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诗人”就不是一个正当职业了，没有谁靠写诗维生。1962年，W. H. 奥登的第一本随笔集，同时也是他生前自己编选的唯一一本随笔集《染匠的手》出版，在前言一开头，奥登写道：“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个可悲的事实：诗人写诗，远不如书写或谈论他如何写诗来得更有钱赚。我所有诗都是因为爱写才写的；很自然，我写的时候也希望能把它卖出去，只不过对市场的预期并没有影响到我如何写它。可另一方面，除了受旁人之托准备讲演稿、为书籍写导读、写书评等等，我从未自动自觉地写过一行评论文字；尽管我希望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能多少有点发自内心的喜爱，但我动笔写这些，只是因为我需要钱。”该如何看待这段话？是听信奥登的说辞，认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东西只是为了换阿堵物，还是完全不理会他的讲法，认为这不过是谦辞，而把他对众多诗集的评价都看作他诗学观念的充分体现？依我看，我们对此无须太认真，也不能太不认真。诗人不能餐风饮露，自然要想法子赚钱，而写书评对文字工作者而言尚不失为一个体面的收入来源。反过来说，纵然经济利益是主要的着眼点，却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没有真正的兴趣或见识蕴于其间。这就像没有哪个开店的不指望赚钱，而真心诚意对待顾客的也比比皆是。
奥登的书评写得到底怎么样？我以前看英国批评家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评价奥登的《序跋集》（Forewords and Afterwords，1973年由爱德华·门德尔松编选出版），说T.S.艾略特缩小其批评的范围，为的是创造出一种新传统的特有语汇，而奥登的评论却是个人化的、折中的，还说：“这是那种评论：初看上去有强烈的个性，但就整体的效果而言，却苍白平淡、没人情味得让人难受。”（见氏著The Collection第8页）这种看法，有其正确的一面，比如说，奥登的批评语言通常是相当口语化的，尤其是在他尚未触及作品精微之处时，权且以1960年奥登为《卡瓦菲斯诗歌全集》英译本写的导言开头三段为例，他写道：
三十多年前，已故的R.M.道金斯教授把C.P.卡瓦菲斯的诗介绍给我。从那以后卡瓦菲斯的就影响了我的创作。即是说，倘若我不知道卡瓦菲斯，我写得很多诗就会大不相同，也有可能根本就写不出来。然而我不谙现代希腊语，因此我惟有透过英译或法译接触卡瓦菲斯的诗。
这使我感到困窘，同时使我感到有点不安。我想所有写诗的人都会有这种看法，即散文和诗的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散文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诗则不行。我也一直持这种看法。
可是一旦某个只能阅读译作的人在诗艺上受该译作的影响成为可能，上述看法就得重新加以限定了。（《奥登全集：散文，第四卷》，爱德华·门德尔松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以下未另说明者皆引自此书）
这种文体亲切自然，总与个人的经历或体验相关，没有哪个对所谈论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会抱怨读不懂评论者写了什么。但阿克罗伊德讲的“就整体的效果而言”，我们没法单举一两个片段加以证实或证伪，按我的理解，阿克罗伊德的意思是，与艾略特这样意识明确、观点激烈的诗人评论家比起来，奥登的文学观念不够尖锐，不成体系，也许每一句读起来都很明智，但你很难将这些聪明的马赛克拼贴成一幅完整深邃的大画。
我并不觉得阿克罗伊德的判断有道理。简单地说，艾略特这样的诗人批评家，在近代，可谓绝无仅有，就算是兰德尔·贾雷尔、约瑟夫·布罗茨基，又创造出什么“新传统的特有语汇”了？艾略特不单是一位诗歌评论家、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化批评家，就智识关怀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奥登显然比贾雷尔、布罗茨基更接近艾略特。
2001年，《一群读者：奥登、雅克·巴赞、特里林的集外文》（A Company of Readers：Uncollected Writings of W.H.Auden， Jacques Barzun， and Lionel Trilling）一书出版，书中选载了奥登、巴赞、特里林三人从1951年开始延续十二年为“读者订阅图书俱乐部”（The Readers’Subscription Book Club）和“世纪中图书俱乐部”（The Mid-Century Book Club）两个阅读组织撰写的书评。按书后所附总目，奥登从1951年到1962年为这两个图书俱乐部刊印的杂志总共写了五十五篇书评，而书中选载的只有十五篇而已。自从读了这本书，我就不免朝思暮想，眼馋那些未入选的篇什。终于，被我等到了。2010年出版的《奥登全集：散文，第四卷》收入奥登1956年至1962年的作品，那些我以前只见其目、未睹其文的书评终于都读到了，快何如哉！
