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赵园“易代之际”研究的起点，1999年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在几个方面确立了她其后著述的基本特征：从材料上说，注重“一家一家地阅读文集”；从旨趣上说，关心微妙幽隐之处，不放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从方法上说，打破文史悬隔，消弭思想与情境的距离；从行文上说，剪裁精细，运思绵密，论断剀切。2009年的《想象与叙述》一书，一方面延续了赵园此前著作的部分主题和一些长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显著的拓展与变化。
《想象与叙述》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三篇文字：论述甲申明亡的《那一个历史瞬间》、以祁彪佳事迹为核心的《废园与芜城》以及论述遗民处境与心态的《忠义与遗民的故事》，或可称之为“叙述部分”。第二部分包括《想象与叙述》、《再说想象与叙述》两篇，是对“明清之际”、“元明之际”这个“之际”的方法论省思，或可称之为“想象部分”。第三部分为占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附录及后记，是作者治学反思与心得的结穴，也是方法论省思的延伸。
先说“不变”。首先，以士大夫为中心的“明清之际”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其次，“叙述部分”的章节题目《南—北》、《遗民—时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南北》、《时间中的遗民现象》等章节，这种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思考的习惯似未改变。
“变”，约略言之，有如下数端：
第一，《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素材主要是明清之际的各家文集，《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稍有扩大，加入了各种《经世文编》，但总的看来，研读的范围相当清晰。赵园在《想象与叙述》自序中说：“前此，我关于明清之际的论述主要凭借文集，明清间的野史，近人的叙事史学的著作，写作本书时才集中地阅读。”大量引用野史与近人著述，正是作者素材变化最突出的地方。《再说想象与叙述》一篇，思考轸域更延至“元明之际”，相关元史著作进入作者的视野，也相当引人注目。
第二，《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皆为单纯的研究著作，以对象为优先，《想象与叙述》侧重理论尝试，作者主体凸显。赵园在自序中称：“这本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由具体的研究课题中抽身，考虑一些诸如‘方法’之类的问题，也借此反身回顾，将曾经的‘研究’作为考察、批评的对象……”事实上，无论是“叙述部分”还是“想象部分”，《想象与叙述》整部书都为理论思考所浸透，叙述之所以值得叙述，乃因它在想象中回翔徘徊，而所想象的也无非是能否叙述、如何叙述。若以为作者只是要讲几段明清故事，则于作者心事隔膜太甚。
第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许多章节的写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挥洒自如”，兴会所至，文笔奔逸，惟偶尔尚有锤炼不足之病。《制度·言论·心态》一书，除最精彩的《谈兵》一章外，未免予人材料堆垛、文气凝滞之感，应该与作者自己所说的“惫”或“力不从心”的状态不无关系。到了《想象与叙述》，心态突然松弛，加上“有‘演讲录’的设想在前”，遣词从容渊懿，论析鞭辟入里，不再引述大段大段的古代史料，文气忽获解放。就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想象与叙述》不仅是赵园从事“明清之际”研究以来的四部著作（其中包括《易堂寻踪》这本小册子）里面文笔最畅达的一部，即令在当今文史研究领域，这样流丽、典雅的学术语言也是罕觏的。
《想象与叙述》是一部发明极多、益人神智的好书。因为警辟之处太多，不能缕述，下面只把一些在我看来值得思想史研究者注意的论断略作提点。
就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京城陷落“那一个历史瞬间”，赵园指出：“任一‘瞬间’都有弹性……如若确定北京为震中，则有震幅，有震感的传递……不妨先来想象震动之波自北而南的传递。历史想象的空间伸展，固然赖有‘史料’的支持，也要凭借对时、空的敏感与想象力。由理论上说，在将三月十九日作为坐标上的定点之后，有可能将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个人对事件的反应搜集、排列，据此绘出震波。”赵园敏锐地看到，历史事件对历史中的人的影响在时空上有其异于今天我们惯常体验到的一面。这一观察角度，或者说这种“想象力”，在别的历史时空中也一样有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察角度的获得，必然源自更高的立足点。严耕望的名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不就是一种“思想的地理学”吗？而事件的时空震波图，画出的正是心灵活动的等高线。
