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薄薄的小书，我是在中学语文教材的引领下寻来看的，那就是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绞刑架》）。被收入教材的是其中第三章《二六七号牢房》。记得当年看到这篇课文的第一句话“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时，心里充满好奇：写这句话的人为什么要用脚步丈量房子的大小呢？
当时收入教材的《二六七号牢房》是经过删节的，只保留关于难友之间的真挚友谊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描写。与作者同囚于此的慈爱的“老爸爸”，和作者苏醒后两天就被押往别处的善良的卡瑞尔，都让人感动。文章最后有一段关于歌唱和太阳的礼赞：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一生都在歌唱，我不知道现在当生命就快结束而我活得特别顽强的时候，为什么该停止歌唱。至于老爸爸贝舍克呢？啊，真想不到，他也是非常爱好歌唱的。他没有音乐的听觉，没有音调的记忆力，也没有嗓音，但他用一种善良而忠诚的热爱爱着歌唱，他在歌唱里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没有觉察他是怎样从这个音调滑到另一个音调，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
我们就这样歌唱着。我们在愁闷笼罩的时候歌唱，在明朗的日子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就要离去、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东方战线上的好消息。我们这样欢欣地歌唱，像人们向来那样，并且将永远那样，只要生命还存在着。
太阳是怎样地光辉普照！这个圆圆的魔术家，它在人们的眼前创造了多少奇迹！可是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这样少。但它将要照耀下去，而人们将要在它的光辉里生活。
我那会儿真的不明白：两个被囚禁在监狱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法西斯送上刑场的人，怎会那样尽情地歌唱？顺便提一句，我读这篇课文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全国大中小学都在“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那时的我逮住什么就读什么，什么书都找不到，就读高年级语文课本，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读小说，想多知道一点别人的故事，不管那故事是真的还是作家编出来的。
从故事的角度来看，《绞刑架》没有惊心动魄的场景，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不能说有多好看。它是一个不知生命还会持续多久（一年？一个月？一天？）的囚徒，在狱中写的纪实报告。但当年读它的时候，就觉得作者真了不起。他意志坚强，头脑清晰，胸怀宽广，多么热烈地爱生活！至于这些感受从何而来，一时说不清。
今天，当我把《绞刑架》又认真地读了两遍的时候，我确信：这是一个忠诚信念又热爱生活的人在即将被剥夺生存权利的时候，留给世界的遗言，这遗言是从一颗赤诚的心里流淌出来的，无需粉饰，无需遮掩，也无需考虑如此写作是否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因而，它的感人恰恰源于真实，毫无做作的真实。
伏契克的被捕纯属偶然。《绞刑架》详尽地描写了这个过程。他，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明明已知没什么情报要转告，仍乔装打扮到联络点去赴约，为的是不使与之接头的人和联络点的好心肠夫妇平添惊慌和忧虑。因为，在那种特殊的环境，凡是事先商定的约会一方未到，另一方就会产生极大的疑虑和不安。正当他在联络点发现在场人员过多，不符合秘密工作规则而提出批评的时候，秘密警察包围了他们。本来作者是有可能逃脱被捕的，因为警察冲进房间时，他正好站在门后边，警察没有看见他。他可以毫无阻碍地射击或开枪自杀，可他没有这样做。作者写道：
从这里我能够毫无阻碍地开枪射击，但是九支手枪正瞄准着赤手空拳的两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如果我开枪，他们会比我先被人打死。如果我只是开枪自杀，他们就会统统牺牲在特务的射击之下。如果我不开枪呢，他们会给关上半年或者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解放出来。只有米瑞克和我不能幸免，他们一定会严刑拷打我们……但是从我口中他们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而从米瑞克口中呢？这个人从前在西班牙战斗过，在法国集中营里待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不，这样的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
