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的主张变化以及在美国的演讲活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讨论。从结构上看，第一章主要从胡适的《日记》考察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主张变化（由主和到主战）；第二章主要是关于胡适的《墨子·非攻》篇研究与对其战争观的考察；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于胡适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在美演讲活动的考察。归纳全书的结论如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1942年，胡适作为驻美特使以及驻美大使在美国不懈地向美国国民陈诉中国彻底抗战的决心，终于等来了美国参与太平洋战争。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由日本军发起的“柳条湖事件”的当时，胡适并没主张抗战，却在主张议和。
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贯主张通过外交与日本谈判，主张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悬案。希望在与日本谈判期间，中国全力致力于军事设备的近代化，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的阴谋。
但是，关于胡适对日主和的态度，在自1951年的胡适批判运动中，在强烈批判他的亲美思想和行动的同时，也批判了他在抗日战争时逃避与日本作战，提倡“和平论”的主张。那为什么胡适会作出如此引起众怒的主张呢？其中，除了他早年就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军事的力量远不能与日本对抗。
总结胡适的《日记》，可以认为对胡适来说，要从议和转向抗战的主张变化，需要相应的准备。笔者认为，胡适得到这个确信的转折点是：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上海事变”。
当然，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也提高了，而且当时也是日本的近卫内阁已明确表明了撤回抗日战争不扩大方针，表明正式侵略中国的时期，所以也有使胡适不得不站在主战立场的外在的时代背景。
也有研究者以胡适在1935年6月27日提出要作“绝大牺牲”的觉悟抗战策略的信为根据，认为胡适在1935年6月27日当时就主张抗战。不过，在这封信的开头他写道：“前上两函，都未蒙赐覆。今天写此函，是要从别一方面着想：——从反面设想——另画一个国策。”由此可知，胡适给王世杰写了两封信（主张议和的内容），但都没有收到王的回信。胡适以为自己的主和内容被否定了，所以他认为有必要考虑另外的方案，不是议和的方案，而是如何促使世界大战爆发的从反面设想的方案。这个设想，不管从在信里上占的比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设想的具体内容来看，都令人以为胡适真的已经在主张抗战了。但是，他在信的结尾说道：“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所提出的抗战设想完全是他站在“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的假设上的。当然，第一应该优先的是“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由此可知，胡适在这个时候依然在主张着议和。
这1935年6月27日之信的意义，与其说在主张抗战，还不如说在于他指出了主战派还没有抗战“决心”（觉悟）。胡适经过仔细的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若要作战”，必须有“混战，苦战，失地，毁灭”的“决心”（觉悟），批评以蒋介石为首的没有觉悟的政府首脑们还抱着“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根本就是不对的。其实，最重要的是，通过写这封信，使胡适自己也更明确了“决心”（觉悟）的重要性。即，他在1935年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说的“根本错误心理”一样，要使“和”成功也需要有“战”的决心这样的主张，可以说胡适此时已经确立了“和主战从”的想法。而另一方面，如果光从“战”的决心来看，确实正如余英时所说的一样：“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可以说，胡适在这个时期，一边主张议和一边也开始有了对“战”的决心。但是，根据胡适给罗隆基的信中所强调的“在最近时期中，第二方案（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只是第一方案（公开交涉，争取喘气的时间）的后盾”，可知他在1935年7月时，还依然在主张议和。
简单地归纳一下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主张变化如下：胡适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柳条湖事件”开始，到1937年8月6日，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日本，基本路线是主张议和。但是，中间1935年6—7月萌发了抗战的决心。至1937年8月13日，看到上海“八一三”（第二次“上海事变”）抗战中的中国军队勇敢抵抗了日军的情景，毅然扔掉了议和，主张抗战，从而变为彻底地全面地支持对日抗战。