尽管奥登的书评以文学为主，但绝不限于文学，其中有关思想类重要著作的文章如评汉娜·阿伦特《人的状况》、评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教化：希腊文化的理想》（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评布鲁诺·斯内尔（Bruno Snell）的《心之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后两篇可见奥登在古希腊文史方面浸淫之深，他古希腊文的修养也体现在对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伊里亚特》译本的评论上，他取格雷夫斯一节译文，与另外两种译文对比分析，一个字一个字地掂量推敲，这一段细致的文本分析（见第262页），对欲窥文心者来说，真是绝好的教材。音乐修养极高的奥登当然也有兴致评柏辽兹、评他钟爱的歌剧。他甚至对费雪（M. F. K. Fisher）女士的饮食文学赞不绝口，他在文章里写道：“对费雪夫人的原则——世界上每一种味道至少应该尝一次——我完全赞同，可是，就算是她本人，真能面对贝都因人的美食——一只羊眼吗？迄今为止，我算躲过了那一劫，可我在中国的时候曾与煮熟的大个儿龙虱遭遇，最后可怜地认输了。”这似乎是整本书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国的地方。
在文学方面，奥登的高论、妙论层出不穷，我完全不同意阿克罗伊德“苍白平淡”的说法。试看他评价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谈美洲原住民的那本《向易洛魁族人致歉》（Apologies to the Iroquois）：
埃德蒙·威尔逊先生是一种从来罕见、现已几乎绝种的生物的标本：知识纨绔子（the Intellectual Dandy）。如此归类，有点自相矛盾，因为从定义上讲，纨绔子是个个不同的；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跟其他人绝不相同。纨绔子既不随波逐流，也非抗世矫俗，因为这两者都暗含着介意一般世俗看法的意思，纨绔子才不在乎。有时候，他的见解可能会与多数人的想法重合，有时候，又跟少数派一致，但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重合一致都只是偶然而已。他的兴趣也是如此。判别知识纨绔子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他的作品是否变化莫测；就算你知道了他之前写过什么，你也无法猜到他接下来会写什么。……就定义而言，纨绔子是无弟子可收的：他能带给别人的唯一影响，就是作为如何活出自己的一个榜样。作家们形成一个所谓“威尔逊学派”，这种事是无论如何无法想象的。（第252—253页）
奥登的精于鉴别于此显露无遗。他不只是总结威尔逊一个人的特点，他是从威尔逊身上抽绎出一般性的规律，然后再从这一般性的规律出发审视威尔逊的特性，这种思维方式看似得来全不费功夫，实则非在纷繁现象中千锤百炼过不可。再看那些貌似平易的句子，“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跟其他人绝不相同”，“他能带给别人的唯一影响，就是作为如何活出自己的一个榜样”，其精炼、机智与王尔德式的理趣是相通的，简易中自有不可移易的东西。
给评论写评论的困难在于你无法展现其分析、深入的全过程，除非你相对完整地引用全篇文章。因此，我无意再现奥登评论展开的形式，我想谈谈他的思维模式，谈谈他的“分类癖”。
1959年秋，奥登谈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的诗集，称几年前受刘易斯·卡罗尔作品的启发，开始将人分为“爱丽丝型”和“玛贝尔型”两组。为了更好地理解他这番话，我们最好重温一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记述：
但是，要是我不是自己的话，那么我能是谁呢，唉！这可真是个谜啊！于是她就挨个儿地去想和她相同年龄的女孩子，她是变成了她们中的哪一个了？“我敢说，我不是爱达，”爱丽丝说，“因为她是长长的卷发，而我的根本不卷。我肯定不是玛贝尔，因为我知道各种各祥的事情，而她，哼！她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她是她，我是我……“我相信背错了。”可怜的爱丽丝一边说着，一边又掉下了眼泪：“我一定真的成了玛贝尔了，我得住在破房子里，什么玩具也没有，还得学那么多的功课。不行！我拿定主意了，如果我是玛贝尔，我就呆在这井下……”
我承认这的确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不确定我是否领会了“爱丽丝型”和“玛贝尔型”的实质，不过，既然奥登说“解释这两个类型之间的差别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举一些实例”，那就让我们看看他1959年列出的例子吧：
爱丽丝型
蒙田
马维尔
奥斯丁
屠格涅夫
柯莱特
E.M.福斯特
德拉梅尔
G.E.摩尔
玛贝尔型
帕斯卡
堂恩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纪德
乔伊斯
叶芝
海德格尔
奥登解释说，这些人能分成两组，并非因为艺术素质有差，而是性格不同。“爱丽丝型”的人从不大惊小怪。他们也像所有人类一样承受着痛苦，但他们是斯多噶主义者，不会声泪俱下或是愤怒失控或是当众脱衣。尽管他们通常是秉持严格道德准则的人，但他们既非布道家，亦非改革者。他们也可能表现得很尖锐（一般是以嘲讽的方式），或是很温柔，但情感的热烈喷发与他们无缘。而且有一条通则，尽管他们非常清楚世界上到处都有邪恶和丑陋，但他们更喜欢在良善和美好的地方生存。“爱丽丝型”的人总有显得过于挑剔的危险，而“玛贝尔型”的人的危险则是流于粗俗。
