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韩愈是当时少数主战朝臣之一。因为主战，与宰相论事不和，由地位尊崇的中书舍人罢为闲职太子右庶子。裴度擢为宰相，都统淮西大军，起用韩愈为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是韩、裴在政治上互为知己的大事件。行军司马是军中文职官员最高长官，以一介书生，亲临平藩前线，令李商隐对韩愈钦佩不已。上引《韩碑》以"行军司马智且勇"一句形容之，与"愬、武、古、通"诸将仅占一句即大有区别，而以下的大段描写，则更是李商隐与韩愈隔代文人心灵相通的体现。其实李商隐对韩愈其人其文，并不是完全钦佩到底，他也有戏谑乃至讥刺的地方，如他曾借齐鲁狂生刘叉之口，谓韩愈的墓志之文是"谀墓"李商隐《刘叉》："刘叉……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李义山文集》卷四），令后世尊韩者辩驳不已。他先习古文，后乃改习骈文，说明他在古、骈文之间，也未能完全尊韩愈为法。然而，平淮西之事及韩愈《平淮西碑》，乃大是大非，李商隐绝不以等闲视之，遂能屏除文人偏见，这也是他的史识。
李商隐对韩文的颂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颂其文辞之美，再是颂其文义为千古范式。其着重者，在后一方面。诗意甚明，此处不再饶舌。所可注意者有两点。一是一再肯定韩文绝无"不实"之处，先说"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借宪宗之口，肯定裴度功劳第一，而韩愈是秉承帝命撰写碑文，何"不实"之有？再说"谗之天子言其私"，明显对李愬妻之谗表示不满，也隐约对李愬表示了谴责。李愬之父为李晟，有大功于德宗朝，拜西平王。晟有十五子，皆仕高位于宪宗朝，当李商隐之时，李氏子弟仍显宦遍天下，《韩碑》如此断然翻前朝旧案，有识有胆。二是他对古、骈文的褒贬态度。段文昌是元和时骈文大家，其新撰《平淮西碑》以骈体写成；李商隐是当代骈文大家，古文朴拙而体壮，骈文纤美而体弱，古、今文体式之别李商隐是知道的。他用《尧典》、《舜典》、《清庙》、《生民》郑重比喻褒美韩文，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所习的骈文的贬低。屏除门户之见，这当然也是一种识见。附带提一下：段文昌之子段成式，是李商隐的好朋友，李、段和温庭筠，骈文齐名，号为"三十六"体。贬低段文，又贬低骈文，都有碍于朋友脸面。所有这些，皆显示了李商隐的识见。
三、《韩碑》与《石鼓歌》
论及李商隐《韩碑》创作艺术上的特点，先将其与韩愈《石鼓歌》作以比较是很有兴味的。
唐初，有十石鼓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出土，石鼓上刻有籀文（大篆），记述国君游猎情况。有人拓其字形示韩愈，韩愈乃为长篇七古《石鼓歌》。韩愈《石鼓歌》仿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李商隐《韩碑》又仿《石鼓歌》，一脉相承，非常明显。而《韩碑》尤其肖似《石鼓歌》。比较《韩碑》与《石鼓》，相同处极多。
从内容上看：
《石鼓》咏石刻，《韩碑》亦咏碑石，一也；
《石鼓》有意将石鼓刻文与时世治乱联系起来，"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说得庄严郑重。《韩碑》亦是，二也。
从艺术上看：
《石鼓》"瑰怪玮丽"中"自然奇伟"（方东树评语），《韩碑》"气质""纯以气行"（李因培评语），风格近似，一也；
《石鼓》章法谨严，《韩碑》亦是，二也；
《石鼓》以文为诗，每有诗句似文句者，如"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等，《韩碑》亦是，如"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等，三也；
《石鼓》每有议论之笔，《韩碑》亦是，四也；
《石鼓》曰"辞严义密读难晓"，《韩碑》曰"句奇语重喻者少"，《石鼓》曰"呜呼吾意其蹉跎"，《韩碑》曰"呜呼圣皇及圣相"，句式上每有相似之处，五也；
《石鼓》平韵到底，不换韵亦不出韵（押下平声"歌"韵），《韩碑》亦是（押上平声"支"韵），六也；
《石鼓》为追求古质雄健，极力避免律句，而落韵处常以三平声字，如"挥天戈"、"鸣相磨"、"留山阿"等。《石鼓》共三十二韵，落韵以三平声者二十三处，约占全诗十之七。《韩碑》亦是，如"轩与羲"、"神扶持"、"天王旗"等。《韩碑》共二十六韵，落韵以三平声者十七处，约占全诗十之七，七也；
