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关于纺织品配额一体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的相关条款，从2005年1月1日起，原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国将取消对中国配额限制，对相应产品中国将不再实施配额许可证管理。
中国纺织业迎来机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进出口贸易居国际前列的贸易大国，纺织品贸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对我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总的来看，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纺织品出口会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这是配额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回归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原有配额体制严重扭曲了世界纺织品贸易，压抑了中国纺织品的出口，中国获得的配额基数很小，与生产能力极不相称。取消配额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快速增长完全是正常的。
因此，不可否认，后配额时代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历史的机遇。而纺织品服装出口又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支柱，这一领域的发展无疑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纺织业为国民经济带来的贡献更是不言而喻的。以2004年前10个月为例，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顺差638亿美元，而同期我国总体贸易顺差仅100多亿美元。另据了解，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纺织品行业发展增速高出世界平均增速3倍，纺织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占据不可或缺的支柱地位。近年尽管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顺差在减少，但纺织品服装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从一定意义上说，纺织品服装的出口贸易支撑着我国进出口贸易在总体上的平衡。随着配额的取消，希望中国的纺织业能够真正抓住历史难得的机遇期，顺应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战略思路，使我国的纺织业走向新的繁荣。
中国纺织业腹背受敌纺织品贸易取消配额，对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WTO进入一个没有配额的时代，但我们也不要过高估计“后配额时代”对全球纺织品市场的影响，不要过高估计“后配额时代”对中国纺织业带来的机遇。
首先，配额取消带来的利好作用有限。从1995年乌拉圭回合之后，世界就开始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如今已经进行了近十年，各国都有一个很长的心理准备期，2005年1月1日起全部配额取消，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而言，也不会突然出现惊人的奇迹。
其次，“后配额时代”的纺织品贸易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人们普遍只会认为，配额取消对中国纺织业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纺织品服装可以自由进入所有国家市场，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供大于求的总趋势下，失去配额限制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将更趋激烈，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配额的取消对中国纺织服装业来说，更多的还是挑战。
再有，由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目前的纺织品出口前景并不明朗。近来，在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中，就出现了买卖双方因为都不掌握配额取消后各自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既不敢下单也不敢接单的现象，从而导致纺织品订单的成交量比以往有所下降。
配额取消不意味着自由贸易影响全球纺织品贸易的因素有很多，除了配额之外，还有关税、绿色壁垒以及各种非关税措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绝不意味着世界纺织品全面进入自由贸易时代，所谓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的或更加自由的贸易。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
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令世人惊羡，利用外资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累计约5000多亿美元，连续十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的大量注入，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就业的扩大、税收的增加、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引进、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个别地方的做法甚至与科学发展观相悖。尤其是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引资大战”令人触目惊心。打开一些地方政府网站，单看标题就会感觉到引资热浪扑面而来：“市委发出引进外资动员令”、“大干6个月，确保利用外资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官员像业务员拉生意一样拉项目，为了完成引资“指标”，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上，各地区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资源条件、地理位置、政策特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都是外商在投资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当招商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时，当层层下达高指标时，盲目引资就在所难免。比如，在一些地方兴起的“让利竞赛”，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由此导致的种种恶果便出现了。
——土地资源被消耗。为了在引资比拼中取胜，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变相执行“零地价”。更有甚者，为了GDP数字，有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批地。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违法占地行为几乎都涉及到地方政府。凡此种种，使得土地违法现象处于失控状态，原本紧缺的土地资源被消耗。
——引进了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在“不分良莠、凡是外资就行”的思想指导下，外资项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外资企业乘机把“夕阳产业”转到我国，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借机落地开花。于是，我国不少开发区开始遭遇“黑色幽默”：因为工业污染，养殖的鱼虾死了，地里的秧苗蔫了，周围的人得了怪病，而污染企业的环保考核竟然达标了。
——国家税款流失。按理，招商引资应“双赢”，让投资者赚到钱，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有的地方根本无视国家规定，不顾当地实际，敢拍胸脯，勇于承诺，税收优惠一让再让。有的地方政府以补贴、奖励等名义通过财政支出变相返还企业税款。更有甚者，外资企业当年实现地方税金全部返还。由此形成的虚收虚支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质量。
盲目恶性竞争，给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其结果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少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发展举步维艰。觊觎外资的优惠条件，不少国内企业纷纷“变身”外企。于是，大量“假外资”以投资的名义进来，开始了“国内吃草国外挤奶”的畸形旅程。