可以认为，在胡适的主张变化中，除了如上述的变化要因外，还有他自身的哲学即内在的要因。在以胡适自己口述的自传为基础编辑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对于《墨子·非攻》篇给自己的思想带来的影响，作了如下陈述：
其后好多年，我都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论实是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
由以上内容可知，胡适说自己“好多年，我都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就深受老子、墨子思想的影响，特别对《非攻》上篇的评价最高。《墨子·非攻》篇分成上、中、下三篇，那么为何胡适只称赞《非攻》上篇“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的呢？
墨子也好，胡适也好，对于战争，最初都是纯粹地或原理性地以义或不义为问题中心，但到了后来，一旦自己要实际面临战争了，就有如从《非攻》上篇到《非攻》中、下篇转换一样，胡适由主和变为彻底抗战，转变了自己的主张。胡适的主张转变，正好与《墨子·非攻》篇是同样的流向。尽管胡适年轻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是和平主义者，但最终却积极推动了抗日战争。墨子在原理上，也是和平主义者，而实际却以“诛”的名义，容许了战争。如此，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张、想法、行动，实际上正好像采取了《墨子·非攻》上、中、下篇这样的阶段性的主张、想法、行动。虽然这并不是胡适有意识性地去按《墨子·非攻》上、中、下篇所做，但最终却殊途同归。对于如何来处置暴力战争，即使是和平主义者的胡适，最终也还是容许了战争。墨子按《非攻》上、中、下篇的顺序展开讨论的过程，与胡适由作主和努力到彻底抗战的这个观点转变的经过，可以认为是同样的。同样是和平主义者的两人，尽管主张反对战争或者主张议和，但最终却容许了战争这样的过程，可以看出有某种矛盾的存在。两者结果都不能避开战争，不仅容许了战争，抗战思想一旦觉醒了，两者都成了战争的专家。墨子呢，想出防卫术，以集团为单位进行战争行为。胡适则设想了周密的作战方针，引导政府的首脑部门，自己也在外交上，在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国际舞台上作出了实绩，发挥了其战略智慧。
作为“极端和平主义者”的胡适，而自己最后却成了“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的人了。也就是说，自己也成了被拘束于人性中某种矛盾的人了。在当代，地球上依然持续着杀戮行为。我们人类对于战争的拒绝感，应该比以前更强烈了，但尽管如此，还有战争在进行着。人类的矛盾，至今也没有消失。胡适到了晚年，在自己经历了战争等所有人生体验之后，还指出“《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对《非攻》上篇作了很高的评价。这并不是年轻人常有的理想论，而是针对当代正在进行着的战争以及打算进行战争的人的经验之谈。战争结束之后，胡适还对《非攻》上篇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具有启发人类本性的重要意义。
1937年8月13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胡适开始扔掉议和，主张抗战，全面支持战争。作为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胡适从1937年9月23日到1942年9月18日所作的演讲，就笔者目前所知的共有238件。其中35篇以演讲内容为基础整理而成发表于杂志上。除此以外，仅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有34篇。
1938年7月11日，在Port Arthur作的演说中，胡适说道：“我在美国九个月，无他成绩，只能力行‘无为’而已。”确实，胡适作为驻美特使在美国逗留的时间实际上仅有九个月，他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向美国社会诉说中国的抗战状况等。在此九个月期间的演讲次数为98次，此后，如果加上回国途中（1938年8月）经由英国时作的4次演讲，总共为102次。特别集中于从1938年1月25日（演讲No。19）到7月11日（离开美国时）这段时间内，累计演讲次数达84次以上。例如，他在1938年3月1日的日记里，计算了1月24日从纽约出发之后到这天为止的旅程是10600英里；3月16日的日记里，计算了到这天为止是51日的行程作56次的演讲，把演讲的地点和次数都列成了表；3月17日的日记里，记了“这是我此行第五十七次演说”。胡适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作了57次演讲。
1938年9月胡适就任驻美大使之后，更广范围地进行了外交活动。蒋介石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中立法；财政援助；阻止日本军用品的出售。胡适在努力完成任务的同时，一直坚持演讲，但次数不多。在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去美国之前，所作的演讲次数只有少数的56次。那是因旅途过度劳累，从1938年12月5日开始在医院住了77天（参见演讲No。107）。
胡适从1938年9月就任大使以来的一年零九个月间所作的演讲，比作为驻美特使一年的演讲活动要少46次。但自从与之不太合拍的宋子文去美国以后，蒋介石所交的任务执行起来不太方便，演讲活动又有所增加。自1940年9月18日（演讲No。157）以后，到1942年9月大使离职前约两年间，演讲次数达80次。
