伴随着的将是心理上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于是二达塞慌乱之中，急忙与其他几个护军私订攻守同盟，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无奈纸里包不住火，在严厉的讯问下，二达塞终于交代出了事情的真相。
雍正皇帝接报后甚感震怒，拍案而起。他做梦也没想到，居然在自己的护军当中发生了这种难以启齿的龌龊之事，遂下旨交兵部查议。
谕旨一下，雷厉风行。兵部会同刑部等衙门，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判决：“二达塞合依因奸威逼人致死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那丹珠照强奸未成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相关“希图规避，扶同捏报”，涉嫌包庇二达塞蒙混过关的护军官兵，根据情节轻重，亦分别受到了枷杖、鞭挞等刑罚的处治。
张元瑞科考作弊案
李中勇
无意中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2009年研究生考试开始，有一专门提供考研试题答案的公司，通过专门的类似手表的发送接收装置向“付费”考生发送答案，并且公共科目承诺“包过”，考试通不过退款。看过之后倒不觉得其手段有多先进，对于现代通信技术来说上述手段不过是“小儿科”。令人感慨的是其市场化运作手段之高，居然成立了专门的公司，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还有律师出面说这算不上什么犯罪，顶多算违反考场纪律，因为这是在考卷拆封后进行的，与拆封前泄漏考题属“泄漏国家秘密”罪相比是两码事。
呜呼，由此不禁引发联想，这事儿要放大清那会儿，可就麻烦大了。
清代的士子要想出人头地，除了科考，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对科考作弊者的处理是非常严格的。恰好前段时间，偶尔翻到一清朝题本，讲的是一科场考试舞弊案的审理经过，权且让我们看看清朝对科考舞弊是如何处理的。
为了把案情讲得明白，先简单地说说清代的科考制度。假设我是一个生活在清朝的既无背景也无权势又无金钱的三无人员，而我又想出人头地，我该怎么办呢？最好的答案，跟今天有些类似，读书吧，考个进士。但进士之路何其艰辛，其实一点儿不亚于今天读个博士，甚至可以说比读个博士还要难得多。且看我们大家平时比较熟悉的“秀才”考试过程便知一二：从小时念三字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第一步，我要参加县里的考试，叫做“县考”。第二步，县考及格了，我就要参加市里的考试。清朝的时候，“市”叫做“府”，市长叫做“知府”。所以市里的考试叫做“府考”。第三步，知府上报通过府考及格线的考生名单，中央会派教育部特派员“学政”组织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及格了，就是政府认定的知识分子了，叫做“生员”，俗称“秀才”。是秀才就代表有了一定级别，最起码见了县官不用下跪，也可以不用再被国家强行征调服劳役了。秀才如果想往上升，接下去的乡试、会试、殿试才是晋升的正式考试。而这每一步绝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乡试是一省的考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全省录取名额只有区区百十来人。被录取了就叫举人。接下来就是具有全国考试性质的会试与殿试，全国举人皆到京城，先参加会试，清代全国18个行省，还有一些边疆特别行政辖区，稍微算算，全国举人3000左右，录取名额300，十取一，被录取的叫“贡士”，头名叫“会元”；被录取的这300人便可以参加全国最高级别的“殿试”了，地点通常就在现在故宫的保和殿前，由皇帝亲自主持，中了的全都叫“进士”，头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状元”。这绝对是一个金字塔似的进阶，正因为其难，所以尽管律令森严，但考试中总免不了有人作弊也就不足为奇了。
