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古代风水学说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因素。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选择生活空间，营造生活环境时，也要参考传统的风水的说法。决不能简单的以“封建迷信”而鄙弃它，抛弃它。
韩养民先生对中国古代藏风得水的风水理论的产生、形成、发展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韩养民：《风水与唐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
远古时期，中国人的丧葬意识比较淡薄。丧者葬于郊野，不封不树，无坟无堆。即不封土堆，没有墓冢，不作标记，墓与地面平齐。这个时候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风水理论。
从春秋战国开始，丧葬习俗发生了较大变化。墓才有了封土堆。尽管封土堆的起源与墓葬形制发生变化有关联。即由竖穴墓变成竖穴墓道兼有洞室的墓室后，从洞室内取出的土无法全部回填，自然就堆在墓室之上，形成了土堆。这当是封土堆的最早来由。所以，这个时候的墓才称得上是“坟墓”。东汉的郑玄解释说：“土之高起者日坟。”而君王的坟墓因为特别高大，所以称之为“陵”。《吕氏春秋·节丧》说：“葬浅则狐狸拍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即是说，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也就是说为了避飞禽走兽之伤害，避地下水泉之浸湿。比较强调实用的目的，这就是风水的起源。
汉晋时期，风水思想才真正形成。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风水吸收了祸福感应观念，使生者的需要。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被寄托在对死者葬地的选择上。也就是说，葬地环境决定着活着的人的命运。出于这种考虑，风水思想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通俗地说，风水就是“风”和“水”，风和水是保护正气正常运行和汇集的主要内容，风吹气散，水环气聚，如果一个地方既能避风又能得水（有水环保护），则为佳地。在风和水二者中，水较风为正为重。在平原地区，水路即是气脉，在高原、丘陵地区，水则是护持着龙脉走向、生气运行的屏障。而风则是阻碍生气聚集、影响生气运动方向的自然因素。因此，谈到对生气的维护，从正面说，水为贵；从反面说，风要防。所以，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在葬地的选择上，首先要看是不是得水，其次才看是不是藏风；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应该以水为准、为重。
当然，生气除了沿水路运行外，在高原地区也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垄之势就是生气所依附的场所。所谓“形”，指百尺高的土岗；所谓“势”，指千尺高的小山。山脉走向，蜂峦起伏，蜿蜒向前，这正是生气运行的线路。葬地选址，其中一条就是要看葬地所在地点的周围，是不是有“丘垄之骨，岗阜之支”，是不是在地理形势上显示出生气存聚的迹象，并准备了生气保留的地形条件。
唐代的时候，对葬地周围的地形地貌描述得更加具体，玄武方向（后方或坐北朝南的北方）的山峰要垂头，朱雀方向（前方或南方）的山要翩翩起舞，青龙方向（东方或左方）的山要起伏连绵，白虎方向（即右方或西方）的山要俯伏柔顺，这样的山势环境才是好环境。
唐代以后，风水模式更加具体化。即如果是座北朝南，则要求北面有蜿蜒而来的崇山峻岭，南面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整个风水区，构成一个后有背山，左右有屏障护山，前方略显开阔的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韩养民：《风水与唐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茂贞将墓地选在陵塬的南端，从小环境讲。背靠陵塬的二道塬，座北朝南，北面的二道塬呈弧形，中间向北凹进，东西两面向南凸出。从大的环境讲，背靠陇山，脚登渭河，三面环沟，东隔金陵河与贾村塬相望，西隔长寿河（沟）与紫塬相望，塬下即为自西向东穿过宝鸡市区的渭河。站在陵塬上，巍巍秦岭尽收眼底。天台山上的炎帝陵与秦王陵几乎就在南北一线。完全符合藏风得水的基本要求。所以，应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
