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直被视作权力、符信、祭礼及财富的代表。作为早期先民手工业中与彩陶并驾齐驱的玉器，在人神共祖的先民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比陶器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作为与神鬼沟通的工具和特殊身份的象征，成为最尊贵的礼器之物，所以以玉为尊的时代又被称为“玉器时代”。进入夏、商、周之后，青铜文明取代了石器文明，但是玉器并没有随着青铜的盛极一时而衰退，反而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愈加重要，被赋予更多的内涵。
尊贵的礼器
玉器为什么会成为礼器呢？首先考察一下“礼”字的的字型结构。“礼”的繁体字形为“礼”，在殷墟文字中则写作，其中上面的两个“丰”字“指的就是玉器，是琮、玉杖、玉圭、牙璋等玉器的简写形式，下面的是“鼓”的本字，也就是说“礼”字由鼓和玉器构成的。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从结构可知“礼”为后起文字，应该是先有了作为礼器的鼓和玉石，才产生了“礼”字。
鼓是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传说为伊耆或彤鱼氏子夷所作。在中国古代，鼓有木鼓、灵鼓、铜鼓、建鼓等种类。山西陶寺龙山早期的墓葬曾发现过大型木鼓，鼓身为竖立的桶形，鼓皮虽已腐朽，但在鼓腔内发现了数块鳄鱼骨板，由此可断定此鼓是由鳄鱼皮做成的，即为上古所说的“灵鼓”。据《礼记》称“夏后氏之鼓，殷楹鼓，周县鼓”，皆为礼器。玉在上古被视为“石中精英”、“石中精灵”。
玉器起源很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中，就发现了大量玉器，且制作工艺水平很高。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大量玉器，皆雕琢有精美的文饰，采用了浅浮雕、半圆雕、镂空、圆雕等技术，并出现了主体纹、地纹和装饰纹的三重装饰。
玉虽源自于石，但因可以通灵，故凌驾于一切石头之上。在石器时代，石器可以作为祭祀祖先的社石神主，具有灵石的作用，当高于石的玉出现之后，玉器就自然取代了石器作为社石神主的地位而成为祭祀的礼器。不仅如此，玉器还逐渐成为权力重器。
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礼的最高形式。作为礼器的玉器，也具有不同的等级和规格。在上古的玉器中，以琮、璧、圭、璋、璜、珑、琥等为祭天、祀地、礼人的神器。在这些神器当中，又以圭、琮及璧的品位最高，用来祭祀规格较高的神主。
圭是一种造型为下方上圆或凸为三角形的长条形玉器，其上尖锐呈三角形的称为尖首琰圭；其上圆弧隆起或呈微弧形称为平首镇圭，或者称圆首圭和琬圭；如果上部分向上凸起而后内凹呈弧形或“∨”形，则称为大圭牙璋或圭璋。把圭璋从中间劈成左右两半，则称为边璋。
圭上圆下方的造型是取“象天法地”之意，因为上面的弧形“⌒”或锐角“∧”表示太阳在天空运行的轨迹，而下面的方形则表示地平线上四面八方的景象以及日表晷影在地平线和晷仪上移动的影像。同时，圭还象征祭祀的图腾崇拜物和祖先。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出土了成组的玉石礼器，而且这些玉石礼器如玉琮、玉钺、玉璧、玉杖、玉珠等与玉人、玉鸟、玉龟、玉兔、玉豕等一起出现。在这些玉器上还出现了人物和动物或在一起或分开对立的图案，如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的大圭、玉冠、玉斧上都有这些人神共图的图案。这些人和动物的图案并非是为了美观而作的装饰图案，而是将其作为祖先而加以崇拜的象征物。也就是说这些玉器上的人物、鸟兽、日月星辰等图案是图腾、祖先的“神徽”，而刻有这些神徽的玉器就成为祭祀的社石神主。
圭因象征自然祖先—图腾祖先和人的祖先，所以用来祭祀天、地和人祖。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有四隅和四面的柱形玉器，取象天圆地方和太极八卦之意。在东夷伏羲、蚩尤及少昊族团所居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堆，炎帝族团所居的仰韶文化、陶寺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堆以及黄帝族团所居的龙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堆的文物出土中，都有太极八卦、天文历法图和玉琮一起出土。这说明玉琮与八卦是同一文化观念的产物。根据这些文化墓葬的情况，反映出玉琮与墓葬主人的身份有特殊关系：这些墓葬的主人多为高级巫师，因而这些玉琮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根据已有出土文物考证，太极八卦图有7000多年历史。玉琮虽然是后出的礼器，但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崧泽文化中，也已出现了半璧形的玉器—璜。