如果我开枪，我什么也救不了，只是我个人可以逃脱苦刑，但却要使五个同志白白牺牲生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我决定了。
我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
我不知道别人读了有什么感受，再次读它的时候，我仍被震撼了。一个人在生和死之间，选择了生。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啊！是一种不断地遭受酷刑、最终也难逃一死的生。对这一点，他是清醒的。但他考虑更多的却是其他同志的命运。屋里另外五人中有四人可能幸存。为了这一点，他毅然地走了出来，走到了法西斯的监狱，走向布满各种刑具的审讯室。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他选择了最酷烈的结局。也不必计较其选择是否能得到他所希望的结果，单就他在危难之时，能那么冷静、那么缜密地考虑他人的生和自己的死，该需要一副怎样的神经系统，怎样的心理承受能力，怎样的胸怀啊！这是最具震撼力的。
《绞刑架》还写了一位本来有机会脱险，为了保护他人而不幸落入敌手的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冈沙·意卡。他有经得起检查的合法身份证，在被德国警察包围时，为了不连累房东，毅然地选择了跳窗逃走，结果摔断了脊椎，被抓获。重伤再加上酷刑，他很快就死了。在死前，他已无法站立，躺在地板上还笑着对同样身陷缧绁的作者说：“祝你健康，尤利！”这是他被捕后说的唯一的一句话。他说此话时，对自己的结局定然清楚，他希望战友能健康地活下去。一个生命即将结束的人，在审讯室，在刽子手面前，如此平静、安详地对同志说出温暖的祝福，声音不大，蕴含在其中的感情却那么深挚醇厚。
今天重新回味作者和冈沙·意卡被捕的经过，我读出了其中比他们的坚强意志、非凡心理、坚贞品质和深厚情谊更让人感动的东西。他们两人都是捷共中央委员，生死攸关之际，他们把他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于是，一个主动走向敌人的枪口，另一个冒险逃跑而暴露身份。早年我曾疑惑：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呢？他们有逃脱的可能吗？如果有，这样做是否值得呢？当捷共中央被破坏，仅剩他们两人在狱外领导斗争，他们肩负的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的重任啊！而今，我明白了，这正是他们的“特殊”和感人之处。何谓“特殊”？在生与死之间，选择生而尽力避开死，是人之常情。伏契克和意卡都有可能侥幸逃脱抓捕，因为他们本不是敌人预计抓捕的目标，再加上他们一个不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另一个有着合法的身份证明。他们也可用责任的重要和身份的特殊作为在关键时刻保全自己的理由，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把生留给别人，自己却毅然地迎向危险和死亡。这就是由超常的“特殊”的品质所决定的。也正是这种特殊品质，成就了他们人格的伟大。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系统（含七所中学、八所小学）为参加评估的领导举行文艺演出，演出地点的照明灯点燃了幕布导致失火。正当滚滚浓烟席卷剧场、灼烫的火舌伸向孩子们时，现场却响起了“同学们，让领导先走”的叫声。多么不协调！多么刺耳！那场火灾夺走了325条生命，其中288位是中小学生。少儿的生命如同鲜嫩的花骨朵，还未来得及盛开就在一场灾难中凋谢了。遇难者中，也有为了组织学生逃生而葬身火海的教师，其中有将一批学生送出火灾现场后，又钻进火海救助孩子，自己却再也没有出来的老师。不用说，这些老师是令人崇敬的，他们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孩子们的生。相反，那个大难当前，能那么“冷静”地考虑到领导的生命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喊出“让领导先走”的人，则暴露出灵魂的冷酷，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才本性！
当我们捧起一本以人的生存状态、思想情感为表现对象的书的时候，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呢？不是某种观念的演绎，而是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绞刑架》有许多关于人性的描写和思考，过去读不出其中的内涵，今天看来恐是书中写得最有深度、也最能引人深思的地方。
请看叶里涅克夫妇被捕时的情景：
丈夫名叫约瑟夫，是电车工人，妻子名叫玛丽亚，是个女帮工。他们的住宅嘛？简单、舒适、现代化的布置：一个小书架，一座石膏雕像，一些挂在墙上的画片。清洁，几乎难以相信的清洁，人们会以为女主人的整个灵魂都是关闭在这个屋子里面，对于另一个世界一无所知。但是，她好久以来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工作，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梦想着正义。夫妻俩沉着而忠实地工作，在敌战时期，面对着艰巨的任务，他们没有逃避过。
