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教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如青岛大学霍尔姆斯学院，其商务专科学生在两年半的课堂学习中，就有800多个课时聆听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地域背景的8位外籍教师讲授，大部分课程是由外方教师来讲授，所用的教材亦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外教通常分长期和短期两部分，长期（时间在半年以上）外教以语言教师为主，多是招聘来的。真正的专业教师按学科教学，每位教师集中教完一门学科后就回国，通常是几个月到几周甚至几天不等。这些教师多数是由合作校选派，也有部分是招聘的。
外方教师为主的合作模式成本较高，必须按外方教师在本国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这通常是中方教师的六倍以上，还要外加国际旅费。这部分开支只能从学费中列支，学生负担较重。外教的比例越高，办学成本也越高，学生所需交纳的学费也越高。由于外教的教学多数采用原版国外教材，对学生的外文程度要求较高，而且即使是外语程度很高的学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有学习困难，学生压力较大。另外，外方占主导地位，中方在整个教学管理上可能居于被动地位，合作对中方比较有压力。同时，这种合作可以真正达到引进的目的，不但在课程内容上可以引进，而且在教学模式、管理模式、教学理念上都可起到借鉴作用，是一种政策所鼓励的引进模式。
以中方教师为主的合作，中方教师通常承担公共课课程以及相应的基础课和部分经双方协商认可的课程。这部分教师外语水平必须较高，以便在教学中能与外教沟通。以中方教师为主的合作，成本低，沟通容易，但实质性的引进较少。这种合作在教学上中方占主导地位，原有国内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仍部分保留，师生之间沟通容易，学生学习压力较小。这种模式中比较理想的是消化吸收型合作，即总体上先以中方课程体系为主，在此基础上引进一定比例的外方课程，由中方教师组织力量，吸收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待我方教师完全掌握了这些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后，再相应减少外教，由中方教师讲授这些课程。这样可大大降低办学成本，达到真正引进的目的，不失为一种长远的战略措施。
（第四节）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思考
为了更好地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规范和管理，配套的法律法规正在陆续出台，最主要的是国家1995年出台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以及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但是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外方“宗教院校”的定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七条规定：“外国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和开展宗教活动。”但在宗教院校的定义很不清楚。究竟何为宗教院校呢？追究大学的历史渊源，国外许多著名的院校早期都是由教会建立，或者在教会资助、协助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历经多年已无多少宗教色彩了。条例中有关这样的不明确限制很容易把许多国外的优秀院校拒于门外，将造成教育上的损失。北京大学和福坦莫大学合作的项目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这个项目是国家教育部特批的。虽然福坦莫大学有一些宗教背景，但它的授课老师、教学目的、教学活动等都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只是纯学术性的交流。
所以，不能片面地纠缠于宗教的定性问题，而应综合考虑，全面分析，注重实效，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们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二、主体语言问题
《条例》第31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根据需要，可以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教学，但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以全球化为特色，全球商务活动的通用语言主要是英语。要造就全球性的人才，培养适应全球发展的成功商界领袖和讲求实效的创业者，无疑都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基础；且现在许多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最新的资料等大都是用英语表述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苛求使用中文教学为主是有些不合时宜的。
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定性难以确定
目前，《条例》中仅仅以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分类是很不明确的。而中外合作办学性质的划分究竟是应该按照所有制分，还是按照合作性质分，或是按照学科分类等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正是因为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使得民众趋向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视作民办教育，而这种提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收费问题
《条例》中第3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第38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以人民币计收学费和其他费用，不得以外汇计收学费和其他费用。”第39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第40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外汇收支活动以及开设和使用外汇账户，应当遵守国家外汇管理规定。”这样的规定使人们理解模糊。比如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那么正当收费是否可以？是否所有盈余都要投入再发展？外方可否分享盈余？这些目前都无说法。其他还有：外汇汇出缺乏标准和正常渠道；外方所得是否需要缴纳所得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实践均较混乱）；要求外方在合作中必须有25%的硬件投入的做法过于武断，因为教育作为特殊的行业，它毕竟不同于生产企业，照搬中外合资企业条例过于简单草率；还有向国外支付教材和器材的外汇如何解决等问题。
