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说："训诂学不是诗。"又说："字句纵然都看懂了，你还是不明白那首诗的好处在哪里？……艺术在哪里？美在哪里？情感在哪里？诗在哪里闻一多：《匡斋尺牍》之六、之三。？"胡适、闻一多、郭沫若这一批学者的特点是：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中西兼通，同时又具有文学创作的体验。他们是作家兼学者，学者兼作家。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三、四十代的学者，大多数都是作家兼学者型的。所以，他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多能以自然优美、浅显抒情而富于感染力的语言解析、评论文学。闻一多或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的研究《诗经》、唐代诗人"四杰"、杜甫、贾岛和宫体诗的文章，至今为研究界和广大读者群所乐道。即使是枯躁的训诂，他也可以写得神采飞扬、生动有趣，如他关于《诗经·邶风·新台》"鸿"字的考订和音训闻一多：《诗新台鸿字说》。。就我个人而言，初读郭沬若检讨明末农民起义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是在读初中时，读鲁迅《魏晋风度与药与酒的关系》是在读高中时，闻一多关于《诗经》、唐诗的文章，虽已进入大学中文系，但尚不知古代文学研究为何物。以上这些阅读时的心理体验，那种愉悦而震憾的感受，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忆起来。流风所及，年辈晚于胡、闻、郭的一些学者的著作，其可读性也是很强的，如李长之的《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林庚《中国文学简史》、陸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等。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也有少数几位是文采飞扬的，如程千帆，单看他几篇论文的题目，即可想见其文采：
1、《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杜甫、韩愈体物诗及苏轼禁体物诗）
2、《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论杜甫《饮中八仙歌》）
3、《晚年，回忆和反省》俱见程千帆《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1990年。（论杜甫晚年在夔州的长篇律诗）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专门化的学术意义上讲，其范围（写作、研究和阅读）当然仅限于少数人之间。再加上研究者队伍的专业化，学者就是学者，作家就是作家，于是研究的表述方式愈来愈经院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敞开大门，让大众读者走进来。但是，在研究者的小圈子之外，还存在著很大一层这样的大众读者：他们有相当的古代文学知识，有较高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他们需要研究者高水准的研究。
与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者相比，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显然在这一方面倒退了。胡适所说的"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的研究局面相当严重地笼罩着学术界，面对着鲜活的文学作品，研究者却往往以枯躁、乏味的表述去从事。近年中国有一个《红楼梦》的研究讨论会，会议的论文竟然大半集中在曹雪芹生卒年、脂砚斋身份、大观园所在何处……等方面，引起了会内会外的哗然。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新千年将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立足于本土，突破小圈子，才能走向世界。文学的研究和研究的文学，是新千年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期待。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千年展望之三：
关于研究领域的开拓
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辉煌，举世瞩目。就我所熟悉的唐代文学而言，其辉煌成绩表现在：一、文献、史料的辑佚整理；二、数种断代的唐代文学史、诗歌史、批评史、小说史、散文史的出版；三、数十位唐代大家文集的整理和校注；四、多元化研究方法局面形成；五、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我个人感觉，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实有赖于研究领域的开拓，而新千年研究局面的生新并持续发展，也大有赖于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
从八十年代初起，唐代文学的研究者即不断地拓宽研究领域，在传统的视野之外，披荆垦荒，各擅风骚。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其浅深层次或轨迹，清晰可见：
最初的层面，是对受庸俗社会学干扰而发生种种偏差的研究的再研究，带有"拨乱反正"、求其真理的性质。如对曾被视为中间地带的山水诗的研究，对被认为是追求形式而缺乏社会内容的韩愈、孟郊、李商隐诗的研究等。第二个层面，是对从前不被重视的三、四流诗人（诗人群）的研究，如中唐大历诗人，晚唐郑谷、唐末流寓诗人韩偓等。第三个层面是对创作流派的研究。第四个层面是对各种文体的分体研究。以上四个层面，开拓的性质尚属一般，而以下几个层面的研究，开拓的意义则显得较为重大：其一是文学与宗教（佛教、道教）的交叉研究，以陈允吉、孙昌武的研究最为突出。其二是文学与地域、士族集团和特殊诗人群体的研究，前者如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后者如戴伟华的《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湾文津，1999年。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这两位学者都是年轻的学者。如果说文学与宗教的交叉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博富的知识的话，后一种研究则往往需要一些巧思，因为士族与文学、使府（即节度使幕府）与文学的命题非巧思而不能触摸到。其三是将政治、制度、社会、民俗与文学综合加以研究，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980年，程千帆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著问世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1980年。，短短六万字的著作，初步揭示了唐代知识份子应试行为冰山之一角。傅璇琮著作，承程著而来，但近四十万言巨幅之中，涉及到唐代科举制度、官吏铨选制度、中央及地方教育制度以及有唐一代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展示更为丰富，开掘更为深刻。《唐代科举与文学》昭示世人的，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尤在于研究领域开拓的范式。
历数以上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只是为了说明开拓性研究对学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以预计，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将别开种种生面，前途永无止境。
中国古代文研究新千年展望之四：
关于学术规范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问题，早在九六、九七年就有学者提出。当新千年即将来到之际，整个学术界群起而呼吁规范学术，而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尚属首次。可以预见到，此次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必将施深远影响于今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学术规范化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学术不规范的表现，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隐性剽窃。所谓隐性剽窃，一指剽窃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改头换面之后，化为个人观点而不加说明；二是指直接使用他人辛苦寻觅而得的文献资料而不说明出处，似乎此资料是自己轻易所得，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与他人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
二、转引二手文献而不核对原著。这些文献并不生僻，为了方便，直接从他人著作中录出。他人引用或已有误，于是以讹传讹，造成史实错误并曲解原意；
三、平庸、无学术价值的研究大量重复；
四、以新研究方法为招牌，事实上是伪方法，或是不成熟的方法，生造术语、概念，故弄玄虚，徒乱视听；
五、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怪异、荒诞的研究结论；
六、种种商业行为，故意炒作，互相吹捧，虚张声势。
如此等等。学术行为的不规范，归根结底是学风不正，而学风不正，既与研究者有关，又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就研究者而言，许多研究者受功利趋动，不遑念书练好基本功，而是急于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以显示个人实力。一些原先颇有成绩的研究者，也常常旁骛过多，不能专注一事，于是不免东抄西剽，或者冷饭热炒，将个人的旧作改头换面拼凑改装。就社会环境而言，应该说自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研究环境宽松，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但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商业大潮对学术的冲击，其强烈程度，为始料不及。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心态不够专注，多少沾染了市场心态，于是便有种种不规范行为的发生。这中间，与个别出版社商业性的制作也不无关系。如国内有一种颇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参与者都是颇负名望的学者。是书甫一面世，即有人组织众多专家推荐，评价甚高，发行量聚升。然而时过不久，出版社即声明将有重人修订，不久即有质量更高的修订版重印云云。舆论为之哗然。这是发生在国内尽人皆知的商业炒作行为之一。
学术规范就是针对以上种种不规范行为而来。有识之士呼吁的行为是：提倡良好学风，反对抄袭，反对剽窃；提倡健康严格的批评，清理伪学术、假学术；规范学科术语，建立良好的学科语系；在出版机构，包括出版社、刊物社，建立匿名评审制度，即隐去书稿、文稿作者姓名，评审者如同评阅高考试卷一样，庶几可以作出公正评价。
（此文是在韩国釜山大学召开的"新千年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釜山大学《人文论丛》2000年第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