当然，处于唐代末期的人，其墓地的选择不可能不具有明显的唐陵风格，就连墓葬形制也与唐代墓葬形制有相似之处，如长斜坡墓道、甬道，特别是夫人墓的墓室（包括侧室）中有数量很多的小龛。十二生肖阴刻于墓志四周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李茂贞及其夫人的墓虽然承袭唐制，但也有新的变化。如长斜坡墓道内的天井消失，墓搴内砖石混用，仿木作砖雕彩绘门楼非常成熟。唐代早期高等级墓一般是在过洞上方绘层楼（陕两省文管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1期），唐代晚期出现简单的仿木作砖雕（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发掘的唐宋墓》，《考古》1965年10期），砖雕彩绘门楼五代时期在北方地区很少发现，陕西彬县冯晖墓的仿木作砖雕彩绘门楼就相当成熟（成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年），显然是对这一形式的发展。我们知道冯晖纂是五代后周时期，而李茂贞夫人的墓则是五代后晋时期，显然早于冯晖墓，其砖雕彩绘门楼的形制与规模之大。做工之精细，反映其制作工艺已非常成熟，其特点和南唐李升、李璟两陵墓室中的彩绘仿木建筑风格相近（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为南唐等地区所流行。这种风格被宋墓继承，成为宋代砖室墓的典型特点（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李茂贞夫人墓的仿木砖雕彩绘门楼是目前发现的北方地区五代墓葬中最早的一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座。
李茂贞及其夫人的墓葬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承前——封土为陵、依山为陵、斜坡墓道、墓室砖石混用。启后——仿木结构砖砌端门、砖雕与壁画混用、多龛、端门+庭院+前堂+后室的多墓室结构、穹窿顶无壁画。
总之，李茂贞夫人墓既有大唐墓葬的遗风，又启宋金墓葬之端。
三、石象众生华表居中——独一无二的神道
神道，即墓前的道路。墓前开道，立石望柱（即华表）作为标志，谓之神道。
李茂贞及其夫人墓上的神道由文武官、动物、石望柱（华表）等组成，位于两墓的中央。即两墓共用一个神道，石象生中的文武官东西两排均有分布，不像有的陵墓前神道，文武官分别置于左右两侧。更为奇怪的足华表立在神道中央。
华表，其本意是指古代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设在桥梁、宫殿、城垣或陵墓等前作为标志和装饰用的大柱。华表，又称望柱，设在陵墓前的又称“墓表”。一般为石质，柱身往往雕刻有蟠龙等纹饰，上为云板和蹲兽。一般安放在陵园神道的最南端，象征着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制度，并以示陵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唐末五代地方藩镇的墓中，几乎不见带有神道。如彬县冯晖墓、河北保定王处置墓前均无神道。
所以，李茂贞及其夫人墓，不但使用了神道，而且，两墓共用一个神道，华表立在神道中央。构成了李茂贞及其夫人陵墓神道的最大特点。自然也就是独一无二的神道。
据研究，唐陵陪冢的等级即陵和墓在长短上的差异，以墓道至前甬道这一段最为显著。因而天井、过洞数量的多寡与墓斜度的缓陡等也有很大不同，最为明显的区别还在于陵园布局。除陵比墓的范围要大以外，懿德太子“号墓为陵”，章怀太子则是以雍王礼迁于乾陵陪葬，故“雍墓不称陵”。而懿德太子陵前石刻有石狮一对、石人二对、华表一对。永泰公主墓前有石狮一对、石人二对、华表一对，而章怀太子墓石刻仅有石羊一对。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以卫耳。”（《封氏闻见记》卷六。）可见石羊、石虎是人臣墓的标志（韩伟：《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7期）。
李茂贞及其夫人墓上的神道有人臣墓的石羊、石虎、石人，但也有帝王陵前的石马、华表。可见其既不是按人臣墓、也不是按帝王墓建造的。与李茂贞及其夫人的地位极不相称。是明显的“僭越”。
唐末五代，战乱频繁，朝廷衰落，藩镇势力的强大，使得这种“僭越”之风成为这个时期高等级墓的一个重要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如北京丰台史思明墓“积石为陵”。墓前原有双阙、石象生。墓内出玉册。开这个时期地方藩镇“僭越”之先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9期）。其后北京海淀八里庄唐墓（北京市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北京海淀区八里庄唐墓》，《文物》1995年11期）、正定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刘友恒等：《唐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大名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邯鄣市文物保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8期）。都大大超越了自己的等级。河北保定五代王处直墓规模大，结构严谨，装饰华丽，也明显“僭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陕西彬县冯晖墓也不例外（成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年）。