三年以后，秘密警察闯进了他们的住宅，他俩并肩站着，高高地举着手。
……
在被捕的时候，他俩是并肩站着，双手举在空中，他脸色惨白，而她脸上却带着肺结核的红色。当她看见秘密警察打翻了她屋子里井井有条的陈设，在几分钟内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她的神色显得有些吃惊，随后她慢慢地回过头去问她丈夫：
“彼比，现在要怎样？”
他向来不大说话，总要费劲找适当的字句，说话很吃力。这时他却镇静地不费力地回答：
“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叫喊，也没有摇晃，却在对他们瞄准的枪口面前，用一种美丽的姿势把手放下来递给她的丈夫。因此，她和她的丈夫的脸上挨了第一次的打击。她擦了擦脸，相当惊异地望着那几个闯入者，带有几分幽默地说：
“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调逐渐强硬起来，“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兽”。
这段描述，最让人感动的是约瑟夫和他的妻子玛丽亚面对死亡时的态度。一个是老实、木讷的电车工人，一个只是帮工，可两人都有着不低俗的生活品位。当灾难来临时，他们没有畏缩、惊慌。面对暴行，他“脸色惨白”，她“显得有些吃惊”，表现了他们心灵的纯真，具有水晶般莹澈的心灵的人，无法理解面前正在发生的事。当妻子得知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她用美丽的姿势放下高举着的手并递给丈夫，她已作好准备为正义而献身；遭到毒打后，她幽默而充满讥讽地说：“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兽。”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之举，但言行之间弥漫出来的是镇定与豪迈。这对普通平凡的夫妻，也是两个大写的人。
还有维苏西尔夫妇。这是一对恩爱夫妻，彼此称呼“小爸爸”和“小妈妈”，分别一两天就会闷闷不乐。然而，在丈夫被捕几个月后，妻子也被捕了。敌人对她施行了一种比严刑拷打更残酷的精神折磨法。他们把她的丈夫送到波兰做苦工，然后对她说：
“你要知道，在那边做苦工，即使十分健康的人都吃不消。你的丈夫是个残废，他会受不了的，他会在什么地方死去。那你就再也看不见他了。你这个年纪，还能到哪儿去找一个丈夫呢？聪明些吧，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们，我们就把他还给你。”
世上还有比以爱人的死进行要挟恐吓更残忍的刑法吗？但病弱的她，顶住了这种精神折磨，没有供出一个字。她只是不停地痛苦地想：
他会死在那边什么地方。我的约瑟夫，我的不幸的人！谁知道他会怎样死掉啊？他们绞死了我的妹妹，又在计划杀死我的丈夫，我将要独自一人活在世上。是的，我这个年纪，还能再找谁……我将要独自一人，孤单单地一直到死……我可以救他，他们会把他还给我……可是用这个代价吗？这样，我就不再是我，小爸爸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
结局不言自明，夫妻二人都为了坚守秘密而献出了生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者有千千万万，维苏西尔夫妇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两位。可我想说，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朴实，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为之潸然泪下。在敌人以丈夫的死相逼迫时，妻子想象着亲人可能有的种种死法，她在经历一种怎样的精神摧残！想象着自己永失爱人的凄凉晚景，她得承受多大的心灵痛苦！但她没有动摇，没有屈服。“这样，我就不再是我，小爸爸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这不是豪言壮语，可其中蕴含着的价值追求却发人深思。这是一种对自己遵奉的信念的坚守，是一种对清白坦荡的人格的维护。而这样的坚守和维护，有时是以自己和爱人的生命代价做抵押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绞刑架》也可以称之为是不同灵魂的解剖报告。书中不仅写了那些普通平凡然而高洁、伟大的心灵，也对一些卑微、丑恶的灵魂作了剖析。米瑞克是书中写到的唯一的叛徒，就是他指认了作者的身份、出卖了许多同志。因为他是作者的“助手”，他不仅供出了所有参加或被邀请参加的捷克知识分子人民革命委员会的人，甚至连自己的未婚妻都出卖了。对这样一个人，作者痛心的同时也是愤怒地写道：“我期望的是死而不是叛变。无论我怎样宽大地评判，无论我怎样考虑一切情况，无论我怎样费尽心思去想米瑞克还没有供出来的事情，我都找不出另外的字来说明这件事：这就是叛变。由于一分钟的动摇也罢，由于怯懦也罢，由于一个被折磨得快死的人在昏迷和狂乱中找寻解脱也罢，总之，这是不可饶恕的。”