五、税收方面
公益性事业是没有税收的，但是不能简单把中外合作办学当作公益性事业看待，所以在税收方面可以参照中外合资企业的经验，给予一个既不是公益性事业又不等同于企业的税收。对于在项目期间所发生的附属项目，因它不等同于企业，也不能按企业税率进行收税，而应按和其项目本身所等同的税率进行收费。但是，这方面的法规尚属空白。
六、行业规范和监管问题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市场比较混乱。就MBA而言，其含金量悬殊较大，有些甚至成了继夜大、电大、函授大学之后的“第四大”。美国在尝试了近半个世纪后，推出了GMAT作为MBA的录取标准。目前在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许多机构在没有基本办学条件的情况下打着中外合作MBA的旗号开设各种形式的MBA，甚至DBA培训班。这些机构一般都没有正规的入学考试和质量控制标准，只要足额缴费、开卷考试加上拼凑的毕业论文就可以拿到一张MBA证书。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市场，仅仅依靠政府监管是不够的，而民间行业组织的力量必须尽快发挥真正的作用，而且必须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七、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排名与认证缺乏权威标准和机构
目前，国内许多针对中外合作项目的排名与认定都是民间性质的，缺乏统一的标准与尺度，没有权威性、公正性，有的排名甚至是根据交钱的多少来认定的，完全没有参考意义。因此，国家在这方面急需出台一定的政策标准，予以统一规范。
在学历、学位认证方面，目前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相关的认证机构（美国有六大认证机构），只有相互认证才能平等交流。现在国内对学校的排名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这个不光是对国内MBA教育的排名，还包括对国内高等院校的排名。认证排名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动，需要大量的技术参数和相关信息，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负责。虽然现在中国办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要达到信息的流畅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要想得到一个比较权威的排名结果，只能呼吁政府加强对此方面的建设。
另外，在《条例》中可以看到，国家不仅鼓励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同时还鼓励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然而开展职业教育，首先要面对的是引进的国外职业教育证书由国内哪一家主管部门来认证的问题，但是国内缺乏这一类的有权威性、影响力的认证机构。例如国内的某合作机构不久前在国内引进了美国的CFA（特许金融分析师）培训。CFA在西方一直被视作进军金融市场的“入场券”，获得这一国际金融“绿卡”是国内金融人才与国际接轨的标志。但当该机构找到国家几个有关部门申请证书的认证时，却遇到了相互推诿、不予办理的情况，使得该项目至今仍处于尴尬的境地。
留学生服务中心对国外学校颁发的文凭进行认证是自愿性的，这是由于学生和用工单位对此类文凭的效力缺乏了解和信心。如果说对于海外不知名的学校，这样做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国家已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它的必要性有多大呢？国家在批准中外合作教育项目时，已经做了周密的调查，如此一来，这样的认证工作实际上等于来认证国家教育部和学位委员会的权威性了，这在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此外，现在的认证收费是每张文凭750元人民币，试问，如果我们的招生规模是5000人，那么，这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收入啊！这样合理吗？
教育体制的不同也导致了学历之争，学分之争。比如，在中国讲究学历和学位两样俱全，而国外多数国家不存在学历，因为学历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是没有学历的学位在中国的官方，包括国营企业，是得不到承认的。国外多数大学是依靠学分的积累，而学习时间有相当的弹性，但是在中国，学习时间是固定的，还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真正实行了学分制度。
八、合作伙伴问题
国外的顶级大学与中方合作意愿不强，且目前的中外合作项目中大部分学科单一，多为商业管理等文科专业和极其具体的技能培训，缺乏长远承诺。从国家教育部公布的“授予国外学位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学位的合作办学项目名单”来看，截止到2003年8月，名单上的110家合作项目中，外方合作方在其所在国排名靠前的较少。当然，有的是因为有些国家也没有权威机构的排名认证，比如说泰国等，但这些国家的教育事业大都还不如中国。由此可见，我们的许多合作方都是些二流、三流的院校。
虽然中方从主观上都有与国外知名大学合作的愿望，但愿望与现实间是有相当距离的，特别是学位授予上的合作更是难以实现。国际知名大学一般会允许引进它们的课程、教授和教材，但在承认中国的学分和在中国颁发学位的问题上，都非常慎重。国外知名大学一般不希望开展在学位授予上的紧密合作，只希望开展能满足其需要的合作，例如科研上的合作。在获准授予国外学位的110个合作办学项目中，没有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国际名校。与国外知名大学的合作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后曾与200多家教育机构和院校合作过，但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的机会并不多，寻求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美国马里兰这样一流的大学进行合作交流。
九、政府审批的问题
政府一年或两年一度的审批使中外合作双方对长远安排、发展信心不足。教育部对这些合作项目一至二年审批一次，目的虽是为了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市场的管理，但由于其审批过于繁琐，使得双方不能确定下一年度的审批能否通过，也就不敢把过多的资源投入项目中去，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的顺利发展。现在中外合作办学已进入了健康发展阶段，对于合作双方比较好的院校、合作时间较长的项目，政府应适当简化审批程序或延长审批结果的有效期等。
十、用人机制、财务机制、管理机制存在大量掣肘问题
比如用人机制不够灵活、财务制度限制过死等。这些都还等待国家出台一些附属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相匹配。
（第五节）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