例如，胡不归说：“（1940年）10月下旬，赴美国东部纽约，波士顿等各城市作广泛的旅行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的信件中说：“今年体气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因此，这年（1942年）到5月为止实际上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就作了100多次的演讲。胡适在离大使任之前约两年时间里，其演讲次数，以笔者所知为次，可能只相当于实际演讲次数的一半左右。在驻美大使最后的两年间，胡适不辞劳苦地作了那么多的演讲次数，其疲劳程度是不难想象的。
1942年9月8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准许了驻美大使胡适的辞职，魏道明继任了驻美大使。胡适于1942年9月18日上午11点告别双橡园（大使馆），离开了华盛顿。
胡适演讲的对象，波及各种各样的阶层，有国会、州议会等政治界的要人，银行领导人等商业界的要人，也有市民团体、宗教团体、中国抗日战争支援团体等普通市民，还有新闻记者、广播电台等媒体有关人员以及住在美国的其他中国人和中国留学生。其中面向大学教员和大学生所进行的次数比较多。向美国国民播放的广播至少有16次。胡适进行演讲的地方，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特别在纽约、华盛顿、密歇根、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同时，还波及加拿大从西到东的广大范围。
演讲的内容主要在以下八个关键词与话题上：①九国条约；②自杀愚行；③福奇谷作战；④苦撑待变；⑤为世界作战，为民主国家作战；⑥民族生存，抵抗侵略；⑦美国的国际领导权；⑧日本的侵略行为等。
对胡适的演讲活动，敌国日本，迅速在报纸上报道了有关演讲活动的情况，杂志也刊登了他的演讲内容。从日本杂志刊登的胡适的演讲内容以及日本报纸报道胡适的内容来看，包括胡适的演讲活动等外交活动，日本方面的反应都非常激烈。就笔者所能确认到的，从1938年到1940年的三年间，就有四篇演讲全文在日本杂志上刊登。杂志《改造》在1940年3月号和1940年4月号，接连两期连续刊登了胡适的演讲《中国目前的情势》与《我们还要作战下去》，这是日本对胡适演讲形成美国社会舆论的效果持非常警惕态度的证据。同时，正如杂志《日本评论》1938年12月号所刊登的：“两国都以于自国的同情者为核心，欲把美国的舆论诱导为于自国有利，开始展开了极为猛烈的宣传战……从中国以胡适为首的第一流的演讲家于事变爆发的同时派遣而来，从日本以高石、铃木、鹤见等国民使节、演讲家渡过了太平洋。全美的报纸连日在第一面进行大大地报道，刊登了哗众取宠的战争报道。”美国也承认胡适为“第一流的演讲家”。并且，对胡适在1937年9月末作为驻美特使在美国的演讲活动状况，《日本评论》很快就作出反应，在1937年11月号就刊登了相关内容：“为抗日中国大显身手做着对外活动的胡适……这是他对美宣传所发的第一声。正因为他不说能持续对日反抗十年或二十年的显而易见的空话，他能给听者以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印象，而不是所谓的中国式的虚假宣传，可知这样能更有效。他不像中国外交界的老狐狸顾维钧那样信口开河的胡说。他所使用的诬陷日本的材料来自中央通讯社以及经过检察官之手被扭曲了（原文）的外电等资料，但他全身散发着真挚（诚实）的学者风范，使这些不可靠的资料有如确切的资料一样，使对方信以为真，恐怕这就是他的使美任务吧。最近美国的（对日）舆论逐渐恶化，不知是否是他宣传工作的结果，至少他给予了相当大的影响之事是事实。在日本提起往欧美派特使的话题之时，他已经在美国作巡回演说了。”指出胡适的演讲对美国的（对日）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是说明胡适的演讲在对说服美国国民（对日作战）上取得了效果的证据之一。
除了日本的杂志以外，日本的报纸也详细地报道了胡适的活动状况。就笔者所能确认到的，代表日本全国性报纸的《朝日新闻》对日美开战前胡适的活动状况进行了连日报道：1941年11月12日、11月20日、11月24日、11月25日、11月26日、11月27日、11月27日晚报、11月28日、11月29日、11月30日、12月1日进行了连续的刊载。从这些日本方面的报道可知，胡适的演讲在日美开战之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胡适作为驻美特使约10个月的时间里，以“演讲”为中心的报道就有《胡适，在桑港豪言壮语》、《高石·胡适列席演说》、《高石使节奋斗与胡适列席演说》、《粉碎胡适之旅》等八条。可见日本对胡适的演讲显得非常神经质。
笔者认为美国从厌战转变到积极参加战争，是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最好的外交成果。而在他的外交活动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演讲活动了。
当然日美开战，有美国自己的打算也是事实。例如，根据赫尔国务卿的回顾说：“（1941年）11月20日，野村和来栖递交给我日本政府的新提案（所谓‘乙案’）。这是非常极端的内容，不过……我们考虑了暂定协定以及在暂定协定上附加的十项和平解决大纲。摩根索财长给我送来了财务省制作的解决方策。此提案中也有好的部分，也加在了我们的最终草案中。我于1941年11月26日向野村、来栖两位大使递交的提案（十条和平解决方案）（所谓《赫尔笔记本》），就是到了最后阶段，我们还期望日本的军部或许能找回理智，抱着一丝的希望作继续交涉的诚实努力。到后来，特别在日本开始遭到大失败之后，日本的宣传歪曲了我们这个11月26日的备忘书，说那是（我们的）最后通告。这完全是在使用谎言欺骗国民，是让国民支持军事掠夺的日本第一流的做法。”如此，赫尔指出日本新提案的无诚意，并批判了日本军部欺骗国民的伎俩。可是，关于这个《赫尔笔记本》的作成，如赫尔国务卿自己所说的：“摩根索财长给我送来了财务省制作的解决方策。此提案中也有好的部分，也加在了我们的最终草案中。”而根据后来的研究，摩根索财长的解决方策，是摩根索财长的部下，与苏联共产主义有关联的怀特拟定的。同时，罗斯福的政敌，在当时是共和党（在野党）的领导人菲什，他在其著作中提到：在“日美开战的悲剧”中，告发所谓的“罗斯福阴谋”。
