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借款合同内容全部公开。铁路国有政策本已使民愤汹汹，而清政府筑路所签署的不平等协定又真相大白。于是，四川出现了以“破约保路”为口号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并得到了立宪派的积极响应。
经济上的利益抗争，夹杂着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各省保路运动纷纷掀起。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清政府已经岌岌可危。各地的革命党人联合新军，发动了武装起义。清政府只好从湖北调军，入川镇压。清廷调军人川，结果造成武汉地区空虚。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各省纷纷响应。仅武昌起义后的一个月，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清朝灭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通过参与清政府的铁路建设，汇丰银行对中国的影响已经由金融业发展到了铁路行业。而由汇丰所主导的四国银团贷款，则直接成为中国历史上“保路运动”的导火索，进而引发了武昌起义，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送进了坟墓。
3，袁世凯的圆梦者
步人民国时代，中国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既要对外偿还一笔笔的外债本息和战争赔款，又需要大笔款项支持行政和军队的支出，而南方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独立，上缴钱财无望，因此清政府只有借款一条出路。而此时西方列强也正想借助提供贷款以获取更多特权、维持并扩大其在华权益。于是。英、法、德、美、俄、日等列强组成了国际银行团，共同提供巨额贷款。汇丰银行当仁不让的成为国际银行团的领头羊。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然而，他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也并不牢固，在国内外都受到了排挤。迫于各种压力，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由原先在清政府中担任总理大臣、主管军务的袁世凯接替。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袁世凯致函西方列强们的国际银行团，请救给予借款支持。银行团对这一请求可是等了很久，他们立即回函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请求，但提出了苛刻的借款条件：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同时要求袁世凯保证除该银行团外，不得与其它机构洽谈任何重要借款。
为了及时得到借款，袁世凯同意了银行团提出的所有条件，并保证：“如条件与其它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袁世凯的承诺，从此成为银行团垄断中国借款的依据。
1913年4月26日，北洋政府在一片抗议和谴责声中，在汇丰银行北京分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112签署了2500万英镑、按5厘计息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合同签订后，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国财政主权和盐政主权均掌握在列强手里，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耻辱。继清政府丧失关税自主权后，中国又失去了财政主权和盐政主权。
善后借款以盐税为担保，所有盐款统一由中国银行收入，之后分交五国银行团中的5个主要代表——汇丰银行、中俄道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和德华银行保管。而汇丰银行则是这个银行团的领袖银行。
通过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以及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终于圆了自己的帝王梦，当上了所谓的中华帝国“洪宪皇帝”。
4，军阀时代的新银行团
1916年6月6日，仅做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中国由此进入了历时12年的军阀时代。在这一混乱时期，汇丰银行的策略就是支持当时存在于北方的中国政府。虽然在贷款方面，因中国政局动荡而使汇丰停滞不前，同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进行，使英国无暇东顾。然而在战后新成立的银行团中，汇丰依然是牵头银行，而且在存款、拆放、和汇兑等业务领域，汇丰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
