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杜甫除《立秋后题》言及罢官外，此后终其一生不再语及罢官事，甚至也不语及华州司功事。杜甫乾元二年（759）秋间抵秦州，至本年底发同谷往成都，其间有诗80余题120余首，写其在秦州、同谷间行迹至为详细，其中如组诗《秦州杂诗》20首，《遣兴》同题诗三题共12首，皆无一语言及华州事。杜甫晚年有自传体长诗如《壮游》、《昔游》、《遣怀》等，亦无一语言及华州罢官事。《壮游》诗长达五十六韵，自童年写到晚年，单是写为房琯罢相"廷诤守御床"之事即用去八韵，不避辞费如此。诗中"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二句，前句指由左拾遗改官华州司功，后句指漂泊陇蜀，含蓄地绕过了华州一段。这是颇令人奇怪的。前面说过，罢官是被动的、上司的行为，弃官则是主动的、个人的行为。倘是主动弃官，追步陶潜，是文人乐于自我标榜的事，杜甫不但不必回避，甚至可以一再言及；倘是被动罢官则又不同，因为罢官毕竟不甚光彩，言及罢官不免触动某种隐情。
第二是杜甫离华选择西行的路线。无论杜甫罢官或弃官华州，皆有一个往何处去的问题。对于杜甫来说，失去职位和固定的俸钱，又携家带口，家累颇重，生存和相对安定是选择去向的第一考虑。杜甫秦州时诗《寄高适岑参三十韵》云"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确是实情。长安居不得，故乡洛阳一带，正遭战争蹂躏，也归不得。早年曾寄家的奉先，仍在关辅以内，难以安身。设身处地为杜甫着想，以中国之大，委实没有一个理想的去处可以容身。相较而言，江南或者较好一些，中原战争较少波及，富庶较易立足。但是杜甫选择了当时颇为偏僻贫穷的秦州为落脚之地。秦州属陇右道，西距京师八百里（《元和郡县图志》），自汉以来，古人戍边行役，皆视度陇为畏途，故古乐府有《陇头歌辞》。杜甫称秦州为"边疆"，又称秦州为"天末"（《天末怀李白》）；天末，天之尽头也。从地理、民族、文化等意义上讲，陇右道东南部确与关中及中原有较大悬隔。自秦汉以来此处即是羌、戎杂居之地，唐统一前，这一带少数部族政权频繁更迭，而当安史乱后不久，自乾元元年（758）到宝应初（763）四、五年之间，包括秦州在内的十数州即复"陷于西番"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秦州、渭州"宝应二年陷于西番"，兰州、河州、鄯州"上元元年陷于西番"，廊州"乾元元年陷于西番"，泯州、洮州、临州等于上元、宝应间"陷于西番"。。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云"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其三）、"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其十八）亦可证。《秦州杂诗》又云："满目生悲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其一）则说明选择秦州杜甫个人的心理准备也是很不够的，他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地域的陌生尚在其次，只要有所依赖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杜甫秦州诗中看不出他有所投靠，或者对秦州的生存有何预先的安排。《秦州杂诗》说"因人作远游"，但20首诗既不及所依之人，至秦州后亦无一诗及之。杜甫在秦州居留不到3月，又往距秦州200余里、地更偏僻的同谷。从《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可以看出他的生活陷入极端困窘的境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其一）、"黄独无苗山雪威，短衣数挽不掩胫"（其二），景况尚不如当地农民。无论秦州还是同谷，其地的特点是僻远，其《发同谷县》云："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有意择"地僻"而居与生存条件的恶劣产生了矛盾，所以在同谷居不逾月又再往成都。杜甫为什么专择僻地而居？既居留数月何不向关中靠拢以图发展、反而逾走其地逾偏？这是不是罢官后杜甫某种心理的反映呢？
