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雪慧，我是先读文章，后见其人。
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九年春天，她来北京出差。崔卫平告诉我说一起聊聊。于是约好在****、金雁夫妇家见面。
当时我正为《社会科学论坛》杂志搞策划，北京的学者比较容易联系，外地的学者见一次面不容易。见到萧雪慧，我向她约稿，并请她用电子邮件发来。那时她还没有购置电脑，回到成都后，找到一家网吧，一下子给我发来了七篇文章，其中讨论教育问题的一篇《论坛》采用了。其实更棒的是另一篇《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因为文中涉及戴煌先生经历的一件事，我打印了一份，送戴煌先生一阅。第二天，戴煌先生便打来电话，连声发出感慨：这篇文章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他还说，要送给张思之看看。
后来，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找我组织一套文化随笔丛书。我马上想到，其中如果有萧雪慧的一本，一定能为这套丛书增色，于是打电话向她组稿。很快，她将书编好了。正好成都《教师之友》杂志的李玉龙来北京出差，她托李玉龙将自己的文集《独钓寒江雪》捎给我。同时托我帮李玉龙联系几位北京学者，为这份杂志出点力。李玉龙到北京后，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回到成都，便建议杂志社邀我参与策划。这样，八月中旬我又赴成都，自然又有机会与萧雪慧再度见面。我将自己最近出的一本小书送给她指正。她回赠我一本书，便是一九九九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合人格：马基雅维利》。
见到这本书以前，我已经在《出版广角》上读到何满子先生对此书的评论。对于何老先生的眼力，我是很信服的。但我捧起这本书之后，还是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
中国学者撰写外国思想家的评传，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何况传主又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是这样一位被后世争议了几百年的思想家呢。
一想到马基雅维利，马上会想到权术的邪恶。一本《君王论》，撕开了政治权力运作的所有美丽的面纱，不择手段几乎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代名词。这本书诞生四百年来，从拿破仑到克伦威尔，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都深受此书影响，甚至把它奉为政治家的最高指南。在一般善良人们的印象里，马基雅维利也因此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
其实，这样的印象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实在片面。萧雪慧写道：“纵然几百年此起彼伏的毁誉把马基雅维利包裹在了一团迷雾之中，人们很难从中窥见他本人的真实形象。但他自己的生活、个性、活动和著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照样使人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即使就那三部主要著作来了解他，《君王论》展示给 人们的似乎是一个绝对君权拥护者，一个冷酷无情地鼓吹暴力和权术的谋臣；《李维史论》让人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和公民自由的维护者；《佛罗伦萨史》里，他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敏锐的观察家，祖国的踏实朋友和激情澎湃的爱国者。”
我想这可能正是萧雪慧选择马氏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马氏虽然生前留下了三部著作，但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记载却比较简约。这就给撰写评传增加了难度。
萧雪慧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主动选择这样复杂的选题。我想，可能因为简易而平淡的选题不足以承载自己的人生感受。马氏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和公民自由的维护者。他所处的时代，正好让他遇到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两难处境。统治者强悍，有利于国家的独立，却剥夺了公民的自由；统治者软弱，民权上升，国家独立又受到威胁。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也遇到过这样的悖论。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又是向往自由民主的。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曾经让渡了个人权利。等到民族独立了，才发觉民主自由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这种顾此而失彼的悖论，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人们的智慧，更考验着人们的良知。肖雪慧这本书的背景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但我觉得她更想把对二十世纪中国的人生感受寄寓其中。所以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与现实有什么隔膜。
撰写思想家的评传，难在知人论世。萧雪慧之所以能对历史的复杂性形成一种深刻的感受力，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中年丧偶，人生道路上几经坎坷。人们说，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又说，文章憎命达。萧雪慧的思想能力，与其说是苦读所获，不如说是磨难所得。如果她生活上一帆风顺，如何能再现风云变幻的佛罗伦萨？如何能再现谜一样的马基雅维利？
萧雪慧是一位伦理学家，早在八十年代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南方北方，都有名牌大学的伦理学教师，靠抄袭剽窃萧雪慧的学术著作，评上教授，当上博导。而她身在大学供职，九十年代以来却失去了登台讲课的权利。其实那所院校，在全国并不出名，像萧雪慧这样闻名全国的学者更是绝无仅有。对于萧雪慧来说，不让讲课，还可以写作。她的文章，文笔刚健，说理透彻，赢得得了无数读者。因为编写《大学人文教程》，我曾和她又见过几面。知道她写作状态很好，各地媒体约稿不断。受损的是那所学院的学生，名师近在咫尺，却无缘得其教诲。现在她已经退休，恐怕以后的学生没有机会听她授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