“爱丽丝型”和“玛贝尔型”的区分，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以赛亚·伯林的“狐狸”与“刺猬”的两分法。这类区分，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任意的，因为缺乏明确的、可经反复证实的标准来衡量，只有在明智的奥登或伯林那里，这一区分才显得颇有意思、不无道理的样子，而一旦换由那些并非精于鉴别一道的人来套用，这种区分就变得一无是处了。
1962年，奥登在《染匠的手》引言谈“写作”的部分中再次列出了两种类型的名单，可这回，名单的对应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爱丽丝型
蒙田
马维尔
彭斯
奥斯丁
屠格涅夫
瓦莱里
维吉尼亚·伍尔夫
E.M.福斯特
罗伯特·格雷夫斯
玛贝尔型
帕斯卡
堂恩
雪莱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纪德
乔伊斯
劳伦斯
叶芝
对比1959年和1962年的版本，我们发现，除了一般的增减，跟纪德相对的柯莱特换成了瓦莱里，跟叶芝相对的德拉梅尔换成了格雷夫斯，原来是福斯特对乔伊斯，现在两人分别改换了对象。尽管类型组别未发生变动，可是谁能充分解释这些更换过的配对呢？我想，奥登自己可以给出他的理由，但若让我们来揣测，这游戏就有点没劲了。
在评论中，奥登反复流露出“分类癖”、“罗列癖”的征候，就是在那些本来不必或不大可能分类的地方强行分类，要么就是条分缕析地罗列，细致得几乎要逼人发疯，比如在《英国人算是欧洲人吗？》一文中，奥登开列他眼中欧洲的特征，一共列了十六条，第六条写的是“那里的商店星期天开门，随便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喝上一杯”（这一点跟我本人的经验不符，在德国，星期天开门的商店太少了），第十一条写的是“那里一旦离开大城市，商店就都没了正经的包装纸”。像这种分类、罗列，真是一种分类、一种罗列吗？它是否更像王尔德谈论蒲柏时说的那样：“有两种不喜欢诗的途径：一种是不喜欢，另一种是读蒲柏。”这种“伪分类”（姑且这么说）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依适当标准对特定集合进行等分和完全的分割，这种分类充其量只是一种取样而已，虽然在本没有“类”的地方看出“类”来是只有极聪明的人才做得出来的。
1956年，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奥登获选为牛津大学任期五年的诗歌教授，这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却让奥登倍感不安，因为他离开英国学院的知识氛围已经够久了，而在1939年的危急时刻他离英赴美，是被英国的知识人看作与背弃祖国无异的。无论如何，他战战兢兢地来到牛津，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作诗，知诗，评断诗》（Making，Knowing and Judging），这是最重要的奥登诗学文献之一。在文中，奥登借用柯勒律治《文学自传》里的提法，对“基础想象”（Primary Imagination）和“次级想象”（Secondary Imagination）进行了区分（又是分类！）。简言之，“基础想象”就是那些有关神圣之物的想象，而“次级想象有另一种属性，处在另一个精神层面。它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它的范畴并非神圣或世俗，而是美或丑”。在奥登自己选定的《染匠的手》中，对神圣的强调或隐或显，不时闪现。然而，遗憾的是，奥登的这一强调没能让他听起来像艾略特表达宗教情怀时那么让人震动，相反，这些部分反而是《染匠的手》里最令人感觉滞闷的地方。机敏老辣的奥登一开始讲庄严的道理似乎就不那么迷人了。
《奥登全集：散文，第四卷》前半部分收的是散篇书评、讲稿等，后半部分留给了《染匠的手》一书。我有点怀疑《染匠的手》里面正儿八经谈莎剧、谈亨利·詹姆斯、谈卡夫卡的文章还有没有人想看，但我知道，当中谈阅读、谈写作的那些格言式片断一定会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欢迎。比如：“在与作者的关系上，多数读者奉行双重标准：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想对作者不忠多少回都行，但作者却永远不能对读者不忠，一回都不行。”（第457页）再比如：“去读就等于去翻译，因为没有哪两个人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不好的读者就像不好的译者那样，在该意译的时候他以辞害义，在该直译的时候他添油加醋。要想学习如何读得好，学识尽管可贵，却没直觉来得重要；有些了不起的学者其实是差劲的译者。”（同上）再如：“对一位诗人来说，最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发现一首署了他名字的劣作赢得了大众的欣赏，被收入多个选本。他可能也知道，那诗写得也许并不赖，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不应写出这种诗。”（第467页）这些格言，总是不乏趣味，总是不乏见识，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们就像是被收入多个选本的诗歌，不见得是最精彩的。被从复杂的上下文中剥离出来的有关阅读、写作的警句，其有效性、深刻性都是值得怀疑的。我宁愿老实的读者去读那些看似平淡的书评，我觉得，在那些文字中，奥登的智慧与见识要可靠得多、可亲得多。
或许因为我自己是个不大能鉴赏诗歌的书评人，所以，奥登对我而言，是大诗人，更是了不起的书评家。
（原刊于《天南》文学双月刊2011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