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清江苏省淮阴县知事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小名冬儿，人称十二姑，周恩来生母，出身于官宦之家，精明能干，豁达大度，办事公道，善于排解矛盾，年35岁病卒。陈三姑，祖籍浙江，因祖上到苏北为官而落户宝应。周恩来嗣母。祖父曾中过状元，父亲陈源是位秀才，兼通医道，饱读经史，但未取得显著功名。生于书香门第，生性娴淑，斯文典雅，善书画，好诗文，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文学修养，卒年31岁。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绍兴城区人。周恩来自幼受家母和先祖的影响。母教，对他孕育和谐的性格和刻苦好学的品德有着直接的作用。他后来所以具有高尚情操，超众才华及不朽风范，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这与他两位母亲早年熏陶是分不开的。
万氏对恩来爱若掌上明珠，尽管恩来在婴儿时就“抱”给了陈氏，但她仍跟他保持母子之情。她虽文化不高，但长得漂亮，为人善良，是位非常能干、善于待人接物应酬事务的妇女。由于她从小跟着父亲出入于官宦门第，经过较大场面，见多识广、聪慧精明、办事公道，公公去世后，着实当起了这个败落的周府的“管家”。万氏善于调解矛盾。她在排解纠纷时，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等方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矛盾得到妥然解决的本领。万氏性格开朗、直率和处事精明果断，对幼年的恩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人痛心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天，万氏由于贫穷、劳累、忧愁，英年病逝，时恩来刚过9岁。
恩来不满周岁时，年仅20岁，结婚才1年的十一叔（即他父亲贻能的四弟贻淦）身患重病，大口吐血，医生诊断为肺痨，时新妇饮泣，老人忧心，全家陷入无限痛苦之中。此时，有人提出一个解救方案，说把恩来过继给十一叔为子，以喜庆仪式为病人“冲喜”，可“消灾祛难”。生母万氏，为了拯救小叔的生命，忍痛慷慨地将恩来“抱”给了十一婶。陈氏含泪接过婴儿，并为他请了一位很好的乳母蒋江氏。然而，这“冲喜”之举，并没有改变病人的厄运，不久，贻淦望着新妇和嗣儿撒手人间。
贻淦去世后，懂诗文、善书画、知书达礼的嗣母陈氏，把年幼的恩来当作唯一的精神寄托和生活希望，如同己出，悉心呵护，潜心教养。平日，陈氏几乎足不出户，整天和恩来呆在一起。恩来三四岁起，她为他裁纸片，写方块字。每次教他认字，先教读音，再讲偏旁部首，后讲字义。恩来5岁后，陈氏就要他学背儿歌和简单的唐诗宋词，使他从小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恩来稍长，陈氏就经常给他讲述一些感人的历史故事和有趣的民间传说，如《西游记》、《岳飞传》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故事，恩来总是百听不厌。后来，恩来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奇闻怪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陈氏一心教导年幼的恩来识字读书，陶冶出他的好学、仁慈、礼让等传统儒家品格，也使他少年时期就了解和领悟儒学的一些义理。
1904年，6岁的恩来，随家迁居淮阴外祖父家。外祖父藏书颇丰，恩来在嗣母的指导下，阅读了《水浒传》、《红楼梦》等许多中国优秀的神话故事和古典小说。
嗣母从教恩来识字开始就教他写字，一横一竖，手把手地教，恩来听得认真，学得刻苦。他不喜描红，好练悬笔，常在磨光的罗地砖上反复醮水练习，后来终于练出一手魏碑加颜体的好书法，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那雄浑有力的字体，正是他少年时代勤学苦练的结果。
此外，嗣母还教他做各种智力游戏，如进行拼诗比赛等。即将一首古诗上的字分别写在一张张方块纸片上，混合后，看谁先将这些单字拼成诗，恩来往往拼得既快又好，诗句拼得准确，有时还别有创意。
不幸的是，在恩来生母万氏去世仅1年后，嗣母陈氏也被肺痨夺去了生命，年仅10岁的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为嗣母办完丧事，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