在明清之际，各种军事力量起伏消长，角色繁杂，品类混淆。赵园指出：“其实‘义军’、‘群盗’无从分别，无论宋末、明末，无不如此……‘跋扈将军’所部的乱兵(明军)，行径就往往无异于寇、盗……死于乱兵抑乱民，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此一时，彼一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倒戈反水，瞬息万变，不能不使得身份、角色界线模糊不清。”
还有在我看来非常深刻的“当面之敌”的提法。赵园指出：“易代中士大夫最当面之敌，不能不是那些识面或不识面的奴仆佃客；较之远敌，这当面的‘反叛’无疑更有冲击力与破坏性。这也有可能是他们所经历的更切身的‘易代’。”赵园引述黄淳耀所谓“仆坐堂上，饮啖自若，主跪堂下，搏颡呼号”，引述杜濬所述僮仆叛去、窜入兵籍后“不数日，立马主人门，举鞭指画，放言无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斫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则恣意大骂，极快畅，然后驰去”，都有使人震骇的效果。赵园紧接着补充道：“尽管饱受了惊吓，当着写这种文字时，杜氏显然已恢复了优越感以至幽默感，语含揶揄——正是一个主人的态度。”很可见出作者的文字敏感。
“兵匪无别”与“奴主易位”，绝非历史工作者感到陌生的现象，然而，正如赵园强调的那样，她关注的是“士大夫的经验与反应”。“‘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感觉，无疑被发生于个人生活中的碎裂，大大地加强了，那里有混茫一片的家国身世之感”。赵园拈出的这些现象，对真切把握易代之际的士大夫感受至关重要，而它们在通常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框架中往往找不到位置。《书城》杂志2010年1月号刊出赵园的访谈录，她提道：“我曾经强调过由史学中得益，但在写《想象与叙述》时，却更愿意强调另一面，即我进入历史的‘文学研究者’的方式，文学研究对于我近二十年的学术工作的意义。有了这两个方面，才较为完整。‘明清之际’绝不冷门，你跟别人不同的，或许就是你对材料的感觉——别人不以为材料的，你作为了材料。背后隐隐地起作用的，就有得之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研究的那种训练。”在访谈中，赵园所表达的比她在书中所写的更直白、更自信。
《想象与叙述》一篇的理论思考胜义披纷，却难于归纳，大体上说，是主张“避免过于具体明确的‘站位’”，赞许“去熟悉化”、“无意图状态”，“换一种方式想象历史”，“目的并非在分解，证明所谓‘大叙事’的虚妄，而是探寻更复杂的‘历史逻辑’，更丰富的历史面貌”。《再说想象与叙述》审视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情境的微妙映照与纷繁勾连，立意甚高，文章所提示的复杂性也很值得思量。“附录二”所收《思想·材料·文体》、《视野、境界及其他》两篇“治学杂谈”，让人不禁想起《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余论（之一）》、《余论（之二）》：皆为精悍的文字，却似乎有意安排在不起眼的位置。“治学杂谈”循循善诱，极便初学，尤其是讲道理多（这些道理我几乎无不赞同），举实例少，可说是整部书中最无懈可击的两篇。当然，《思想·材料·文体》这题目是对应着“义理、考据、辞章”来的，作者的深意与雄心不可轻轻放过。
爱克曼的《歌德对话录》里记述两人谈论辛利希（Hinrichs）的《论古典悲剧的本质》一书，爱克曼向歌德表白道：“我觉得这本书妙不可言，没有别的书像这本书一样启发我这么多的想法，可是也没有别的书像这本书那样使我常常陷入矛盾……在我看来，他的意图是极可钦佩的；他也决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但是他往往很厉害地迷失在细致的和内心的关系上，而且出以这种主观方式，结果他对这方面既失去对个别细目的真正见解，又失去对整体的概括认识，并且使人遇到这种情形：为了和他的想法一样，不得不勉强自己和曲解对象。我常常觉得，我的官能似乎过于粗糙，不足以体会他所区别的异常的微妙性。”
刚好，官能粗糙的我也觉得《想象与叙述》“妙不可言，没有别的书像这本书一样启发我这么多的想法”，然而，虽远不若爱克曼所言之甚，但他描述的那些感觉也或多或少出现在我阅读此书的过程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以文集为素材，对赵园来说，是最有利、最稳妥的决定。一方面，文本阅读的能力得以发挥，另一方面，范围窄，论述的有效性有保证。《想象与叙述》一下子将素材扩大到“明清间的野史”和“近人的叙事史学”，不唯数量加多，性质也显著变化。很明显，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赵园进入的是她虽不陌生但毕竟并非本行的史学领域，而史学自身的规范、方法终究与文学的规范、方法有较大区别。尤其是赵园在《想象与叙述》一文末尾评骘谢国桢《南明史略》、司徒琳、南炳文、顾诚《南明史》、樊树志《晚明史》、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诸书，标准是否统一、方式是否得宜，论争的余地似乎还很大。赵园长于观点的折中去取，对叙说的语言特征极其敏感，这都是大可赞佩的，不过，很难因此认为赵园对明清之际历史有一深入、可靠的整体认识。因此，读《想象与叙述》常让人感觉作者尽管对近人史著时有赞弹，然实依违其间，缺乏基于史实的个人见解。虽然历史认识离不开叙述，但叙述毕竟不是历史认识的全部。
