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民不聊生。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文帝继位之后，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
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在“安民”方针指导下，归纳起来，文帝采取的措施有：减省租赋、减轻徭役、令列侯归国、弛山泽之禁、废除过关用传制度、人粟拜爵等措施。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由于文帝采取了上述的方针和措施，就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
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人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开始进入治世。
源于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汉初统治者从秦亡的教训中，第一次看到了“民”的力量，认识到这个力量虽在平时不显现，然而绝不能忽视它。
如果过分侵犯了“民”维持生存的起码权利，“民”就不是原来的被动状态，而要以暴力的行动显示出它不仅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力量。所以统治者就要对“民”让步，就要顺“民”心。
第二，统治者大力推行黄老政治。汉初统治者，尤其是文帝和景帝，坚持“清静无为”“躬修节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结果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解决了秦过分剥削农民、破坏合理的权利和界限的根本问题，这样，就造成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三，文帝个人的励精图治。刘恒即位不久，就废止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异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谦让宽容，以礼相待，自然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正因为如此，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后人的赞誉，也得到了西汉末年赤眉军的尊崇，他们攻占长安后，西汉皇陵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唯有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第四，废除严刑峻法。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现在，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是缇萦救父。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
汉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人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
文帝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他怜悯这个女孩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后世有许多评说，大多是认为出于“悲怜”缇萦，体现了文帝的“德政”。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第五，正确的边疆政策。汉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境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一直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
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文帝在北部边疆实行“募民实边”政策的同时，对南越采取安抚政策。
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着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所以被称为“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尉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文帝即位，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
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已有较大发展。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