周恩来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方面，都受到生母和嗣母对他幼时教育启蒙的深刻影响，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旅欧时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两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周恩来说过：“我的婶母当我还是一个婴儿时，就已成为我真正的母亲。直到我十岁时，我甚至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也率领中共代表团移居南京梅园新村。他在重庆送别会上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同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又一次深情地追忆亲爱的母亲：“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他的一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绍兴党史人物传·周恩来自传》。
（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江淮之子——周恩来与江苏》，中共文献出版社。
姑嫂深情逾骨肉——秋瑾嫂张淳芝
张淳芝（1869~1955），又名顺姑，生于清绍兴府山阴县漓渚镇小步村六顺堂张氏望族，秋誉章妻，秋瑾嫂。性情温顺，为人贤淑，擅当家理财。淳芝与秋瑾从建立姑娘关系起到秋瑾就义分离，前后不过17年时间，聚首一起不到10年，彼此建立了真挚情感，堪称情逾骨肉，是秋瑾生前死后备极关心的贴心人。
光绪三十二（1906）4月12日，秋瑾曾对徐自华说：“母虽老，嫂甚贤！”这“嫂甚贤”三字，是秋瑾对嫂嫂张淳芝贤惠品德和姑嫂深情高度真实的概括。
姑嫂情缘
张淳芝家居漓渚小步村，与秋瑾老家福全山（原名覆船山）仅差七、八里路，也许是张、秋两家均为望族，门户相对，由亲戚作媒，淳芝许配给誉章为妻。1891年2月，淳芝23岁那年，在绍兴城内老浒桥秋氏旧居与19岁的誉章结婚。
淳芝嫁到秋家，合家欢欣，年仅17岁的秋瑾，对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嫂嫂十分投缘，尚在哥嫂新婚时，秋瑾就为嫂作《兰花——为嫂氏画吾乡九节兰》七律诗相赠，诗曰：
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
一从夫子临轩顾，羞吾凡葩斗艳俦。
诗中对嫂嫂竭尽奉承讴歌。嫂嫂淳芝虽说父母早亡，身为长姊，受家务牵累，辍学较早，但她聪明异常，也善诗能文。当她看到秋瑾的赠诗后，即以梅相喻，作诗答谢，很得秋瑾赏识。
1895年秋，秋瑾父亲寿南，调任湖南湘潭厘金局总办，携眷入湘。张淳芝受婆婆单氏钟爱，一同前往，全家都住在湘潭。此间，淳芝与秋瑾长期相处，感情日增。秋瑾出嫁时，淳芝忙前忙后，为她筹办妆奁；秋瑾婚后不久，因与夫婿王廷钧情趣各异，感情出现裂痕，她曾多次从中斡旋，劝道夫妇和好。
1901年11月，秋瑾父亲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亡，全家迁回绍兴，居住在城内和畅堂新居，淳芝成了秋家的当家人。1904年，秋瑾初到日本，致信胞兄誉章，诉说她身在异国，立足不易，其中提及“日必素食，只有以猪油拌饭，权作荤腥”等语，淳芝毫不犹豫，立即变卖自己的一副翠镯，寄去100银圆，以作接济。
平时，淳芝对秋瑾托办之事，尽管自己也有困难，总是尽力而为。1905年春，秋瑾回国时从日本带回来一位叫蔡竞的妇女，寄居秋家一年多。同年，秋瑾在吴兴浔溪女校任教时，又带回一位叫吴珉的童养媳，也寄居秋家，还培训她上明道女学读书，她俩的寄居，给秋家增加了负担，但出于秋瑾所托，淳芝乐于接受，家人们都对她们以小姐相称，始终待如上宾。
筹银相援
秋瑾出国留学日本前后，秋家连年遭受家庭变故，加上全家已有亲丁10多口，仅靠秋瑾祖父嘉禾公一生在福建为官攒积的私蓄，购置了百亩祭田，隔年轮到一次当年的区区收入维持生活，经济上由兴盛逐渐趋向衰落，根本没有能力对秋瑾提供资助，但尽管如此，张淳芝对秋瑾从事的革命事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1905年春，秋瑾在日本创办《白话报》，组织“共爱会，活动频繁，结识的革命志士越来越多，开支较大，手头支绌，准备作一次试探性的筹募经费活动，回国探亲。但到了上海，四处奔波，一筹莫展。4月底回到绍兴，其时胞兄誉章正去北京西城路局工作。秋瑾没有见到兄长，把此行前来筹款的打算同嫂嫂说了。淳芝知情后，心想，眼下秋家已无法满足她的要求了，可总不能忍心让她远道而来，空手而归呀，想到自己娘家经济上比较富有，于是与秋瑾商量，由淳芝出面，借钱千元，让秋瑾带走。后来，这千元巨款拖欠了数年之久，由淳芝变卖了自己陪嫁衣饰，还清债务。”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韩国留学生规则》，引起留学生的不满和抗议。12月，秋瑾愤然回国。此时，她已决心与湖南王氏夫族彻底决裂，就一直以和畅堂母家为家。翌年11月，她去上海筹办《中国女报》。该报计划募500股，共10000元。先集资3000元，开始试办。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但创刊号印刷不良，发行量很少，筹募基金活动受到影响。第二期《女报》付印时，报社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连印刷费都无着落，而印刷商又催迫甚紧，秋瑾筹款无着，只得又回绍兴与嫂嫂商量。此时，淳芝又把秋氏家藏的《补斋图》册页主动借给秋瑾。《补斋图》是嘉禾公广泛搜求当代书画名家作品汇集而成的一本册页，共有40余幅，其中有嘉定程定鹭的水墨芦鸭和赵撝叔的书法等名作多篇，弥足珍贵。秋瑾向上海古董商抵押借款后，才尝付了《女报》印刷费。后来，《补斋图》一拖数年，直到民元之后，秋氏几经托人交涉，才得已赎回。