在军阀之间相互争斗的过程中，汇丰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形势，它所关注的对中国的政治贷款，远远超出了金融业务本身。因为在近代中围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政治贷款不似—般存款、拆放、汇兑等这些只是起调节金融市场作用的具体业务。汇丰的目的是想通过特定的贷款，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加大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北洋军阀时代，汇丰银行在中国大陆的两个最重要的分行就是上海分行和北京分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分行是汇丰在中国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的大本营。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的竣工，更显示出它无可匹敌的金融领导地位。事实上，汇丰上海分行的经理常常就是汇丰银行总经理的后备人选。而在中国首都，北京分行则是汇丰用来与中国高层以及各种官员打交道的据点，是接洽对中国政府贷款事宜的津要之地。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的工作异常繁忙，仅就银行团是否向中国政府提供政治贷款的问题而言，不仅要取得银行团内部的平衡，而且要关注变幻无常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汇丰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汇丰在中国的存款、拆放、和汇兑等业务领域依然收获颇丰。因为一方面，虽然国际上一些大银行在总体规模方面超过汇丰，但经营重心并不再中国。因此，汇丰在中国的存款、拆放、和汇兑等业务依然保持着相对优势，汇丰继续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银行；另一方面，中国局势不稳和社会动荡，对汇丰来说并不全是坏事。尽管汇丰的存款利息很低，但由于其信誉卓越，军阀、官僚、大地主以及民族资本家，都纷纷把钱存进了汇丰银行。到一战结束时，汇丰吸收的存款迅速增加，从而弥补了因缺少政府借款和国际方面的收入所带来的损失。
这段时期的汇丰银行，不仅经营方面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张地盘。1914年在青岛、1915年在哈尔滨，汇丰的分支机构相继开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自顾不暇，原先的五国银行团名存实亡。而一战以及十月革命的发生，使德国和俄国从列强在中国的斗争中出局，列强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1920年10月，美、英、法、日新四国银行团重新签订协议，商定将平均分摊日后所有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贷款。
新银行团中，英国方面的成员，除汇丰银行外，还包括巴林银行、渣打银行、罗斯查尔德银行和西敏寺银行等。鉴于汇丰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和最有声誉的英国银行，它分得1/3的业务，和1912年旧银行团的分配比例相同。英国再次确定了汇丰银行在英国财团中的领导地位，对于英国财团的对华所有贷款，汇丰银行都能获得1%的中介佣金。
正如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所说：“作为银行团的领袖，汇丰银行在伦敦金融界的信誉无与匹敌。这使汇丰银行能了解到欧洲大陆各列强对中国的意图和野心，并得到了英国历届国务大臣们的信赖。”
在国际银团主宰中国贷款活动期间，汇丰银行还多次跳出这一国际框架，对中国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发放非银团贷款。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汇丰银行给予中国银行2124万两白银贷款，帮助中国银行赎回自己的银行券。这笔贷款是以中国政府存在汇丰银行的延期支付的庚款作为担保的；1921年，汇丰银行与其他银行合作，给中国政府提供了400万港元的救灾贷款，由北京政府无条件担保，以海关总税务司征收的10%的附加税为抵押；1923年，给青岛盐道贷款200万英镑；1924年，给北京使馆区的行政管理机构贷款30万港元等诸多待款项目。
二战结束后，英国重返东方，汇丰更是积极扩张银行业务，开足马力加速前进。随着纸币发行权的扩大和发行条件的降低，汇丰银行发行纸币的总量越来越大，1912年是2480万元，1919年12月增长到3050万元，1921年12月更是增加到了4400万港元。
1922年是汇丰银行获取更大丰收的年头，不仅赢利达到破记录的1293万元的历史水平。而且大连、烟台分行相继开张，菲律宾的马尼拉分行大楼也正式启用。
1923年，位于上海外滩占地14亩的汇丰银行大楼的正式落成，使汇丰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而且牢固的树立了汇丰银行在上海金融界中的领袖地位。
5，蒋介石的座上宾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虽然当时大英帝国的太阳已经偏西，但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事业依然如日中天，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勃勃生机。汇丰银行的领导人不仅在香港政治经济领域的能量极大，而且还是蒋介石政府的座上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宋子文等当时的政府高官曾与汇丰银行有过亲密接触。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曾在外汇操作上帮了国民政府大忙，为此，蒋介石曾发给当时的汇丰银行掌门人郭礼宾（Vandeleur M，Grayburn）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Henchman A，S，）勋章和金表以予奖励。
然而，对于汇丰来说，中国发生的战争似乎每次都是它发展的好时机。有英国参与的战争自不必说，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系列条约及其带来的影响；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战争，接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汇丰不仅给清政府促供了大量的高息借款，而且战后的巨额赔款也无一例外地由汇丰等外资银行高息提供。
