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1966-1976年积累与消费比例、积累中生产性积累与消费性积累比例的变化:在十年内乱期间的头三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夺权",大搞武斗,许多工程建设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1967、1968、1969年这三年,积累率从1966年的30.6%暂时被迫下降到21.3%、21.1%、23.2%,到了1970年,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有所恢复后,长期存在的高速度、高积累的指导思想,便又发挥作用,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从1970年到1976年这七年中,除1976年因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基建工程受阻,积累率为30.9%以外,其余年份都在31.6%至34.1%之间。按照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31%以上的积累率显然过高了。在这十年中,不仅积累率过高,而且在基建投资的使用方向上,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过高,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住宅、医院、学校、商店等)比例过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性建设投资占67%,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33%。十年内乱期间,生产性建设投资占82.8%,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17.2%,结果,住宅、教育、文化、卫生、环保设施等方面大量欠账,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妨碍了人才的培养。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生产,加上积累率过高,必然影响到人民的消费。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这十年中,人民的粮、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少,食用植物油还有所降低。如果同建国以来历年的情况比较,1976年每人平均消费粮食381斤,还略低于1952年(395斤)的水平,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植油物低于1952年(4.2斤)的水平,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略低于1956年(25.9尺)的水平,比最高的1959年(29.2尺)低5.6尺。
人民消费水平的低下,同这十年人口增长过快是分不开的。1966年人口比上年增长2.8%,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政治动乱,政府的各种机构包括计划生育指导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上升。1967年到1971年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7%,五年共增加人口1068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100多万人。1972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有所恢复和加强,人口增长率才逐步降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经很大,十年共增加1.9亿人,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我国人口从1966年的74542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9371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3%。
第三,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十年内乱期间,国民收入的总额是有一定的增加的,而这种增加,主要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多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来取得的,不是靠提高经济效益取得的。请看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几种经济效益指数的数字(单位:元)1966年1976年1976年比1966年增减%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34.519.3-44.1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税金和利润46.629.3-37.8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21.912.6-42.5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总产值11096-12.7每百元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23.536.957经济效益所以大大降低,是企业管理制度遭到破坏、陷入混乱状态的结果,也是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结果。
十年内乱期间,财政收入有了相当的增长,这反映了经济规模的扩大,但由于经济效益下降,财政收入不能与生产同步增大,而财政支出则比财政收入增大更多。十年中有四年是赤字,最后三年,即1974-1976年则连续发生赤字。十年共计,账面赤字36.1亿元,实际上的赤字要大得多。有些国营企业把次品废品出售给国家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而缴纳的税金和利润,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收入,用这种虚假的收入所作的开支形成一种变相的财政赤字。由于财政困难,对于应当由财政拨付的流动资金拨付不足,从而造成过多的信贷支出和货币发行,实际上也是变相的财政赤字。此外,由于人为地压低人民消费,应当由财政开支的不开支,欠了账,以后要还,这也为以后一定时期内的财政难以达到完全平衡埋伏下根源。
通过以上对十年内乱期间统计数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鲜明地呈现出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益、低消费的基本特征,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仍在起作用,只不过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生产受到损失,在各年度间起伏较大,致使有的年份积累率和速度显著降低罢了。应当说,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发表的十年内乱期间的统计数字,不仅在年度间起伏的趋势上,而且在生产、分配、消费以及各种比例关系上,是基本上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四最后,简单地谈谈十年内乱期间经济工作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
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疯狂的干扰破坏。当时,许多领导干部、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人员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沉重的压力,以各种方式抵制干扰破坏,坚持工作和生产,是难能可贵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今天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应当看到在当时出现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工作也难以摆脱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和影响。过去常说,建国以来,除了1956年的冒进刚一露头就得到纠正外,大的冒进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一次是1977-1978年在实现现代化中求成过急的冒进。现在看来,还有一次冒进,就是十年内乱期间的冒进。我认为,过去常说的那两次冒进可以叫作"突发型冒进",而十年内乱期间的冒进可以叫作"累集型冒进"。两种冒进各有特点,但它们的实质和基本特征是相同的。
从历史事实看,不论"突发型冒进"还是"累集型冒进",根本的特点是:不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从片面追求速度的主观愿望出发,忘记或者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它们所造成的共同结果是:(一)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的发展;(二)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在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之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比例失调;(三)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积累内部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比例失调;(四)人民消费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发展,甚至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五)经济效益上不去,甚至大大降低,财政发生赤字(包括变相的赤字)。事实证明: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要求高积累,而超过现实合理限制的高速度、高积累,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而导致低效益、低消费;由于低效益减少了国家的积累,低消费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而这种高速度是不能持久的,在高速度之后带来一定时期的低速度,造成国民经济较大的起伏,想要快,反而慢。
"突发型冒进"和"累集型冒进"本质相同,表现形式则有所不同:前者容易觉察,持续时间短,相对而言后果的消除比较容易(当然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后者不大容易觉察,持续时间长,后果的消除更为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消除十年内乱的后果、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但是,要完全消除各部门生产比例失调和经济效益低等方面的后果,还需要继续作很大的努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超过实际可能的冒进倾向,看不到有利条件和巨大潜力的消极保守倾向,都是应当防止和纠正的。但从三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看,应当更多地注意防止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而在冒进倾向中,又要更多地注意防止"累集型冒进"的倾向。经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二大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的方针,又确定了公元2000年以前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这就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有利条件。但在实际执行中,在一定程度上拉长基建战线、分散国家财力物力、影响重点建设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能产生的。在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这有其必要性)以后,这个问题更容易产生。在新的条件下,不仅可能出现基建规模过大的问题,而且可能出现消费基金偏高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看来,根据党的十二大的精神,进一步深入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包括十年内乱时期在内的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仍然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