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我曾撰文，论李白不卒于代宗宝应元年（762），而卒于代宗广德元年（763），享年六十三岁，比传统的说法晚了一年拙文《李白卒年刍议》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3期。。写这篇文章时，我有一个相当固执的念头，即李白必不卒于宝应元年。李白因病往依当涂令李阳冰，时在宝应元年初冬，李阳冰接待了李白，但因任期满限，于本年仲冬十一月乙酉（初七）为李白编集作序后，即离开当涂赴长安候调，其《草堂集序》云："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只说到李白"疾亟"，并未言及李白已死，而后来的研究者遂据"疾亟"二字，判定李白卒于本年冬末，实在是靠不住的；又以为，研究界由于先验地断定李白必卒于宝应元年，往往忽视了李白晚年诗歌透露出来的与这一成说相矛盾、抵触之处，也忽视了有关可以证明李白不卒于此年的有价值的史料。
首先对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二岁成说提出质疑的是李从军先生，其《李白卒年辨》经详细论证，断李白卒于代宗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岁李从军文《李白卒年辩》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3期，后收入论文集《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拙文在最基本的立场上是对李文的一个声援和支持，而断李白卒于广德元年，仅是一处更正而已。诚然，李白卒于广德二年或广德元年的新说，尚缺乏完全令人信服的资料，尚不能最后确立，所以有几篇不同意新说、坚持旧说的商榷文章。这些文章对我多所启发，促使我进一步考虑李白卒年的问题，但是，我对李白必不卒于宝应元年的固执想法并未改变。以下将补充一些例证继续证明我的观点，虽然这些例证仍不能作为李白卒于广德元年的坚实证据，但却可以作为李白必不卒于宝应元年的可靠证据。特为拈出，再次求教于方家。
欲从三个方面说明李白的不卒于宝应元年。
第一，关于李光弼的"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李白晚年，漫游于金陵一带，穷愁潦倒之际，曾欲投李光弼军中效力，试图在政治上有大作为，不料途中遇病，半道而还。李白有《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以下简称《留别金陵崔侍御》）诗纪其事。此诗的作年于判定李白卒年至关重要。王琦系此诗于上元二年（761）秋。其根据是"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节度使，出镇临淮"（《通鉴·唐纪》上元二年），各家著作及李诗注本、选本俱从之。拙文《李白卒年刍议》系此诗于宝应元年秋末，以为"唐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之事，并不是与中原一带的史朝义作战，而是与渐东一带的袁晁农民起义军作战"；李光弼军征剿袁晁农民军的军事行动在宝应元年八月（见《通鉴》），则李白的投军行动也应在此时，而当他半道病还，退回金陵并与金陵群官告别写《留别金陵崔侍御》诗时，则已到宝应元年的秋冬之际了。
按肃宗上元二年有《授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全唐文》卷四二），制中有云："属残寇犹虞，总戎有命，用择唯贤之佐，式宏建亲之典，必能缉宁邦国，协赞天人。誓于丹浦之师，剿彼绿林之盗。"肃宗其所以让李光弼以河南副元帅身份都统淮南东西、江南西、浙江东西等八道节度使，目的是除了让他对付中原一带的安史残部（即制书中的"残寇"）以外，还要兼顾镇压淮南、江南及浙江东西部的"绿林之盗"。广德元年，杜甫有（喜雨）诗，有句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下自注："时闻浙右多贼。"安史之乱以来，中原多故，而江南一带相对平静，但军备粮饷多出自江南，地方官吏又借机苛剥，故民多疲于赋敛，往往啸聚山林。在朝廷看来，中原的"残寇"，固应急需缉宁，而江南的"贼"或"绿林之盗"，亦渐为患，也应预为防范。河南元帅驻节之地原在陈留，李光弼的移镇临淮（今江苏盱眙），原因即在此。宝应元年，代宗初即位，又有《加李光弼实封仍与一子官三品制》（《全唐文）卷四六），有云："自出征移镇，距海负河，连率百城，旌旗千里……"是在史朝义势蹙、中原的安史残部基本平定而浙右的"贼"亦为李光弼剿灭之后对李光弼的封赏，"距海负河"分指李光弼浙右平"贼"和中原平叛两大功绩，与肃宗上元二年之制相呼应。李光弼移镇临淮之初，浙右的"绿林之盗"多是小股势力，抗交赋税，骚扰地方官府而已，并没能形成大气候，所以李光弼移镇临淮未久，因中原史朝义部猖獗，再移镇徐州，保持大军与史朝义残部正面作战之势，暂置浙右"绿林之盗"于不顾。到代宗宝应元年八月，浙右的"绿林之盗"发展得愈来愈炽，尤以台州袁晁最为强大，"攻陷浙东诸郡，改元宝胜"（《通鉴·唐纪》宝应元年），不但攻州掠县，而且建立了农民政权，使李光弼不得不予以重视，于是在宝应元年八月"遣兵击袁晁于衢州"。这些史实，在两《唐书·李光弼传》、《通鉴》及李白《留别金陵崔侍御》诗中都有反映。郭沫若称李白的投李光弼军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李白与杜甫·关于李白》）；从李白的政治热情、晚年困窘之中急欲有所作为而言，李光弼军驻节临淮、移军徐州和出兵衢州，李白都有可能去投效军前，但就李光弼"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的史实而言，就只是指李光弼征剿袁晁的那一次军事行动，而李白的从军行为便只能发生在宝应元年八月那一次。研究者往往只注意李光弼军与中原安史残部军事对峙这个事实，而忽略了李光弼军与淮南、江南、浙右之"贼"也存在严重的军事对峙这个事实。王琦以"出镇临淮"指李光弼之东南征，是不对的，因为移镇并非出征，何况临淮尚属河南道，未出中原这个大范围；上古版《李白诗选》此诗题解云"上元二年，安史叛军残部史朝义向东南窜扰"，所谓"史朝义向东南窜扰"，于史无征；郭沫若《关于李白》云"他（指史朝义）还有不小的势力，东北可以退回幽燕，东南可以窜犯吴越，李光弼的出兵是有防止史朝义流窜的用意的"，更是对"东南征"字面上随意性的解释。在这样的理解之间，研究者主观上多少还存在着一个误区，以为让李白从李光弼军，去与中原安史残部作战，可以使李白的政治出处显得更正大辉煌一些。但这毕竟是不必要的"为贤者讳"罢了。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汇评》以为李白投李光弼军在上元二年，并驳新说云："按《新唐书·李光弼传》："宝应元年已封临淮郡王。"……如此诗作于宝应元年，例应称其王位，不应只称太尉。"（卷十三此诗后按语）今按：自安史乱后，肃宗至德宗间，所谓中兴名将进封王位者，有郭子仪（汾阳王）、李光弼（临淮王）、李晟（西平郡王）、马燧（北平郡王）等，检《全唐诗》，当时诗人与郭、李、李、马诗，多不称其王位而仍称其职官。如韩翃《送刘侍御赴令公行营》（《全唐诗》卷二四四），"令公"为郭子仪。诗写于代宗永泰元年，而郭子仪肃宗上元二年已封为王；又韩翃《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尉行营》（《全唐诗》卷二四五），"太尉"为李光弼。诗写于李光弼移镇徐州以后，光弼已封为王（诗题中"太尉"讹为"太守"，详见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所考）。有关李晟、马燧的诗亦如是。唯权德舆有《故太尉兼中书令赠太师西平王挽词》、《故司徒兼侍中赠太傅北平王挽词》二首（《全唐诗》卷三二七），称李晟、马燧为王，但俱是李、马挽词，不能视作通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