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坚持议和意见，从1935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也可证实。这一天的日记如下：
中午博生请吃饭，听陈公侠（仪）与李择一谈，似乎现在蒋介石做了行政院长，决心要与日本政府作最后一次（？）的亲善交涉的尝试。陈仪大概要去日本一行，也许是大使？
公侠是一个好人，他认定中国不能与日本作战，故决心要讲和。他的精神也可佩服。
由这则日记可知，胡适对有与日本讲和决心的陈仪的精神感到佩服。由此可见，此时胡适依然还是以和平为主的思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如此状态下，胡适等议和派还觉得应该避开对日本作战，还打算着与日本交涉。胡适1937年8月6日的日记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①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②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③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①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②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由以上日记可以看出，胡适在1937年8月6日还在考虑与日本和平交涉。这个见解，其实也代表了当时主和派的基本主张。由此可以认为，胡适开始考虑主战的时期，至少在1937年8月6日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