以外资名义在中国投产的“淘汰工业”，廉价获取了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严重污染了空气与水，享受着“两免三减”的种种优惠，留给地方政府的却是微薄的利润，甚至只是一个数字空壳。如此利用外资，无异于“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并非不知。但为何仍然乐此不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引进外资，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出GDP和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为了眼前的“政绩”，不惜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这种狭隘的“招商引资观”不可取，必须予以纠正。
“只注重数量而无视质量”，盲目利用外资的弊端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指出，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识之士指出，引进外资应该以效益为主，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应该是招商选资，要对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外资项目果断地说：“不！”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刻不容缓。怎么办？首先，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其次，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进行调整，不但要看他的经济数字，而且要看他的经济质量。要加强监管，不以数字论英雄，将各地的招商引资步伐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
如何对外资说“不”？
有记载的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早年份应该是在1996年，没有明显的资料显示或解释海外资本为什么选择在那个年代进入中国。但粗略地评估一下，不难发现，1980年至1996年，中国住宅市场转型已经历16年的培育期，出现了2万多家开发企业。出于房改与市场化的推进需要，国家的政策一直是扶植市场的，那段时期有着美好的市场前景，国内的中外合资、合作或纯外资资本因而一时之间陆续出现。
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20年时间里，外资的存在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相关监管体系没有十分完善和巩固。自2004年春天开始，由于国内宏观调控的持续，由房地产业引发的危机预言此起彼伏。外资在境内市场中无所顾忌的收购、注资与持股等大手笔举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招致不满。实际上，官方也认可了这种担忧。根据中央银行去年的一份金融报告，国内一些热点地区的市场里均有外资的身影浮现，直接设立投资公司或参股境内企业，或间接购入境内企业债券并通过中介以包销方式批量购房，从中套利。
由于外资布局密度紧凑的一线城市房价高居不下，人们普遍担忧。从近几年的舆情来看，评论家一般都喜欢将外资看作市场失衡的一大罪魁。有关针对外资出台严格的管制性政策引起的舆论反应，显然也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如果是出于引导资金的合理布局与流向、优化投资结构与产业发展效率、理顺消费市场秩序等角度来考虑，出台一些规范性、指引性的文件或措施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仅只是依据某种舆论情绪，而机械地推出管制措施的话，那么这些措施本身并不会利于市场规范。
若干年以来，中国均没有对外资进入房地产进行过深刻系统的风险评估，舆论掀起的危机感更多时候来自于某种主观意图，外资如虎狼的理论也经不起严密和科学的推敲。某些人将房价的居高不下与外资联系起来，认为对外资设限之后，房价将会明显回落，这种认识有显武断和片面。需要看到，目前的外资进入仍只维持在每年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速度上限，而且外资助推房价涨幅的说法也显得十分可疑，在现今的一线城市，外资只局限于对商用物业的收购与置换，有一些则打算长期持有，至于住宅类物业，由于受宏观环境的影响，外资一直没有展开购置与持有行动，而且住宅类物业眼下也不符合外资套现的价值认同：因为一线城市的住宅利润空间有限；住宅物业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理想的利润置换。
实际上，近20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根本症结仍存在于国内，每次危机都是由于消费心态失灵与市场主体冲动造成的。比如当时海南市场的泡沫，似乎就不是外资引发，而是由于规则缺失，造成多方资本的投机冲动，毁灭了一个大好市场。
而且需要注意，有统计的中国70城市房价月度监测数据均显示，房价月平均涨幅同比达到55％以上区间，西部一些二三线城市涨幅甚至达14％，将这种涨幅与外资联系起来无疑有显牵强。
应该明白，问题的实质在于，由于多方利益的博弈，近两年间调控政策并没有完全到位。因此，除了房价，我们还可以看到，最早因为要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初衷而发起的调控，在眼下并没有将房地产投资规模有效压制住。据国家统计局最新通报，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7695亿元，增长242％。注意一下，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已连续五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在调控期间仍出现高幅度的增长，这应该是近五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一个历史性新高了。
消费需求、投资惯性、投资冲动都是其中的原因，但是调控政策是否被有效运用与贯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环节如果不花时间去理顺，一味责怪外资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鞋难越欧盟关？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借助综合成本优势，包括鞋类制品在内的中国多行业领域的产品以低于欧洲同类产品的价格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以鞋类产品来说，据中方统计，去年中国向全球出口鞋类产品588亿双，总价值为152亿美元。其中对欧出口鞋类产品81亿双，总价值达223亿美元。中国皮鞋大量进入欧洲，除了让欧洲广大的消费者感受到了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外，也给欧洲的一些生产商带来了竞争的压力。近年来，欧盟方面的惩罚方案接连出台。从2004年9月发生的西班牙火烧中国鞋城事件，到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欧盟对中国输欧皮鞋征收反倾销税案，中国皮鞋似乎成了欧盟鞋类制造业不景气的“祸源”。
事实上，在这桩涉及金额高达76亿美元的反倾销案上，欧盟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曼德尔森的发言人表示，欧盟在对华皮鞋案上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欧盟许多国家离不开物美价廉的中国皮鞋制品，另一方面，欧盟还得顾及另一些成员国的利益，不得不高举反倾销的利剑。在这样的条件下，欧盟要拿出一个让各方满意的方案，应该称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不少舆论认为，欧盟的解决方案屡屡受挫，说明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人心。
对中国皮鞋实行反倾销与支持进口中国皮鞋的并存态势，实际上代表着欧盟成员国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在处理与欧盟商贸关系上需要做好二重抉择。中方企业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的同时，也应该很好地拓展自身的生产营销思路，诸如加强产品结构调整，开发适合欧盟市场的产品；实施品牌战略、走中高档产品路线等等。说到底，增强品牌竞争力，规范市场竞争原则，这恐怕才是最大限度避免贸易纠纷的有效途径。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入世”
一、所接触者都持支持态度
对于中国“入世”，所接触到的所有人士都是支持的。华盛顿州对华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柏瑞琪说，中国与华州贸易影响到华州经济的各个层面。他们的一半会员在中国有投资，会员公司都支持中国“入世”。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傅强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250个会员企业都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也是非常支持的，虽然有些美国农民的利益会受到伤害。比如，中国生产的苹果和苹果汁最近几年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大幅度提高，这对美国苹果果农造成了威胁。其他产品如棉花等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只是个别的产品，对美国农民来说，能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中国进口产品并不多。美国相当多的农产品将在中国“入世”后进入中国市场。柑橘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