话说乾隆九年（1743年）又是三年一次的“大比”（就是乡试）之年，刚开春不久，广东一省的秀才便齐集省会广州，早早地租了房子或在客栈开了房间住下，悉心温习功课，以候本年八月八日正式开考。时年42岁的张元瑞也不例外，四月便从老家南海县赶到广州，借住在广州城西门外一个朋友处。在温习四书五经之余，总不忘四处打探与乡试有关的消息，看看能不能走走关系，毕竟9年时光，考了三次皆未中举，要再中不了，实在无颜回家见江东父老了。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这次总得要有点儿结果。主意既然打定，张元瑞便时刻准备着采取行动。
转眼到广州已有月余，每每想起考试，张元瑞便烦闷焦躁，这日手捧圣贤书，却是如坐针毡，便起身进城散心去了。事有凑巧，张元瑞正在城中漫无目的地闲逛之时，突见对面过来一人，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表弟何步洲，何步洲也认出了张元瑞，二人拉住，自是寒暄问候一番。原来这何步洲也是来广州参加乡试的，时年22岁，正是青春年少之时。寒暄过后，话题便落在了即将举行的乡试上，老表哥张元瑞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考期将近，今科我是以官生的身份报的名，若不进场，不好见亲友的面，要进场去，又怕文理荒疏，发榜时贴出来更不好看了。”张元瑞道出了自己的隐忧。
“那如何是好？”小表弟关切地问道。
张元瑞把何步洲拉到一旁，见四下无人，便说：“你我从前同窗，又有亲戚之谊，我晓得你文字好，出笔又快，今科你我同考，不如你到时候给我作几篇文章如何？”
何步洲听了表哥作弊的想法，急忙以自己不是官生，考试时的号舍（省城贡院里专门用于考试的小隔间，考试时一人一间，乡试三日皆在里面答题，考生不许出贡院）不相连相推辞。张元瑞再三央求，又时近正午，忙把小表弟拉到一间酒馆的雅间坐下。酒足饭饱之后，何步洲的话也软了下来。张元瑞趁热打铁，便以今后照顾小表弟家用作诱饵，力图说动这位小表弟。想这张元瑞家里必是有些钱财，题本中说他有个“监生”的名号。本来，这“监生”的称呼只是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里的学生的专称，后来清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来源，这个荣誉称号便被用来出售了，于是市面上只要有些钱财的人都可以成为“监生”。据张元瑞后来自己交代，这个监生的名号就是当年政府因为修筑广东沿海海防工程缺钱，他自己捐谷120石买的。
何步洲终于经不住诱惑，答应下来：“总要觅得人在场中传递才好！”
张元瑞见表弟答应，满心欢喜，应承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表弟你肯作文，其他的还不好办吗？”当场许诺，三场考试下来便谢番银24两（番银是当时西班牙的一种大小划一的银元，纯度达98%。时西班牙海上贸易发达，货币全世界流通，好像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美元。当时清政府又只有广东省可以对外贸易，加之全国货币也并不统一，所以这种银元在当地很受老百姓欢迎），如果中了举，再加谢60两。何步洲讪讪地客气了几句，表示尽量寻找传递之人，张元瑞更是高兴。二人又吃了一通酒，当日便各自散去。
自从有了何步洲这条线，张元瑞更无心于诗文，三天两头来找何步洲，问传递的人找得怎么样？也是这两人运气好，没过几天，何步洲便在路过“双门底”时，偶遇曾经给自己家做过油漆活计的油漆匠关显客。这关显客本是广东番禺县人，已经68岁了，无亲无友，四处打工漂泊，恰巧此时来到广州。关显客以前在何步洲家干活时，偶尔谈及自己曾在广州贡院里干过活，那些考试用的号舍全是自己上的漆，所以对贡院内号舍的布局很是熟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何步洲急忙召了张元瑞，一同把关显客叫到没人的地方，让他想办法在考试那几天混入场内作传递之人。张元瑞故技重施，以事成后谢番银8两相诱，并说自己要中了举，明年“春闱”之时还带他一同上京见见世面。关显客平时打工，得到的都是些散碎银子，一下子有8两银子的收入，还有进京旅游的机会，想不答应都难。再者他自己也有自己的算盘，想想自己都六十有八了，又无儿无女，现在施恩于何步洲，今后好叫他养老。当下三人便分工明确地达成了一致协议，接下来就是由关显客找人帮忙混入场内，如此，此事便成了八九分！三人分手之时，关显客没忘了叫张元瑞先给1两银子作为活动经费。
