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同志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象;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查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此信写于1月31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中央常委会彭真于2月1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3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6日,许告诉林,在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8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8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
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才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把这两句话删了,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1966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2月8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2月18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50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脁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1965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1956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1965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12月18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1966年2月3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2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2月6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1962年2月24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
(十)七千人大会讲话:霸王别姬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