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样子。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读书人轻商的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可是，公认为传统学人最后的代表的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前十多年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吴宓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做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下面还有几句批评“妄倡邪说，徒言破坏”，且不必引。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陈氏所揭橥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学问文章成了营求名利的手段，即不能不牺牲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
但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词、宋徽宗作画的条件，千百年才得一二，则常人自不能不寻求维持生活的手段，陈氏所反对的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学问充当手段罢了。舍此他求，则四民之中，除去士子的本业，还有农工商三条路好走。务农，做工，都需要力气或手艺，非读书人所能，于是“经商最妙”便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也是到过哈佛，读过柏拉图，能用洋文表述“谋生之正道”的人才能作出的结论，因为他们早就走出《儒林外史》，进入现代社会了。
为委吏、乘田，无须“道中庸而极高明”，孔子不过将这类小差使当作谋生的手段，而这类差使亦没有妨碍他删诗书订礼乐，成为万世师表。庄子当漆园吏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他绝不会对上司朗诵《逍遥游》或《养生主》。
就是陶潜、杜甫以至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是靠别的来源生活，没有谁领取过一文稿费。而陈先生虽志行高洁，敢于遗世独立，卒不能不以“作教员”终其一生，此今昔之不同也。然则，“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又岂易言哉！
时至今日，情形又已大变。人们的观念，早已由轻商变为重商。“学者”“文人”早职业化，各有各的组织和单位，而工薪微薄，诱惑甚多，故从企业家那里取得金钱，于面子和里子均有极重大之关系，得之则群以为荣焉。有钱的老板“赞助”出了几本书刊，开了几场讨论会，也就成了名誉理事、名誉主席，偶发雅兴，想发表“著作”和“作品”，代笔和捧场者自大有人在。至于那些靠经营或色艺发了财的“名人”以及“名女人”，其传记、小说、写真写假更是汗牛充栋。看起来，这些名人、企业家倒真是“于学问道德以外”，找到了进一步赚钱赚名的大道和乐土，不知陈氏地下有知，将会作何感想。
我虽不敢言“经商最妙”，亦断乎不敢轻商。在读了陈氏关于顾亭林的话以后，还真希望在“儒商”中多出几个能追慕亭林先生的人，并不奢望他写《日知录》，只要他在醉饱之余有兴趣弄弄学艺时，能照亭林先生《与人书十》中所说的那样，要铸铜钱便自己去“采铜于山”，不要专门从所谓的文人学者们手里“买废铜充铸”，便很好了。
其实以读书人经商而大大成功的，还有一位范蠡，应该说他比顾亭林更加有名得多，不知道为什么陈寅恪没有提及。也许是他在“左提鼓，右援枹，以应（吴国）使者”时讲的那几句话：
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
这种勇敢和坦白只能是古典的，今人断断乎做不出来，所以也就不敢将他树作典型了吧，虽然有西施小姐陪着去游五湖总会有人艳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