并且，野村大使也在其报告中说道：“美国为什么出示了如此严厉的条件？很明显，这是英国、荷兰及中国对美国的谋划。再者，我方要求停止援助蒋介石，最近很多日本要人在演说中呼喊要打倒英美，并且，也有要求泰国的国防全面委托（日本）等流言，可以认为这些（问题）全部都反映在这个严厉的提案上了。”这说明日本要人在演说中呼喊要打倒英美以及要求泰国的国防全面委托（日本）等也是日美开战的主要原因。黑羽氏指出：“如此，致使日美开战的决定性的契机之一，就存在于抗日战争的构造本身内。作为日美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的‘隐花’，这个胚芽就在中日全面战争四年的历史中被哺育了。”这正说明抗日战争本身也是日美开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至此为止的讨论中，关于日美的开战，笔者认为正是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约五年间400次的演讲形成了美国对日开战世论的基础。对于实践主义者、方法论者的胡适来说，首先，其使美的目的是让美国参与太平洋战争。其次，作为问题点，是如何调动美国的社会舆论。并且，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胡适想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演讲活动。当然，仅胡适的演讲是调动不了日美战争的，日美开战，是诸要素的综合。可是，就像赫尔国务卿在提出《赫尔笔记本》时所说的，美国有“不能对中国见死不救的舆论”一样，这并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而应作为重大的事实来看待。而这个“舆论”的基础，可以说是胡适的演讲活动打下的。同时，美国的政治要人罗斯福和赫尔也正是非常重视舆论之人物，所以可以说，胡适的演讲对美国的政策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从日本方面的杂志和报纸报道看，也可知胡适的演讲对日美开战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总结来看，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胡适的演讲活动，乍一看，似乎看不出他的演讲活动究竟对抗日战争起到了多大作用，但实际的效果，正如余英时所说：“他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同时，最近的研究，例如，陈永祥对胡适的外交成果作了一定程度的评价。其中，关于1940年6月赴美的宋子文，陈氏说：“主要由于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等客观因素，促使美国援华政策日趋积极，对宋子文来美后争取美援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是，对美外交的功劳便记到了宋子文账上。”如此，宋子文成了对美外交的功劳者。的确，宋子文是政治家，关于他的政治手法是“善于走‘上层路线’，利用‘私人渠道’与上层人物交往、谈判”，总之，宋子文擅长与上层要人交往，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决定者带去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是事实。而从经济效果上来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宋子文成功地从美国争取到了四笔借款，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条件优惠”。宋子文从美国借大金额的款项确实是事实，可是，那都是美国的舆论已经成为援助中国之后的事了。而形成支持中国舆论的基础的是胡适的外交活动，特别是他的演讲活动的效果最大。正是胡适自1937年9月末开始作的约400次之多的对美国国民等的演讲造就了这个支援中国的舆论基础。正因为有着这样踏踏实实的努力，慢慢地在美国形成了支援中国的舆论，造就了约三年之后去美的宋子文的对美外交的基础。关于借款之事，美国最初给中国借款的时间是胡适最初就任驻美大使时的1938年，由他与陈光甫的努力而成。所谓“万事开头难”，最初的借款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气氛高涨，能在这样困难的状况下成功获得美国的第一次借款，其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重大的。后来宋子文的借款能成功，也可以说是建立在陈光甫和胡适有成功先例的基础上的。
在讨论美国对中支持和对中借款的时候，不可忘却是胡适的演讲活动造就了这个基础。
由上，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际形势判断的敏锐性以及他为了实现未来的国际形势（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而进行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其演讲活动的意义之大，我们可得以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