杜甫的秦州诗也值得讨论。《秦州杂诗》是写给长安的几位朋友的，其二十云："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鸳行旧"当包括高适、岑参、贾至等在内，"鹪鹩"用《庄子》典，表示他将安于此地了。但是综观杜甫的秦州诗，他远未能作到息心于此。第一是他始终关注着时局和战局的发展，入世的情绪一如既往，并不因僻远而有所稍减。其诗极多，不具列；第二是他并未忘怀官场，时有眷恋官场的表述，似非"弃官"、与官场决裂者所应有。乾元二年秋，即杜甫初抵秦州未久，朝廷除薛据、毕曜官，甫有诗寄薛、毕，诗题文字较长，其作诗动机俱见其中，云："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诗有云："交期余潦倒，才力尔精灵。二子声同日，诸生困一经。文章开穾奥，迁擢润朝廷。旧好何由展，新诗更忆听。"仇兆鳌释：""二子"二句……身困而喜彼升迁也。"旧好"二句……身衰而望其垂注也。"（《杜诗详注》卷八）"身衰而望其垂注"，此岂主动弃官者所能有也？同时所作《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均对朝中故旧高适、岑参、贾至和严武的迁谪表示关注，并对个人的索居凄凉有所流露，似乎也不是主动弃官的杜甫所宜有。特别值得讨论的一首诗是《佳人》。此诗是杜诗中寄托最深微的一首。仇兆鳌以为"当是实有其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杜诗详注》卷七），隔靴搔痒，完全没有说中诗人用心；陈沆以为写"放臣弃妇之情"（《诗比兴笺》卷三），看出了弃妇与放臣之间的联系，切中要害。"弃妇"何谓也？遭"夫婿轻薄儿"遗弃之妇人也；"放臣"何谓也？遭君王罢官放逐之官员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二句，是写弃妇兼放臣生动贴切的比喻。"在山"对弃妇而言，即在夫家、为夫婿所爱，对放臣而言，就是在朝为官、为君王所器重；"出山"对弃妇而言，就是为夫所弃而离开夫家，对放臣而言，就是不再为官，为朝廷所弃（罢官）。换一个角度看《佳人》，如果杜甫是主动"弃官"，主动与龌龊官场决裂，到秦州来就是为了追求避世独立的，哪里还会有"在山"、"出山"的感受呢？
四、关于杜甫罢官秦州原因的考察
关于杜甫罢官秦州的题目分两个层面：一是对传统"弃官"说的辨析，论证杜甫非主动弃官而是被动罢官，二是对罢官原因的考察。两个层面，难的不是第一点而是第二点。因为杜诗几乎不提自己离任华州的事，而其他文献亦无这方面的任何资料，所以以下对杜甫罢官原因的考察，只是解决这难点的一个出路，绝非惟一答案；换言之，关于杜甫罢官原因，仍有待于继续开拓思路，寻找更充分合理的答案。
我想从杜甫任职华州行踪着手。杜甫是乾元元年（758）六月坐房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的，计其时日，当于本月到任。七、八两个月，甫在华州，由《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可以看出他倦于文牍、情绪之坏。九月尝出访蓝田，有《蓝田崔氏庄》、《崔氏东山草堂》诗。崔氏即崔兴宗，崔氏庄在玉山（即蓝田山）东面，距华州百余里。崔兴宗留饮，计起时日，往返当在三、四日之间。十、十一月甫在华州，冬末往东都洛阳。甫有《冬末以事之东都……》诗。所谓"以事"，大约是挂念兄弟、故居、洛阳旧交等事。杜甫这次远行历时很久，乾元二年（759）三月初三日九节度使兵溃于邺城，杜甫是亲历了的，"三吏"、"三别"分别记兵溃后新安县、陕州（石壕村在陕州）、潼关县之吏，待他返回华州，大约已到三月底了。自去岁"冬末"计起，杜甫这一次远行历时在百日左右。至德二载（757）闰八月，杜甫在风翔行在时尝往鄜州探家，是请了假并获肃宗亲准了的，《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筚。"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墨制"即墨敕，皇帝亲自书写、不经外廷之命令也，郑重如此。然而这一次"以事之东都"，却未闻是否乞假并获准东行的。州郡长官大约无权批准下属的百日长假，而华州司功的离职探友恐怕也无须照会远在长安的皇帝"诏许"。
综括杜甫在华州司功职一年的形迹，有三个印象：一、荒怠职事；二、私出州境；三、旷久不归。"荒怠职事"会影响到他的考课等第（考课标准所谓"四善"之一就是"恪勤匪懈"，（《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而"私出州境"等则直接触犯唐代的法律。《唐律·职制上》有多条法律对在职官员行为予以严格约束，而其中"刺史县令私出界"条、"在官应直不直"条、"官人无故不上"条等均于杜甫极不利。如"刺史县令私出界"条："诸刺史、县令、折冲、果毅私自出界者杖一百。""在官应直不直"条："诸在官应直不直、应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官人无故不上"条："诸官人无故不上，及当番不到，若因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杜甫的洛阳之行，如果是擅自离职，于以上各条均有严重违反。杖刑重于笞刑，故"私出界"是最严重的，不但洛阳之行，即九月蓝田之行也触犯此条。按禁官员"私出界"是秦、汉以来旧律，程树德《九朝律考》引《汉书·王子侯表》："嗣阳邱侯偃，孝景四年坐出国界，耐为司寇。祝兹侯延年，坐弃绶印出国，免。"引《功臣表》："邗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嗣终陵侯华禄，坐出界耐为司寇。