四、前堂后室砖券穹窿——砖石混券的墓室
1.茂贞墓土圹大而墓室小
李茂贞墓与其夫人墓形成反差的是，墓圹大，墓道短，墓室小，修饰少。
修建李茂贞墓时，全部采用大开挖方法。挖了一个上口长近16米，宽约15米，距现在地表深20多米的巨大土圹。土圹底部向上夯实7米后，修建石甬道、石墓室，再填土夯实至封土。
李茂贞墓发掘前保存部分夯筑封土。呈覆斗形。位于坡地缓坡下方，南北长近14米，东西长约18米，封土高出现在地面2米多。
李茂贞墓为一座长斜坡墓道单石室墓，座北朝南。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总长50多米。
2.夫人墓前堂后室连甬道
李茂贞夫人墓由斜坡墓道、端门、庭院、前甬道、前室（堂）、后甬道、后室组成，总长约60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3米。
墓道开口于当时的地面，距现地表1.8米。墓道自南而北以斜坡向下延伸，墓道长26米，上口宽3.8米，下口宽3.5米。坡比很小，几近垂直，两壁经过拍打修整，光洁平滑，与墓道内填土极易剥离。
墓道的最北端即为端门，端门为仿木结构砖砌而成，自下而上有三层结构，即门柱及门洞、亭台楼阁、大殿及厢房。
端门北侧即为庭院，庭院以木头封顶，木已朽，两侧砖砌墙壁上有一行“鸳鸯牡丹”砖雕，东西各有一耳室，耳室两侧又有“胡人牵驼”及“汉人牵马”图案的砖雕。
步入石门，是为墓葬的前甬道。前甬道及前室为石条砌券。石条大小不一，甬道与庭院间有重达一吨的石门封堵，门上有一巨石过梁门楣，下部有石制门槛，槛内开槽，石门内嵌封死。这道石门一经封死，从内从外均无法打开，当然，要想打开，只能采取破坏性手段。
甬道内搁置有长方形盝顶青石质石函1个、青石墓志1合。
甬道顶部正中略略靠后部位有盗洞1个。就外部解剖情况看。甬道与墓室南壁顶部相接处，套压的楔形拱顶条石被抽出，形成可供1人出入的小洞。
前室墓圹为大开挖而成，北壁由此形成巨大的土壁，于结构上显得极不安全，因此，北壁自地面起石墙，以长方形条石东西向堆砌，东西两直壁及券顶券石北顶端均紧顶接于北石壁上，成稳定结构。又于北壁下部正中，开后甬道洞门，以石条南北向加固，形成石壁拱顶。前室东西两侧各有侧室，前部石券，后部为土洞，侧室门口各置一大型铁鼎。
南北连接前室与后室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过洞，是为后甬道。后甬道系自生土中直接打洞而成。甬道口地平面高出前室砖铺地面0.1米，后甬道内地面南部平直。铺有素面条砖，至北端，地面又被抬高，形成南低北高的缓坡，并改以莲花纹方砖铺设地面。
后甬道砖构东西两壁上各建有2个小龛，两两对称。形制、大小、结构均相同。二龛间甬道东西两壁上，镶砌有高浮雕重彩伎乐砖雕，墙壁砌筑时，于中间预留出空隙，再以浮雕有伎乐图案的方砖垂直平嵌于其中，砖雕图案每壁共有9幅，每幅各由2砖上下拼接而成，砖缝间及砖边缘，为使砖雕结合紧密并不致脱落，夹钉有扁长的铁铆钉，但由于盗墓贼的破坏，完整保存者不多，可辨识内容者，东壁自南而北有：舞蹈、抱拍板、击正鼓、拍毛员鼓、击鸡篓鼓、擂大鼓、持笛等；西壁自南而北有：舞蹈、拍板、弹琵琶、击羯鼓、敲磬、吹笙、吹箫等。整体来看，东壁图案基本处于准备的静止状态，而西壁内容却均处于演奏的动态之中。两组图案一动一静，相互对称，人物线条流畅，姿态优美传神，极其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除砖雕所占的空间外，其余的两直壁、券顶以及各龛室内壁表面，均以白灰砂浆粉饰，后甬道的拱顶部分还涂有红色颜料。
踏过后甬道莲花纹方砖铺成的斜坡，即进入后室，至此，由端门前的平台而庭院、前甬道及前室（堂）、后甬道、后室。逐步完成地平面抬高的过程。
后甬道的发现虽在意料之中，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长的一个甬道。更何况甬道两侧还有这么多精致的砖雕。
后室是由地面向下大开挖成上大下小的梯形土圹后，再自下面以条砖向上砌成八面体的穹窿顶主室及东、西、北耳室以及耳室内的小龛共同构成。砖砌穹窿顶后室，底部为八角形，以呈地极，上部圆形覆斗。以相天象。
穹窿，本意就是指天空的形状，仿佛中央隆起而四周下垂。可通俗地称之为“圆顶”，就是屋顶的形式之一。
地面以素面条砖南北顺长平行铺设。八面起墙至2.5米，条砖出跳成檐，檐下砖墙缩进，形成6厘米厚的一周空隙。空隙间垂直平嵌入浮雕有垂幕流苏、幕褶的砖雕。砖间接缝致密。镶嵌平整，共同构成“天盖帷幕”。自“天盖帷幕”上部的檐上开始以条砖逐层叠压内券，共51层至顶，穹窿顶至地面通高5.4米。整个穹窿顶部分未经任何装修，保留层层砖叠的风貌。在穹窿顶的东北部，有一个40厘米见方的盗洞，盗洞处的条砖被砸碎。
后室东、西、北三面各出侧室。侧室内又套有小龛。
墓室地面采用条砖铺就，自端门向北，逐级抬高地面。门洞到庭院、后甬道到后室过渡处的斜坡。均用高浮雕的莲花纹方砖铺地，极为讲究。当然，从实用的角度讲，它还有一定的防滑作用。
墓内墙壁均用石灰粉刷，上绘朱红色壁画，大部已脱落，少量也漫渍不清，内容尚不清楚。
陵原地区为黄土早塬，这里土层深厚，土质纯净，除小块礓石外，无这种构筑墓室的巨大的砂岩石块。直对的渭河南岸属秦岭山脉的山前缓塬，基本属花岗岩山系。因此，砌墓用的石料，应来自其北的千（阳）陇（县）膦（游）一带地区，当是经过初步加工后运抵此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