伏契克没有简单地将米瑞克的叛变归之为本性恶劣，将其脸谱化。他对这个卑微的灵魂作了透彻的分析：
米瑞克曾经是一个硬骨头的人，在西班牙前线战斗中经历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残酷考验中也从没有屈服过。现在他却在秘密警察的鞭子下吓得面色惨白，用出卖同志来保全自己。经不住几下打就丧失了勇气，他的勇气是多么薄弱。他的信仰也同样薄弱。在群众中，在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中间，他曾经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想着他们。现在他却被孤立起来，单独一个人，在残酷的敌人中间，他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开始只想自己了。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刑拷打，他就牺牲了同志们。他屈服了，并且由于屈服而叛变了。
只要打几下，就能使他供出一半，而当他相信我已经死了，没有谁会来对证的时候，他就把其余的一半也供出来了。
这样的灵魂剖析可谓透辟。一个信仰不坚定的人，一个意志不坚强的人，当他身处集体中，当他心里还想着他人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他应有的勇气。而一旦心里只装着私欲又单独一人面对威胁的时候，就会暴露出他的懦弱和动摇，以致于背叛信仰、出卖同志。人一旦迈出了可耻的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当米瑞克以为作者已死，无人与之对质时，就供出了一切，不正表明心中的道德底线一旦松动、退让，就会面临着崩溃吗？他并非不知自己行为的可耻，否则不会心存无人知道的侥幸心理。他的症结在于：没有坚定信仰和坚强意志作为抗拒死亡威胁的精神支柱。
伏契克对懦夫心理作了深刻揭露。他也写出了对苟且偷生者的鄙夷和愤怒：
看到一个亏了心的人，比看到一个身体被打坏的人更可怕。假如从你身边走过去的死亡使你的眼光锐敏了，假如你的感官由于死亡中的复活而被唤醒了，那么你就会不言而喻地感觉到谁动摇了，谁或许已经叛变了，或者谁在灵魂的一个小角落里考虑过，出卖一个微不足道的战友使自己轻松一点，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可怜的弱者们，假如生命要用别的同志的生命去换，那还算一个什么生命呢！
懦夫丧失掉比生命更多的东西。米瑞克就是这样。他背离了光荣的队伍，以致于连最卑鄙的敌人都看不起他。他虽然活着，却和死了一样，因为他被集体所摒弃。后来他试图多少弥补一下他的罪过，但他再也不能获得同志们的信任了。在监狱里被大家唾弃，是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被唾弃更可怕的。
叛徒丧失掉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应有的良心和做人的尊严。没有了这两点，也就失去了别人的信任和敬重。这些都是比肉体生命更加重要的。如果说，生命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良心和尊严正是灵魂的核心内容。当一个人为了保全自身而出卖他人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只剩下肉体部分了。没有灵魂地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两样。不，应该说，与那种为了保守秘密、保护同志而光荣地死去相比，这种活法是多么卑鄙可耻。
由于写作条件的困难和时间的窘迫，《绞刑架》只能用极简练的笔触勾勒纪念碑般的英雄群像。关在“二六七号牢房”的“老爸爸”，每次有战友受刑回来，总是耐心细致地为其擦洗伤口，像父亲对孩子那样给他以温暖，给他以勇气；卡瑞尔，在作者受刑体弱时，想方设法让他进食以维持其生命力，在被押赴刑场之际，动情地跪在作者的床边，捧着他的头，吻他，祝他能顽强地活下来……包括在监狱中穿党卫队制服的看守柯林斯基、穿黑制服的捷克警察高拉、穿颜色鲜明但并不悦目的制服的监狱杂役珂尔雪帕大叔，他们并没有受任何组织的委派，自愿地为狱中难友提供书写工具、传递消息，又尽力拯救监狱内外可能遇害的生命。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是做人应有的正直、善良。有了这块基石，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就能用行动为自己矗立大写的人字丰碑。伏契克曾写道：“死比我们想象得要简单，英雄主义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的。但是斗争比我们所意想的还残酷得多，要坚持斗争并且把它引到胜利，这就需要有无比的力量。你天天都看见这个力量在活动，但你不是随时都能感觉到它。因为这一切显得这样自然，这样平常。”人的尊严、高贵正体现在他们默默的顽强的抗争中。我曾经很奇怪，当秘密警察冲进地下聚会的房间时，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为什么也会举起双手呢？卡瑞尔被转移到别处，或者就要被杀害时，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温情，而不慷慨激昂呢？尤其是，当我早年读到作者对“二六七号牢房”的描写：