当然，让一个油漆匠想办法混入科考场内，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无巧不成书，开考前两天，也就是八月六号，急得团团转的关显客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日他又跑到考场贡院门口探听消息，有一个叫胡德的民壮（官府服役的差人，没有正式的编制，有点儿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告诉他，说自己本次乡试要在场内充当水夫，但这几天突然患病，身上很不爽快，要回家养病，你就替我去了吧。关显客大喜，满口答应，水夫一差经常要在各号舍走动，恰好可以行传递之便。于是给了胡德2钱银子作为酬谢，拿了他的名牌（出入证），急忙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何步洲和张元瑞，二人也是喜上心头。三人便商定八月八日考试点名之后，先在贡院的明远楼下碰头，然后认明各自号舍，以方便传递。
转眼便到了考试之期，三人按计划行事，八月八日一大早，张元瑞、何步洲各自提了饭食菜篮、笔墨纸砚，关显客挑了水担进场了。这里有个小插曲，三人在明远楼下碰头之时，何步洲见表哥张元瑞带有人参，便托说自己身体突然有些不爽快。张元瑞自是明白，便给了他两枝人参，劝他“多多进补”，以便作出好文章来，小表弟欣然笑纳。一切还算顺利，三场考试下来，每场都是何步洲把文章做好了叫关显客递给张元瑞抄袭。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场中没有人监考么？当然是有，而且设计得还很严密，每个号舍外站有1个号军（临时监考人员），全场192个号舍，还有4个“巡绰官”来回巡查，但这在银子面前都没有用处，这里不得不佩服一下关显客的公关能力了。张元瑞三场考试都在一个号舍，何步洲每场一换，但尽管如此，关显客好像还是与每个号军都很熟识，每次传递之时，都给号军一两钱银子进行疏通，并承诺事后再给两三钱银子酬谢。也许你又要问为什么这些监考的号军都这么没有原则呢？实际情况是这些所谓的“监考人员”都是官府临时雇佣的。据事发后这几个号军交待，他们平时不是以佣工度日，就是以肩挑过活，都是贫苦老百姓，哪有那么多原则！加之“巡绰官”平均一人管着48个号舍，根本看不过来。
考试过了10来天，张元瑞看迟迟没有发布中式结果，何步洲、关显客又天天来催自己兑现承诺，便先给了何步洲番银24两，给了关显客3两6钱，其余监考人员一二钱不等。九月一日是发榜之日，何步洲、张元瑞皆双双高中，其中张元瑞排在了第57名。二人皆是大喜，各自回家了。但事情往往越是顺利，便越是容易出现问题。他们都高兴得太早，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年大概九月底，顺天府府尹蒋炳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鉴于往年各省乡试皆有作弊的情况，请求自今年起乡试要实行复试制度，乾隆随即批准，文件很快便发往全国。十月初二日，广东巡抚策楞收到通知后，立即发布文告，要求全省举人于十一月初四再到广州参加复试，地点改在巡抚衙署内，违者严处。收到消息的张元瑞如同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去了，这次考试的监考肯定不同先前，再想作弊是千难万难，自己多半要露出马脚，事情就坏了；但若不去，又怕是有更严厉的处分。两难之际，张元瑞还是怀着侥幸的心理战战兢兢地来到了广州。哪想张元瑞的复试文章“文理既荒谬殊甚，字迹尤潦草不堪”，“复试之时又假装狂疾”，被“面加诘问时，一味含糊狡辩，似乎不肯吐实”，“显有情弊，非严审不能定案”。随后张元瑞、何步洲被革去举人名号，审判之后皆被定罪带枷锁生活三个月，还要被发到云南、贵州这些当时被称为烟瘴的地方做苦力，到了这些地方后，要先挨一共140大板，不死也得半残了，可怜了这些读书人，真是够惨的！当然，帮同作弊的关显客和作号军的几个监考人也没被轻易放过，为了几两几钱银子，却付出了被统统发边为民的代价。专管这事儿的几个官吏也丢了官，就连巡抚策楞也遭到乾隆的斥责。
乾隆朝一份伪造的奏稿案
王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