有时，赵园像是拿着放大镜走进花园，刚走两步，就被身旁的奇葩异卉吸引住了，忍不住端起放大镜端详。凭借文字方面的敏感，她的确常能在字缝里读出字来，但归纳、总结的过程并非总能保持严谨。这里只举一个跟《明季奴变考》有关的小例子。
《那一个历史瞬间》中写道：“1930年代已降对‘农战’、‘民变’、‘奴变’的研究，与同一时期进行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与其时推广中的革命意识形态，自然有着呼应……谢国桢自说他考察明末奴变所带的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即‘奴变和索卖身契的事，是不是民族阶级的运动’ （《明季奴变考》，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第210页）。在当时，农战、民变、奴变，被不加分析地一概作为‘进步’的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谢氏此篇所说的‘农民军起来了，农民翻了身，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同上，第224页）。‘翻身’、‘当家作主人’，或许在当时还陌生而新鲜，却正是稍后流行的说法。”作者看出“翻身”、“当家作主人”之类字眼儿的异样，的确相当敏锐。不过，她似乎一直没注意到，其所引据的1982年中华书局修订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从正文到附录，增改之处甚多，已非20世纪30年代之旧貌。赵园拈出的“翻身”、“当家作主人”云云，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修订时新加上去的，为1932年《清华学报》本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4年初版本所无。“或许在当时还陌生而新鲜”的推断，也就没了着落，因为当时实并无此语。其实，若细读过修订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发现其异于旧貌，还是很容易的，比如原来的一句“‘党’与‘社’是在吾国近古，政治上和社会上是很要紧的一种运动，与国民党的发生很有关系”，到了1982年修订版中，“国民党”三字就变成了“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这总不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的词语罢。
为证实自己的说法，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稍嫌自由，《再说想象与叙述》多次引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不无割裂上下文之处。另外，似不甚注重史料的原始出处，如第208页引《元史纪事本末》“（刘）福通遣（周）全攻洛阳，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福通杀之”云云，实际上，这段文字几乎原样袭自《元史·顺帝本纪》。《纪事本末》之属，读之则可，焉能据为典要？
作者对同行的相关研究著作似不甚措意。《那一个历史瞬间》里虽借助樊树志《晚明史》提到了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明亡消息传播情形的研究，但显然并不知道此文已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一书。这篇题为《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北京情报》的文章与赵园的“震波”提法关系实极密切，而岸本氏的研究又素以细密著称。探讨“奴变”时，未见作者引及佐伯有一的《明末董氏之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一文。当然，参考文献之必有或可无，本没有一定之规，而我在此之所以提到这两篇，是因为岸本氏、佐伯氏都是有深湛之思的优秀学者，在理论思考方面恐不比赵园逊色。不参考此类文章，终究可惜。《再说想象与叙述》屡引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一书，却似乎不知与其题旨关系最大的萧氏著述实为《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一文。此外，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皆为近年明遗民研究的一流著作，《想象与叙述》亦未列入征引书目，是认为与自己的研究无关，还是根本未曾参考，颇费猜疑。
以上吹求，似有过苛之嫌，然而《想象与叙述》这样精金美玉似的佳作，或许能容许钦赏者的善意挑剔罢。
（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4月4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