如今这里已经有些机械化了。屋子里装了暖气设备，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人们都机械化了，像是些自动机器。只要碰一碰枢纽，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锁孔里旋转一下或是捣开门上的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直挺挺站着，不管本来正在做什么……
心里老有疙瘩解不开：牢房关着的不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吗？怎么会一个个被折磨成机器了呢？还有作者因伤重，无法下咽食物时，“老爸爸”和卡瑞尔却狼吞虎咽地分食他的囚饭，总是让我想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这样呢？我那会儿可能是读《红岩》《革命烈士诗选》等作品读多了，深为其中的英雄气概所感染，就臆想凡是坚定的革命者，在敌人面前应该高昂着不屈的头，而不该举起双手，因为举手就意味着投降。我还认为，在监狱里，凡是革命者都应该像许云峰、江姐、成岗那样坚韧不屈，而我那时所理解的坚韧不屈便是对敌人怒目而视，毫不妥协，也不会按狱规说话行事。我就没有想到，革命者也是人：活着，是继续斗争的本钱；食物和免遭残酷的毒打是避免无谓牺牲的前提。他们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望，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保存力量的明智之举，因为他们并未放弃信仰，出卖同志以偷生。仔细想来，他们的表现更真实，也更动人。
《绞刑架》更多的还是报告了作者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所思所想：他对生命、亲情、爱情、友情的热爱和眷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发展文化事业的期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民族解放的关注。
第二章《临死的痛苦》记述了作者在遭受酷刑昏迷数日几乎死去时的心理活动：
死啊，你真是姗姗来迟。可是我曾经希望过，迟一些同你会面，在许多年之后才同你会面。我曾经希望过，能够再过自由的生活，能够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多多地在世上遨游。我正当壮年，还有许多力量，而此刻我不再有这些力量了。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让悲哀永远不要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母亲和妹妹们；是给你的，我的古斯达；是给你们的，同志们；这是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嘱。假若你们以为眼泪能减轻痛苦，那就哭一会儿吧。但是不要悼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把一个悲悼天使放在我的坟墓上，对于我是不公平的。
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正在为全人类的自由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的人牺牲在斗争里。我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个。而做他们里面的一个，做最后的斗争里的一个斗士，这是很美的。
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在垂危时，非常真实、朴素，又极高尚的心理活动。他热爱生活，渴望享受自由，还想多多地工作和歌唱；他珍惜生命，不想正当壮年时就让它结束；为着全人类的自由，他愿意献身。在等待宣判的日子里，他写道：
只有几个月就要见分晓了，不久就将要只有几天了。但正是这些天一定会是最残酷的。我常常想，充当最后的一个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被最后的一颗子弹打死，那是多么可悲。但总得有一个人充当这最后的一个。假如我能知道，在我之后就不会再有牺牲者，我倒愿立刻死去。
他放心不下父母和妹妹们，深知他的死会给他们造成痛苦，在“我的遗嘱”中，他希望用自己全部著作的版税来保障父母双亲的晚年生活。他在死刑将临的日子致函妹妹们仍鼓励她们要坚强乐观。他说：
冬天磨炼一个人正像它磨炼一棵树。相信我，我的欢乐没有被夺去什么，任何一点什么。这欢乐存在我的心底里，并且每天用贝多芬的一个乐曲主题同我讲话。一个人即使被削去一头之高，也不会就变得渺小些。我从心底希望你们在事情过去之后不要用悲哀来纪念我，而要怀着我一直用以生活的欢乐来纪念我。每个人身后迟早总有一道门要关上的。至于父亲方面，你们得小心考虑一下是否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他或者是暗示他。也许最好是不要使老年人受这个罪。你们自己决定吧，现在你们是比较靠近他和母亲。