玉璧是内外双环的玉器，取象于太极天寰。内环是北极天心所在，外环则为日、月、五星晷仪太极盘。在良渚文化的王陵墓葬中，墓主人常常是背垫着玉璧，在胸口或头侧、身体四周放着玉琮。在古代，人们以背为阳，以胸腹为阴，以头为阳，脚为阴，而天为阳，地为阴，所以背璧胸琮是象征天、地与人一体的三才，而墓主人则以玉琮通天地神灵。
在早期文明时期，以玉琮、玉璧和其他玉器殓葬的习俗十分普遍。如红山文化，人们将玉龙、玉猪、玉龟、玉鹄、玉马等放在尊贵死者身边，并将死者打扮成生前的模样，头戴玉冠，身挂佩玉。良渚文化也一样，死者盛装如生，手执玉钺等礼器。人们之所以用玉殓葬，其目的是让死者的灵魂返本归真，即如《礼记》所说：凡天下礼，“致返始，厚其本”，“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礼最初是指用于祭祀典礼的礼器—鼓和玉器，所以礼能够“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是源于玉器的通灵。上古人们常常以琮、璧等玉器殓尸，就是希望玉可以超度死者，让他们回到祖先那里去。这与《周礼》中的记载：“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可相互佐证。除了以琮、璧殓尸外，在先民的丧葬习俗中，还有将玉含在死者口中下葬的习俗。这一习俗起自崧泽文化，一直延续到商、周。在春秋时，由于贵族身份的不同，下葬时所含的东西也有所不同，如天子含珠，诸侯含玉，大夫含碧，士含贝。
根据上古典籍《尧典》和《周礼》的记载，五瑞之玉有三圭三璧，六瑞之玉有四圭二璧，可见古礼以圭为最重，璧次之，而琮则是贯穿天、地、人三界的至高神器。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所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仓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按五行来说，东方为木，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圭则象征杲木的晷度，且太昊伏羲氏和句芒居于东方，主日，所以用青圭礼东方。玉璋原本是牙璋和一种有肩石钺石锛的衍化物，后来用作象征兵权的玉符。兵主蚩尤曾南下作乱，故以赤璋礼南方。琥本是虎族的符信物主，后来用作象征兵权的兵符，所以又称虎符。因白虎少昊西迁，故以白琥礼西方。璜即半璧，其形状是为一身双首的龙形，由于黄帝——颛顼族团经常以璜作为礼器，所以用玄黄礼北方。至于中天，则用琮璧来礼祭，因为中央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所在的地方，颛顼让重黎“绝地天通”后，只能由神职人员来掌握祭祀大权。作为至高权力所在的中天，只能用至高神器来祭祀，故以琮和璧来尊天礼地。
权力重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玉器作为尊贵的礼器，除了礼天地人之外，还是象征权力的重器。在上古时期，玉钺、玉斧、玉杖、玉冠和玉玺等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和军权。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文化堆墓葬的大墓中，都发现了与王权相联系的玉钺、玉斧、玉杖及玉冠等重器。
在甲骨文中，“父”为手执斧、杖、圭的形象，指的是执掌权政的王、后、帝、皇。在上古时代，凡是掌握兵权和祭祀权的首领，不管是氏族酋长，还是部落联盟首领，如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王都称为“父”，而象征他们身份的标志就是所执的玉斧、玉杖及玉圭。玉钺即玉斧，在安徽凌家滩编号为M4的墓中，正中间平放着一个巨型的石斧，下面埋葬着墓主人。墓主人四周放着大量玉器，在胸口处还放着一只玉龟。玉龟的腹甲和背甲之间，夹着一块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玉版，这与《周礼》所说的“易抱龟”完全相符。在良渚文化的反山、瑶山的王陵墓中，也发现了墓主人手执玉钺的完整葬仪，可见玉钺在众多的重器中地位显要。
除了玉斧，在其他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玉杖。玉杖的形状是玉琮与圭融合发展的产物，其分节像加长变细的玉琮，其形方圆相间，又像是加长的玉圭，象征着君王的身份。从出土的情况看，这些玉斧、玉杖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很显然不是实用的工具，而是礼器。玉斧以及后世的铜钺，都是象征王权的重器。
玉冠是上古王权的另一重要礼器。在良渚文化中，曾发现大量的玉冠，在冠座上挖有系绳的孔。玉冠上还有刻有各种图腾徽铭，以象征王权的正统性。
符瑞制度
在上古时期，玉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东西，只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佩戴。