而每次战乱的不安定现状与混乱局面，也都为汇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局、不稳定的社会，上海租界及英殖民地香港常常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资金和巨富纷纷而来。享有诸多特权，同时信誉良好的汇丰这时往往成为统管财富的“金库”以及提供安全的“保险箱”。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内地已有大量资金转移到上海和香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资本家、大商人和熟练工人纷纷来到上海，转入租界生产；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资金，则陆续涌进香港，以规避即将发生的战争及可能带来的损失。
1935年11月，蒋介石政府开始实施著名的“法币政策”，该政策规定：今后流通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逐渐收回除法币以外的其它纸币；各种银币和现银有义务兑换成法币。法币改革实施后，汇丰、渣打等银行率先将库存现金及白银，提交给中国的中央银行，而美国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也都把白银交给中国的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元。当新币制法令生效时，国民政府收回的银元被运到香港，存放在汇丰银行的金库中。
1935年12月，香港政府也仿效国民政府放弃了银本位。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有利银行的钞票成为唯一法定货币。
除了对法币政策的实施给予支持外，汇丰银行还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大量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的款项，并利用长期贷款的方式帮助国民政府进口了大量急需物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失利，蒋介石政府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往重庆。抗战期间，租界内的一些中资银行为防万一，装运了约2300万银元到香港的汇丰总行。在日军逼近南京之前，国民政府也由中央银行运去1，39亿银元及5000条银锭，114并从那里分装运往伦敦和美国。紧急清点、过秤、化验这些白银的任务，则由汇丰总行承担。到1937年9月底，汇丰银行总共装运了3亿银元。
当时南京政府发行的法币是与英镑和美元挂钩的，抗战期间通货膨胀严重，法币一再贬值。为了维持法币的对外汇率，先是中英两国的四家银行（中方的中国、交通银行，英方的汇丰、渣打银行）于1939年3月达成协议，共同建立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法币汇率平准基金，其中汇丰出资300万英镑，麦加利200万英镑，中、交两行共500万英镑。后又于1941年4月成立“中英美平准基金”，汇丰也积极参与其间，但最终法币的汇率还是没能得到维持。
（第三节）风云变幻
1，迁往伦敦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也未发警告即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了袭击。
中国的危局有可能导致香港沦陷，这个问题汇丰银行总经理郭礼宾已经想过了。他曾经考虑过，如果汇丰总行不得不从香港迁往伦敦，那么伦敦分行的领导班子就应该提前加强，因此他派了能干的摩尔斯于1940年6月前往伦敦，担任伦敦分行的经理。
但是郭礼宾没有想到的是，香港遭到攻击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12月13日，日军已经占领新界和九龙，下一步就是渡海进攻香港岛。
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损失，12月16日，摩尔斯电告所有分支行：“汇丰总行现在伦敦，非经此间批准，不得再接受香港的任何指示。”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完全沦陷。
汇丰总行迁往伦敦后，摩尔斯在伦敦成为汇丰总经理。而此时，日本的银行已占有了汇丰的绝大部分业务。原先的上海汇丰大楼里，日本正金银行的人员在自由出入；雄伟壮观的香港总行大厦，同样是日本人在看管。汇丰银行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的30多个分行的财产化为乌有，只剩下赢利不大的加尔各答、孟买、科伦坡、纽约和旧金山分行还在继续经营。好在汇丰银行有着庞大的准备金，依然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香港沦陷后不久，日本当局便命令正金银行对汇丰银行展开清理，并勒令汇丰职员协助。于是，郭礼宾和较高级别的职员被安排在一家客栈，每天被押送于汇丰总部大厦和客栈之间，而其余职员则被关进了港岛南面的赤柱集中营。1943年，郭礼宾一行也被送进了监狱，8月21日，饱受折磨的郭礼宾终于支撑不住，因病去世。一年后，曾任汇丰银行的二把手艾文逊也惨死狱中。
在伦敦，摩尔斯时时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不停地通过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在中国的众多分行关门歇业后，摩尔斯开始着手考虑在“陪都”重庆开设分行的问题，以保证在战争结束后汇丰银行能毫不迟延地大踏步前进，超越同行。1943年，汇丰银行重庆分行成立，为汇丰战后重返中国、全面恢复营业打下了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年，摩尔斯将汇丰总行迁回香港。
2，退守香港
1946年，摩尔斯回到东方后，开始重整山河。汇丰积极放款给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使它们能够尽快正常运转。同时，放款给那些机器、仓库、货物破毁或被盗的普通企业。在一系列措施下，汇丰的业务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