这是一个儿子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仍在竭尽人子之责。这是一个兄长在临终前，对妹妹们交代后事，想方设法地要减轻她们的痛苦。
伏契克的“遗嘱”，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他身后的著作整理及出版之安排。他一一交代了其著作和文稿的发表之处和收藏地点，希望能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由妻子或忠实的同志整理出版（考虑到妻子也有可能被杀害）。这似乎属于私事，但也显示了伏契克的目光与胸怀。其著作包括文学批评、政论、报告，还有一部未完稿的长篇小说。他清楚“其中有许多是关系着一个时期并且同那个时期一道死去了的”，对此，其态度是“让他们去吧”。这种安排不是为自己身后扬名，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版税作为父母晚年的生活费，他是在为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鞠躬尽瘁。“遗嘱”还花了不少篇幅，谈到了对未来的文学史、文学批评研究的看法，嘱咐后人要重视已于1891年逝世的捷克诗人杨·聂鲁达。我将这段文字抄录于此，想让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当一颗伟大的心脏悬挂在绞刑架下，它为着什么而跳动。
我遗嘱未来的文学史家爱护杨·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越过我们的时代看到未来。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批评家了解和给他适当的评价。应该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他们总把他和马拉·斯特昂拉的牧歌联系在一起，他们却看不出对于马拉·斯特昂拉这个有牧歌情调的旧区。他是一个“小乞丐”，他生长在史米霍夫和马拉·斯特昂拉的边界，如果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马拉·斯特昂拉的墓地去，就必须经过林弗费尔工厂。不这样就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写《一八九〇年五一节》的聂鲁达。
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那样有眼光的批评家，认为聂鲁达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这种说法真没来由。正因为聂鲁达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民谣与故事诗》《星期五之歌》和大部分《简单的主题》这样辉煌的作品。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会使人身体疲倦，也许会分散人的精力，但是却能使作家和读者接近，能帮助他写诗，尤其对于像聂鲁达这样正直的新闻记者。聂鲁达如果离开只能活一天的报纸，也许会写出很多诗集，但是却写不出一本像他已经写出的能够流传百年之久的作品。
我无缘读到伏契克如此推崇的聂鲁达的诗歌。但从上述文字来看，这位捷克诗人的作品具有穿透时间和社会不同阶层的魅力则无疑。“越过我们的时代看到未来”“能够流传百年之久”，是伏契克提请后人重视聂鲁达的最主要原因。伏契克是从审美角度来评价、赞赏聂鲁达的。一个囚徒，一个坚定的战士，在绞刑架高悬头顶的时刻，能以如此深邃的目光，预测有些文章、作品将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而过时，即使这些作品出自自己之手；同时又殷切嘱托后人爱护那些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的诗人及其作品，多么令人感佩！令人崇敬！不由得想起鲁迅最为佩服的西晋时期被司马氏统治集团杀掉的嵇康。据史载，嵇康当年临刑前，“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过去人们大多引此赞誉嵇康不阿世、不附奸的骨气和面对死亡的洒脱。我更愿将之理解为一个文人对文脉延续的忧患。延续文脉是文人孜孜以求的人生意义，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嵇康是一个毫无政治机谋、不屑于随波逐流的纯粹文人，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临刑前，他没有怨天尤人，只是遗憾无人承传《广陵散》而成绝唱！伏契克本质上也是纯粹的文人，其简短“遗嘱”，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谈文集出版和爱护文化遗产的问题。他的牺牲，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不仅是失去了一个杰出的反法西斯领导人，也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对发展文化事业有着真知灼见的精英。