临危送款
1907年春，《中国女报》停办，秋瑾受光复会组织的委托，回到绍兴，正式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
1907年7月12日，张淳芝正在城西20里外的峡山母家（时张家移居峡山）“歇夏”。秋誉章在家，他看到秋瑾早上匆匆离家去大通学堂，直到暮色苍茫才神气紧张地返家，不久王金发又来家与她接头，很快离去。联想到近日外间传闻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事败殉难的消息，忍不住问秋瑾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秋瑾一听，回答说：“你既然全部知道就不必讲了，你还是趁早走吧！”
誉章一听，觉得秋瑾话中有话，决定黑夜雇船到峡山岳父家与妻子淳芝商量。船到峡山已是午夜，淳芝见丈夫半夜上门，行色匆匆，预感祸事即将临门。夫妻来到内室，誉章将情况一一告知妻子，淳芝听了，既急又愁。急的是，秋瑾大祸临头，愁的是自己作客母家，手无分文。心想，事已到此，作为兄嫂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应付事态发展。夫妻商议再三，决定由淳芝出面，向其开钱庄、绸庄的弟弟张时帆求援。张时帆见大姊开口借钱，倾囊相助，尽他手头所有，凑足300元钱。又恐秋瑾尚嫌不足，另备亲笔书写的向城内某钱庄借款200元的便条一张。钱款落实后，淳芝想到秋瑾性格倔强，为防止她拼死硬挺，特备上一封亲笔信，请她审度形势，及早走避。
翌日清晨，淳芝差张家账房何阿淦进城给秋瑾送款。何进城后，立即赶到大通学堂，将信和银元一起交给秋瑾，并转告了姑太太（即张淳芝）的再三叮嘱。秋瑾阅罢来信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了。”何阿淦见状忙说：“姑太太早有预见，你若嫌盘川不足，我这里还有一张钱庄借款条子，可以立即去取来补上。”接着，何阿淦按秋瑾的吩咐，到钱庄将200元钱取来，再次送到大通学堂，交给秋瑾。此时，何阿淦见秋瑾疑虚重重，仍无半点出走的表示，顾不得礼貌，问道：“何故不能走？真要走，到底还须多少钱？”秋瑾告诉何阿淦说：“请你回去告诉嫂嫂，她对我的关心，我很感激。但是我秋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一切听天由命吧！”此时，何阿淦牢记淳芝重托，再次劝说秋瑾，以暂时出走为好。秋瑾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告诉何阿淦说：“要走的话，不能只顾我自己，还须带走一批人，至少还要三百银圆。”
何阿淦告别秋瑾走出偏门外，雇了一只小船，急忙赶回峡山。淳芝听了何阿淦的回报，不免觉得进退两难。三百银圆不是小数，在弟弟张时帆处已借了500元，已难开口，可无钱又办不成大事。怎么办？在僵局面前，淳芝为解救秋瑾的危难，她毫不吝啬，立即拔下头上的金簪，脱下手上的两只戒子，交给何阿淦，嘱他火速返城。下午，何在水澄桥天成银楼变卖首饰，只得款100余元。因辗转往返，他在傍晚时，才急匆匆地向大通学堂赶去。途经大木桥附近，他只见前面有一队清兵呼啸而来，队伍中间秋瑾和山阴知县李钟岳并肩步行，迹像表明她已被捕，于是急急出城雇船赶回峡山报信。
7月14日，张淳芝又秘密派人将变卖首饰所得的100元钱送到山阴县衙女监，交给秋瑾。
后来才知道，张淳芝派何阿淦送去的500元钱，正解了秋瑾的燃眉之急。因当时王金发已招来了一批敢死队员，埋伏在绍兴城内，待机起事。因风云突变，情势危急，秋瑾当机立断，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王金发，使这批敢死队员及时安全地疏散。送到山阴县衙女监的100元钱，秋瑾分文未用，全部送给了一名女卒。
含情殓秋
7月13日晚，张淳芝和秋誉章从何阿淦的口中得知秋瑾被捕的消息，惊知大祸临头，恐怏及全家，当晚淳芝夫妇一行7人，冒雨乘船、步行到离漓渚镇3里路的九板桥宝寿禅寺暂避。此时，他们已不能抛头露面，只得暗地里通过住持僧增法，一面探听消息，一面四出托人，设法营救。
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清晨，秋瑾在城内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傍午，噩耗突至，淳芝夫妇吞声饮泣，又强作镇静。住持僧感到此处离镇太近，恐遭不测，介绍他们去70里外的平水广孝寺避身，就这样，除了誉章年龄稍大的两个儿子去诸暨外，其余5人移居平水广孝寺，备受精神肉体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