玉在上古时代被视为君子的德，蕴含有天地的浩然之气，故《礼记·玉藻》说：“古之君子以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铿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鸣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由此可见，玉只为特殊之人—君子所佩戴，而君子被儒家认为是有德的人，在上古社会则指有采邑的贵族。
各级贵族所用的玉也因级别不同而各有规格，如《礼记·玉藻》所说：“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苍玉而（缁）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玟而綦组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政令相配的符瑞制度。
符瑞制度是中国上古时代政权形式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古代，人们称圭等权力玉器为“瑞”，《说文》说：“圭，瑞玉也。”“瑞”的字形结构即表示王者帝后的手里拿着像“圭”的玉器，因此“瑞”解释为象征权柄的玉器。所谓“符瑞”就是指玉圭、玉钺等权杖玉器。因为玉圭可以祭天祀地，只有可以通天的大巫觐—帝才能拥有，所以玉圭又代表至上王权，玉圭也就成为符瑞的代表。
传说符瑞制度产生于伏羲时期，黄帝时的“釜山之会”首创了“合符”之举。《史记·五帝本纪》的索引说：“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即各地方国部落首领要将代表他们权力的符契圭玉拿出来核对之后，才能朝见盟主黄帝。在盟誓之后，黄帝作为宗主，再颁发这些信符给首领，以明确彼此上下隶属的关系。可见符契圭瑞是代表政令和政治权利身份的信物。这种符瑞制度一直延续到尧、舜、禹夏，至商、周仍盛行不衰。
结合出土的玉瑞礼器以及上古文献可知，这种符瑞制度确实是中国上古和中古时期王权政治任命、考核诸侯的有效政治制度。《尚书·尧典》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望于山川，偏于群神。……班瑞于群后”。即在正月初一，舜接受尧禅让的帝位，接着考察北斗七星的方位和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以授民时。然后祭祀天地、山川、群神，报告它们所继承的天命。最后收集诸侯的信圭，择定吉日，接受四方诸侯的朝觐；大典结束之后，再将信圭退还给他们，以示对政权交替和新政权的确认。在整个受天承命的过程中，大致有三个环节，即制历定时、祭祀祷告和会合诸侯，而其中两个环节直接与玉有关，它们是“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和“辑五瑞”、“班瑞于群后”。
“辑五瑞”、“班瑞于群后”是黄帝釜山盟会“合符”之举的延续。为什么要在盟会之前收集诸侯的信符呢？因为这些符瑞本来即为最高统治者的盟主或天子封赐给诸侯的信物。在诸侯最初被册命受封之时，天子就把象征权力的信物交给他，并在这些圭瑞上做好记号；所以在诸侯朝见天子之时，必须将圭瑞交给天子验核，以辨真假。具体方法是天子以王圭的下刻处核对诸侯玉圭的上尖部，如果不同即为伪圭。手持伪圭的诸侯当然不能参加会盟。所以天子“辑五瑞”实际上是召集不同身份的诸侯与国，共商天下大事。在会盟结束之后，天子仍要将信物归还，以示对他们的重新确认。
由上可知，玉圭就是天子颁发给地方首领实行有效管理的信符，相当于最高统治者授予地方长官的权杖。《尧典》所说的“五瑞”即代表五种等级不同身份的圭瑞，与天子的大圭就合成“六瑞”。《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伯执躬圭，侯执信圭，子执谷壁，男执蒲璧。”可见上古自尧、舜、禹夏直至西周，除天子之外，有公、伯、侯、子、男五等爵位，是为地方的五等长官，亦即五服。“伯”即为诸侯的长者，实际是地方诸侯，只不过因特殊贡献或与天子亲近的关系被封为伯，爵位略高于侯。如在文王时期，文王就被商王封为西伯，即西方的大诸侯方伯。而“公”是地位高于伯的有德望的诸侯大臣，如西周成王时期的周公、召公以及平王东迁时护卫有功的晋文公、郑武公、卫武公和秦襄公等。
至于玉圭，因等级不同而有不同的规格。《周礼·冬官考工记》说：“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这里的“冒”即指天子所执的王圭，此外还有公、侯、伯的命圭，但没有记载子爵和男爵的信符。据考古发现，谷玉和蒲玉均在战国时才发现，可能这两种圭在三代时还没有出现，或是另有他物代替。
从符瑞制度来看，玉圭等符瑞不仅是天子授予权力的象征，还是各级地方诸侯身份权威的代表。圭瑞也因所持诸侯的大小而有不同的等级，一般而言，有公、伯、侯、子、男五等，再加上天子的王圭，圭瑞就有了六种等级。这些作为权力象征的玉圭礼器，是不能流通市集，作为钱货交换的。《礼记·王制》说：“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宗庙之器，不鬻于市；牺牲，不鬻于市；戎器，不鬻于市”，即玉器与命服、牺牲、兵器等用于祭祀和军事的器物一概不能成为商品交换流通。虽然不能等同于财物钱货，但是玉器因其特殊的功用，其价值远远高于财物货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