伏契克说，“我认为人是最重要的”。此话发人深思。有史以来，人类所付出的所有有益的努力，都是为了改善人生，为了人的健康发展。伏契克作为一名死囚，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仍在关心年轻人的发展和前途。他的交通员丽达，一个从天真少女成长为战士的年轻姑娘，也被捕了，但身份还没有完全暴露。作者写道：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德国受审。她在我们这一群人里面是唯一有希望重获自由的人。若是我们不在人间了，千万不要让她荒疏。她还年轻，她应该多多学习。请教育她，不要让她停滞着不长进。请指给她正确的道路，不要让她变得骄傲或者满足于现有的一点成就。她在最艰难的时候，证实了自己，她通过火的考验，表现了纯钢的品质。
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长辈对后代的关心，领导对下属的关怀，都不能准确地概括其内涵。这是战友、同志之间最珍贵的情感，是一个正当盛年就将被剥夺生命的人对年轻一代最殷切的期望，是一颗伟大宽广的心灵对人的健康发展的前瞻远虑。
伏契克非常懂得爱，他爱父母、姐妹，也爱同志、人民，爱生活、爱祖国。对妻子的爱，更是《绞刑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1943年5月19日，作者写下了如下感人肺腑的文字：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达送到波兰“做工”去。送去服苦役，送往伤寒病的死亡。她还有几个星期活在世上，也许还要活两三个月。我的案件据说已经移交到法院，那么我还要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受一个月的事先监禁，然后就离终结不远了。
我这部报告写不完了。我打算在这些日子里一有机会就继续写，但是今天我不能写。今天我整个身心都被古斯达占有着，被这个极其热情和崇高的人，被我的困难而永不安定的生活中的这个忠实可贵的伴侣所占有着。
每天晚上我都要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颜色发蓝的绿草，歌唱充满光辉的传说的大草原，歌唱游击战争，歌唱一个为争取自由而和男子并肩作战的女哥萨克，歌唱她的英勇和她怎样在一个战役里“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
斗争和不断的分离，使我们保持着永恒的爱情，使我们不止一次而是几百次地体验了初次见面和初次拥抱时的热情。无论是在幸福或痛苦的时刻，我俩的心跳合成一个心跳，我俩的呼吸合成一个呼吸。
他们能够夺去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达？但谁也夺不去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爱情。
啊，朋友们，你们能够设想，我们将要怎样生活呢？假如我们在这些苦难之后又聚在一起，在照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聚在一起，假如我们这样渴望的，我们曾经为它竭尽全力去斗争而现在正要为它去死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了。
当一个深爱着妻子的人，得知她就要被送往死亡之地并且可能再也无法生还的时候，他该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上述文字正是伏契克在此心境中为我们记载下的心理流程。他们是没有将来的，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些文字，将永远让人禁不住地想流泪，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年轻人是很难体验到作者写这段文字时的心境的。但作者并没由此而陷入一般的凄苦和绝望中，他心中依然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对能活到胜利那一天的朋友们这么说：“可是即使我们牺牲了，我们也要分享你们的幸福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贡献了我们的生命。而这就使我们快乐，纵使和你们分别是悲哀的。”他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是坦然的，平静地对妻子说：“你知道的，古斯达，我也知道，我俩不会再见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远远地向我说：‘再见，我的亲爱的！’再见吧，我的古斯达！”你能体会这平静后所蕴含的深情吗？他有着和常人一样的对生的依恋、对爱的沉醉。然而他们的爱情是以理想信念为基础的，当需要他们为信念献身时，他们毫无怨言。
《绞刑架》还附录了作者在狱中写给亲人的信，其中有两封是写给妻子的。写于“二六七号牢房”的那封写道：