同样的目的，《石鼓》奇句（不押韵处）常以三仄声字落，如"四海沸"、"告万世"、"野火燎"（"燎"读上声）等，共十九处，占全诗近十之六。《韩碑》亦是，如"列圣耻"、"五十载"、"智且勇"等，共十九处，约占全诗十之七，八也；
《石鼓》多以"险字"押韵，如罗、峨、阿、讹、科……等，《韩碑》亦是，如羲、夷、罴、麾、貔、訾等，九也。
还可以列出一些相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说，《韩碑》与《石鼓歌》是一对孪生的七古，太相似了。当然，也有不同处，不过这不同，也如孪生兄弟一样，仅是微异而已。为省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四、《韩碑》和李商隐的七古
七言古诗起源虽然很早，但真正的发展、成熟和鼎盛却在唐代。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论唐七古发展脉络云："（七古）唐人出而变态极焉。初唐风调可歌，气格未上。至王（维）、李（颀）、高（适）、岑（参）四家，驰骋有余，安详合度为一体。李供奉（白）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甫）沈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钱（起）刘（长卿）以降，渐趋薄弱。韩文公拔出于贞元、元和间，踔厉风发，一别为一体。七言楷式，称大备云。"其描述大体准确。沈氏《唐诗别裁》编七古共四卷，入选诗多寡，与其叙述合。李、杜七古是两个高峰。而沈氏谓李白七古虽"为一体"，但因其才力过人，"非人力可及"，事实上承认成就大且影响后世大的乃是杜甫"一体"。韩愈七古学李杜，又以学杜为主；李商隐《韩碑》学韩愈《石鼓》也可以说是取法乎上，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由此被冯浩誉为商隐诗的"弁冕"。
七古（包括七言歌行），作为一种诗体，有很多诗人倾全力写作，如盛唐的王、李、高、岑，如李杜，如中唐韩愈、李贺。它的重要性表现在，诗人诗歌的风格往往主要表现为他们七古的风格。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吧。例如李白。李白基本上是众体兼备的，但我们研究李白诗歌风格，首先想到的是《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长篇七古，而不是他的五古、五律，甚至不是他的七绝。再以杜甫为例。杜甫不但是众体兼备的，而且是众体兼长的，他的五七古、五七律都达到了同代人的高峰，但是我们要准确把握杜诗沈郁顿挫风格，可以先不顾及其它体裁，却断离不开考察杜甫的七古，如《丽人行》、《哀江头》、《哀王孙》、《丹青引》、《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然而七古一体又可以说并不十分重要，一些大诗人极少去写七古（例如孟郊，今存诗五百余首，七古仅五首），甚至完全不写七古（例如贾岛，今存诗四百余首，七古无一首）。唐代诗人（存诗甚少者除外），其诗体中无五古，无五七律、五七绝，是良足奇怪的，而无七古，则不足为奇。这是为什么呢？
七古起源约于五古同，但发展极缓慢。文献所见，曹丕《燕歌行》是文人第一次尝试之作。其后又寂然，至南朝宋鲍照才开始大量写作，齐梁文人（如萧衍、萧纲、沈约、庾信、徐陵等）的创作也不少，但堪称名家、名篇的不多。七古至唐，才开了新生面。经初唐卢、骆、张（若虚）、刘（希夷），到盛唐王、李、高、岑和李杜，七古作为一种诗体，形成了一些与其它诗体不同的规矩。这些规矩约而言之就是：一、体制要大，即篇幅要长；二、题材要大，感情的表现要有力度；三、在保持抒情主调的基础上，相应要有较强的叙事成分；四、讲究章法安排，有时不避"以文为诗"，如散文句式、议论等。刘熙载《艺概·诗概》有云："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讲五言与七言、古体与近体的区别甚明。今人萧涤非先生论及七古时尝云："七古是一种"长句"，是一种"大刀阔斧"，同时又容许兼用长短句，这就规定了它的本身具有一种便于作者驰骋纵横、发扬蹈厉的优越条件，所以最适宜于表现较大的事物和大喜、大悲、大怒一类奔放豪宕、勃不可遏的感情，因而也就形成了七言古体诗那种汪洋恣肆、波澜壮阔的独特格调。"（《杜甫研究》上卷五章）因为有以上"规矩"，所以七古创作有一定难度，它要求作者才学兼长，不但要有充溢的才气，还要有丰厚的学问，有时还须具备卓越的识见。
