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宣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很突然的,人们当时不理解,事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了全党智慧,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论断。经过7年多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仍然是我们研究"文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随着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进展,随着对"文革"研究的深入,探索"文革"的起因,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绝不是出于发微探幽的好奇心,而是力求从"文革"这场浩劫中,取得多方面的、更大的历史补偿。
近年来,从事"文革"起因的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党史、革命史工作者。许多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当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也帮助党史、革命史工作者拓宽了视野。
但是,由于众说并列,头绪繁多,使人目不暇接。似乎"文革"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同"文革"的发生直接关连。然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在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尽管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过"文革"。
能不能把那些乱子叫做"小文革"或是""文革"的派生形态"呢?显然不能。中国"文革"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不难看出,这样的"文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历史学的科学性,就在于凭借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既然"文革"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探索"文革"的起因,就应该主要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主导因素和因果联系。把"文革"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作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革"挂上钩,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但那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也不是党史学的任务。
中国发生"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第二,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第三,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互相联系的,而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起着贯串的作用。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就不能绕开,需要进行探索。否则,"文革"的起因是弄不清楚的。本文也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这里所说的"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日益发展的错误。这是"文革"发生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报刊已经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理论界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本文只作一简略概括。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错误的实践,却被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所谓的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在同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断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的反映。对错误的实践进行概括,抽引出错误的理论观点,据以指导实践,再进行理论概括,使错误理论一步一步升级,又据以指导实践。这种恶性循环,始自反右派运动。
在"左"的观点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党内外各种矛盾激化。毛泽东对持不同看法的彭德怀等同志发动批判,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从而把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党内。这种"党内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显然同样是来自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按政治思想区分阶级的错误观点。此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党内,这已经包含着发生"文革"的基因。
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也是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而且斗争的矛头开始对着党的领导机关。毛泽东再次肯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要求全党对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通过倾盆大雨式的宣传教育,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整套"左"的理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社会思潮。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号召下,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地区和单位中,一抓就抓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揭露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以这种错误的实践为依据,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理论概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毛泽东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进一步为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政策的依据。走向"文革"的道路打通了。
然而,仅仅是理论上和对形势判断上发生失误,并不是不可以纠正的,党内并非缺乏头脑清醒的人。问题出在哪里呢?二、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文革"爆发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在中央领导人中,对于已经开始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目的、方法、领导、依靠力量等,也有着不同看法。在群众无所知、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文革"竟能排山倒海地发动起来,这足以表明,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是发生"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①这里所说的"那个时候的制度"、"那个条件",显然主要是指集权制度和个人崇拜。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演化为集权制度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通过"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要求而形成的。如果追根溯源,就可以看到集权制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组织方面的一种历史特征。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处在地下斗争、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强调集中这一面是完全正确、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对敌斗争尖锐,根据地分散,干部素质不整齐,存在一些不协调现象,于1942年9月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决定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个规定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在战争环境里协调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关系,集中力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309页。
量,统一指挥,保证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实施中,往往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党决定一切,以至党管理一切。因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类问题,成了长期不能解决的顽症。这既同干部配备和干部素质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制度本身的缺陷。
从干部配备看,一般是党委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能力强些,资格老些,级别高些。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影响深远的国度,干部和群众的等级观念极强,家长制的积习很深,党委和同级各组织的关系,很容易形成上下级关系。
从一元化领导的体制看,虽然党中央多次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而实现的。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也不可能制定明确的条例,使各方面工作各得其所。党决定一切、党管理一切的状况,在当时"一切服从战争"的前提下,从现象上也看不出有多大弊病,人们习以为常。
再从党的组织原则看,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体现。即使规定了党领导一切,应该是指党的集体,即各级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原则贯彻得好,也能避免许多失误,不致出大问题。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①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固然同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有关,而与一些可能助长个人专断的成文规定和不成文惯例,也有很大关系。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个决定虽然规定了书记处的性质和职权范围,但在根据地分散的战争环境,政治局会议不可能坚持按规定每月召开两次,书记处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赋予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之权",也就越来越扩大。
集权体制同个人"最后决定之权"相结合,造成了领袖独断的可能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领袖的个人素质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往往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当领袖能够正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确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条件,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反映人民的愿望,执行人民的意志时,事业就胜利发展;反之,事业就要受挫折,遭失败。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即能得到印证。
对于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状况,邓小平曾作过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①让我们再引邓小平的一段话相对照,就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工作状况的变易,是同领导作风的变易同步的。"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②发生领导作风上的变易是什么原因呢?还是让我们引一段文件来说明:"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③从上面三段引文中,可以看出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
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32页。
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走上犯严重错误的道路的契机。集权体制加上个人决定权再加上个人崇拜,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助长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强化集权体制,终于使党的领袖凌驾于全党之上,成为主宰一切的神化力量。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个人崇拜是强化剂,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个人崇拜是漫长历史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小生产众多的社会条件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产物。反对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历史唯心主义赤裸裸的体现。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先后发生过两次严重的个人崇拜,即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都造成了巨大的不幸后果,教训是沉痛的。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的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语言用得很委婉,但问题毕竟是明确地提出来了。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1957年以前,党内外政治生活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某些个人崇拜的苗头。例如,在理论上、宣传上越来越把党的领袖说成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的理论说成只是一个人的贡献,不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等等。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而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纠正,就使得个人崇拜现象能够无阻碍地发展。
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得到三种力量的推动:一种是广大群众出于对领袖的真诚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群众很容易把对党的感激之情,集中于党的领袖一人身上,把领袖歌颂为红太阳、大救星、大恩人。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这种感情显然是来自封建传统的影响,以及小生产者自身的思想局限。马克思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小农的政治思想特征。他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这种来自旧社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虽然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不可能很快消失,但只要教育得法,引导得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个人崇拜的顽强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