给古斯丁娜我亲爱的：
我俩要再在一个临河的山坡上，在一个被阳光斜照着，和风吹拂着的山坡上，像两个孩子似的携着手散步，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要再有这么一天，我重新在图书的亲切的环绕中，在和平与满足中，写下我们曾经共同讨论过的一切，写下过去二十五年来在我心里积累和成长起来的一切，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奇特的命运。你知道我多么欢喜空气、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中间的小鸟或灌木、浮云或流浪人等等这一切的一部分。然而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地下，像树根注定的那样。这些笨拙枯黄的树根，在黑暗和腐朽的环绕中，支持着地面上的生命之树。那是它们的骄傲，也是我的。我毫无遗憾，什么也不悔恨。我努力完成任务，并且甘心乐意。但是光明，光明却是我所最爱的。我愿意在光明里成长，长得挺直高大。
在另一封写于包镇监狱的信中，作者写道：
我亲爱的古斯丁娜：
……你可知道，亲爱的，我俩彼此相隔并不很远。假若你早上从台瑞辛出发向北走，我从包镇出发向南走，到傍晚时候我们就会见面了。我们一定会飞也似的跑那最后几步啊……在我牢房的一个靠墙根的角落里有一只小小的蜘蛛，而在墙外，窗子顶上，有一对知更雀安居在那儿。离我是这么近，所以我听见它们那柔和的、孩子般的呢喃声。它们已经孵出了小鸟儿，尝到那种家务的麻烦了，于是我就想起你怎样常常把鸟儿们的呢喃声替我译成人类语言的情景。我的亲爱的，我此刻在同你谈话，而我等待着，渴望着能够当面和你谈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彼此将有多少话要互相诉说。我的可亲可爱的人，勇敢起来，坚强起来。我怀着我所有的爱拥抱你，吻你。再见。
读着这些信，不难想象作者热爱自由、向往和平。蓝天、白云、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清风，是他渴盼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空中任意舒卷的浮云、地上自由生长的灌木、展翅飞翔的小鸟、不受拘束的流浪汉是他真心羡慕的对象。他的情趣是那么高雅、脱俗。在牢房里，在死神一天天逼近的时候，依然用优美文字描绘着牢房角落里的蜘蛛和窗外的知更雀，依然深情地赞美着自由和光明。他是有血有肉，至情至性的，以至《绞刑架》有些内容，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才读懂。比如，第六章《一九四二年的戒严》里有这样一段：
有时，在坐着囚车去受审的路上，警卫得比较松懈，我从车窗瞧着街道，瞧着百货店的橱窗，瞧着开花的凉亭，瞧着街上往来的群众，瞧着妇女们。我向自己说，假如我能够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是说我今天还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注意着，比较着，我仔细考察它们的线。
小辞典
《绞刑架下的报告》内容简介
本书是伏契克在监狱看守的帮助、掩护下，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下的长篇特写。书中记述了作者自被关进监狱的第一天起就遭受的毒打和非人的折磨，描写了同志们在严刑拷打和随时都会降临的死神面前对信念的坚贞和相互之间的情谊，刻划了为民族的解放英勇不屈的英雄群雕光辉形象，也分析了在死亡面前退缩、颤栗的叛徒的心理特征。作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对亲人的眷念、对爱人的深情、对正义的事业必胜的信心、对消灭法西斯、建立新政权之后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等等方面的思考……“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是作者留给后人的警世恒言。
《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简介
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文艺评论家、作家，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曾任捷共党刊《创造》的总编和党报《红色权利报》编辑。他先后两次访问苏联，写有《在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和《在亲爱的国家里》等作品，为当时苏联的红色政权欢呼、歌唱。伏契克被捕前为捷共中央委员。
1942年4月，伏契克在与秘密反抗组织的同志接头时，为保护同志的生命被入侵的德国纳粹抓获。在监狱中，他备受折磨，坚贞不屈，组织、领导了狱中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1943年9月8日，伏契克被希特勒匪徒杀害于柏林普勒岑塞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