嗣宁严侯魏指，孝文后三年坐出国界，免。"（卷一《律令杂考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法律在唐代仍然被官员们严格遵守着。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韩愈。韩愈德宗贞元末与御史台同僚张署同时被贬，韩贬为阳山令，张贬为临武令。阳山、临武二县相邻，韩、张二人约定次年冬相会于二县县界，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说到二人的相会："期宿界上，一夕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仆来告言，虎入厩处……两个县令寒冬相会于县界，竟遭老虎侵犯，良可怪也，历来注韩集者对此皆无发明。按阳山、临武县界处群山之中，山水纵横往复，并无明确的界线，相会于县界，可以说二人俱未"私出县境"，这是他们良苦用心或"狡狯"处。另一个是柳宗元。柳宗元有《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宗元集》卷四二）时柳宗元为柳州，象县（象州治所）与柳州相邻，其直线距离不过百里左右。曹侍御寄诗宗元，而宗元不得与其相见并相送者，以不能"私出州县界"故也。黄生《唐诗摘抄》评此诗曰："意言己为职事所系，不得自由。"（《唐诗汇评》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是为正解。
杜甫在华州任上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唐代制约官员的法律条文也是客观存在的。私出州县界往蓝田，私出州县界往洛阳，而且旷职达百日之久，杜甫面临的处罚必然也是严厉的。不受捶楚之辱的最好结局就是罢官。因违反职守纪律而被罢官，本来是不宜申诉不宜张扬的，所以杜甫诗中几乎绝不提及华州任内事；因罢官而杜甫或觉没有颜面，所以他远走偏僻之乡秦州，途经长安时也未与高、岑、贾等会见。总而言之，从"罢官"的角度看杜甫离华赴秦时种种作为，一切都显得易于理解而无滞碍了。
五、关于杜甫罢官的几点思考
关于杜甫的罢官，有几点题外的思考。第一，罢官是他为官行为的不检点导致的。此后10年多的漂泊陇蜀，造成了杜甫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也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身体，而远离中原和长安，远离家乡，则使他陷入绵绵无尽的痛苦之中。"三吏"、"三别"等诗固然反映了战争中中原人民的痛苦，也体现了杜甫愿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共同经受痛苦并从而走向安定光明的意愿。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观点看，这一段生活最后成就了诗人杜甫，但就杜甫个人的意愿而言，却不是他愿意接受的结果。倘若杜甫华州期间能谨于官守，那么他此后的生活和创作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起码他的健康状况将不会受到很大损害，不至于晚年在贫病交加中死于异乡，这难道不是我们乐于看到的结果吗？第二，杜甫华州为官期间行为的有失检点，与他自左拾遗移官华州产生严重失落感有关，而由此发生的怨怼情绪，则与他心理上长期存在的"房琯情结"有很大关系。房琯是朝廷重臣，于杜甫有私恩，这是一层；但房琯志大才疏，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的好空谈、务虚名又曾给国家带来很大危害，贺兰进明以晋王夷甫拟他，可谓深得要领（见《旧唐书·房琯传》），这是另一层。所以，肃宗罢房琯相是正确的，而杜甫上疏廷谏则很无谓。《资治通鉴》："太子少师房琯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盈门，其党为之扬言于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卷220，唐纪36，乾元元年）杜甫作为"盈门宾客"之一，不惜以自己左拾遗之职与朝廷对立，不过是在交友小节上表现有始终而已，政治上显得很不慎重，也不成熟。第三，杜甫"弃官"华州，虽然有《新唐书》为依据，但疑点很多。治杜者长期以来持旧说的原因，除了坚信《新书》外，或者还有一个企图把杜甫塑造成"完人"的心理。杜甫并非完人，华州罢官于"人民诗人"杜甫亦无少损。把它当作一个杜甫生平的学术问题来看待，这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2002年在台湾淡江大学"杜甫与唐宋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收入台湾里仁书局《杜甫与唐床诗学》一书中，再刊于《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