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的《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邀请作者来京,围绕新书举行若干座谈、对话、聚会。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与老友相见,格外高兴。
称范泓老友,因为和他相识已经十二年。相识的机缘,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杂志书《老照片》。主编冯克力,邀请我和南京学者邵建担任特邀编辑,为之组稿。邵建组织的栏目名叫“多维视焦”,既围绕同一话题,组织几人笔谈。基本作者之一,就是他的同城好友范泓。那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在青岛举办了名为“《老照片》的文化解读”小型会议,我和邵建、范泓均与会,得以见面。我们不但在会上围绕主题各抒己见,还同游崂山,天南地北畅谈,感到一见如故。以后范泓几度来京,我几度赴宁,都有欢聚。在南京,得邵建、范泓的引见,我还认识了****守、尉天纵、董健、高华、陈远焕、邓伍文、罗建、袁剑、李永刚等多位在宁人士,他们专业各有侧重,但都称得上是胸襟开阔的知识分子。我在太原生活了二十多年,深知省会城市能够聚焦一批胸怀海内、放眼五洲的知识人是多么不易。而南京这一批朋友,不论老中青,个个气象不凡。有的人头上有过显赫的头衔,有的人始终是一介布衣之士,但都在想着大问题,做着大事情,推动着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创新。让我想到南京毕竟是六朝古都和民国首都,这样的人文历史氛围里,留存着一种绵延不绝的贵族精神的余脉。
范泓原来在一家广播电视报纸担任副总编。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滋润的职位。但他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知天命之年就主动要求“离岗退养”,回家读书写作。并且,把自己的书房搬到相对清静的扬州,一头扎进史料的故纸堆里。他说,自己研究历史,只是想探寻真实,还原真相,与个人得失无关,与自身利益无关。但他的历史研究,却实实在在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度撰写雷震的传记。
在台湾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雷震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本是国民党的高官,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在台湾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批评******独裁,十年后又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出挑战,因而遭到构陷,系狱十年,出狱后黯然去世。台湾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二〇〇二年雷震的冤案终获昭雪。当时,邵建正在研究胡适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涉及雷震和《自由中国》,于是邀请范泓一起撰文切磋。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教授到南京讲学,又向范泓提出阅读《雷震全集》的建议。不久陈敏又约范泓撰写雷震的传记,参加袁伟时主编的一套历史人物丛书。范泓写成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历史人物丛书的计划却流产了。好在冯克力及时把书稿推荐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温故书坊”,使之在二〇〇四年面世,成为海峡两岸第一本雷震传记。此后,范泓又陆陆续续用了八年时间,进行大量补充修订,新版内容更加充实,体例更加完备。
范泓此书,讲的是台湾的故事,却对大陆的知识人产生了直接启示。孙国栋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为弘扬法治精神,寄托宪政理想,十二年前创办了《律师文摘》。但在办刊过程中,一再受挫,几乎要放弃,这时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获得了精神的力量。他说,比起雷震为《自由中国》而系狱十年,自己遇到的挫折实在不算什么。于是愈挫愈奋,如今《律师文摘》在办刊时间上已经超过了《自由中国》。
章诒和读了范泓这本书,也倍加称赞。那天讨论会进行到一半,牟广丰匆匆赶来。他说,章诒和向他推荐此书,并将自己的一本转赠于他。他连夜捧读,心潮澎湃。刚听说有讨论会,专程来向作者致意。
章诒和特别看好范泓的文字,我也有同感。范泓的文字流畅、简练、从容,读起来有节奏感,这可能得益于他早年写诗。同时还有几分古雅,于笔下的民国氛围十分契合,这可能是受到大量民国史料的熏陶。他对历史人物怀理解之同情,笔锋节制而审慎,立论不求耸人听闻,一鸣惊人,而求公允而平实,有一种绵长深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范泓研究历史的动机与权力和资本无干,因为不是政府资助的各级各类课题,所以不受权力、资本和学术利益的牵引。学术的生机在民间,范泓的书就是最好的例证。
范泓的学术成果,还有《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和事》、《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与李敖打官司》等多部著作。他本来还想采访朱厚泽,为之作传,可以机会没有抓住,朱厚泽已经作古。
范泓转入史学研究,也没有放弃对诗的关心。有一次,他和我同游合肥,专门请已故诗人公刘的女儿刘粹一叙。公刘是一位才华横溢、思想超前的诗人,晚年在合肥却十分寂寞。女儿想为父亲编一本纪念文集。范泓让我和他一起为刘粹出谋划策。我当时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住,但这本公刘纪念文集后来确实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