中唐七古，名家不少，如韩、张（籍）元、白、李（贺）等。但王士桢云："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带经堂诗话》卷二九）中唐其所以独标韩愈，就是因为韩愈七古专学李杜，在气势雄壮、奇险豪放方面更接近七古本色。李贺的七古也尝学韩，《高轩过》是他学韩代表作，但生活经历的幽闭，多病多愁的精神状态使李贺的大部分七古"笔走偏锋"，走向了不同于李杜、不同于韩愈的另一条路子，那就是：多主观性抒发和想象，有些作品更埋没意绪，隐没时间、地点和事件，才高而理致缺乏（换言之就是才有余而学、识不足），给他的七古带来晦涩、阴暗的艺术效果。
李商隐是才、学、识三者兼长者，《韩碑》一诗足以证明这一点。就个人禀赋而言，他具有写作七古的条件；他又是善于学习前人所长而又能变者。假如李商隐能倾力写作七古，则晚唐七古整体疲弱的面貌将会得到改观。但是他较少写作七古，六百余首诗中，七古仅有十多首。十多首七古中，效韩者有三篇：《韩碑》以外，另有《安平公主》、《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安平公主》冯浩编在大和九年（835）商隐弱冠之时，说明商隐七古学韩在早岁。张采田云："此诗乃义山少作，赋此时方逾弱冠，故骨骼清整，尚未能老健挥斥，然已度约后人矣。可见才人发轫之始，已自不同流俗。"（《玉溪生年谱会笺·李义山诗辩证》）至于中年时所作《韩碑》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其老成整练，矫健俊快，自不待说。然而李商隐似乎并未专注学韩，而是学李贺者居多。就内容而言，这些"长吉体"七古，或写恋情、艳情，或写宫中妇女，偶也有讽刺人君求仙虚妄的。最有名的"长吉体"七古，是《燕台四首》。《燕台四首》分春、夏、秋、冬四章，语极哀感顽艳，但寄托深微，读不可晓。朱彝尊云："以句求之，十得八九，以篇求之，终难了然。"（《李商隐诗歌集解》引，91页）今人刘学锴余恕诚谓"其晦涩程度，殆超过《锦瑟》"（同书《燕台四首》按语，99页）。李商隐《锦瑟》，前人已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况又难于《锦瑟》之《燕台》乎？商隐诗中难解之作，以"无题诗"为代表。这些诗，好之者众，解者纷纭，虽终不得解，但"无题"及《锦瑟》等（《锦瑟》也是一种"无题"）却能以绮句丽辞、悠远意境深入人心；而《燕台四首》诸"长吉体"七古，终于在多数读者群眼目中湮没了。
李商隐效李贺的七古，多不成功，而效韩愈的七古，虽然很少，却堪篇篇流传。《韩碑》一篇，冯浩置为压卷，沈德潜《唐诗别裁》与《唐诗三百首》一样，于七古一体，晚唐仅选商隐《韩碑》一篇。《韩碑》之受到选家重视，当然与《韩碑》牵连之史实、商隐卓越的史识有关，但与《韩碑》艺术上的精纯练达不无关系。沈氏评《韩碑》云："晚唐人古诗，近诗余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独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卷八）将《韩碑》的"辞"（艺术）和"意"（史识）兼长的特点都说得很清楚。《李商隐诗歌集解》《燕台四首》编者按语云："此类题材（指艳情），中晚唐诗人多敷衍为叙事长歌，而义山则独出蹊径，将其熔铸成纯粹抒情之篇章。抒情时不仅完全略去事件、过程，且极力埋没意绪，跳跃变化，故其晦涩程度，殆超过《锦瑟》。义山诗主观化之倾向，此篇可谓达于极致。"（98-99页）李商隐"长吉体"七古其所以被多数读者漠视，至于湮没，原因或在这里。
宋吴乔评《韩碑》云："《韩碑》诗亦甚肖韩，得《石鼓歌》气概。"又云："时有病义山骨弱者，故作《韩碑》诗以解之。"（《围炉诗话》）"四唐"诗，晚唐诗被称为衰退期，格卑力弱，七古这种"大刀阔斧"的诗体甚少是一个原因。李商隐较少七古之作，与晚唐诗风整体更趋于绮丽抒情有关，所谓的"大事件"、"大喜、大悲、大愁"的感情也已成为过去。诗坛风气所向，无可挽回。值得我们深思者，是他十多首七古之作，效韩者成功而效李（贺）者失败的教训。即如《韩碑》，艺术上也只是"肖韩"而已，由前面《石鼓歌》与《韩碑》的比较可知。倘若李商隐的七古写作不是偶一为之，学韩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一学到底，在"肖韩"之后，求得变化和突破，如同他七律学杜又能变化、突破杜甫一样，则不但李商隐的七古将是另一番面貌，他的全部诗歌也将是另一番面貌了。
（发表于台湾佛光大学"历史与文学"两岸学术讨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