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价格改革初步展开。在此期间，价格改革以调为主，以放为辅。国家对几种主要农产品和几种重要生产资料、货运价格进行了调整，对一些小商品等价格采取了逐步放开。综观这个时期，价格改革有以下主要内容：（1）农副产品价格改革。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油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加价由30％上升为50％，棉花统购价格提高15％，超购加价30％，生猪收购价格提高26％，菜牛提高40％，鲜蛋提高26％。1979年11月，提高了牛、猪、羊肉、鲜蛋、家禽、水产品、蔬菜、牛奶等零售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30％左右，同时给予了居民以物价补贴。（2）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1979年以后，原材料价格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整部分产品价格；二是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按市场价出售，形成了"双重价格"，即价格"双轨制"。（3）消费工业品的价格改革。有升有降地调整了消费工业品价格。提高了棉布、铝锅、自行车、烟、酒等价格，降低了化纤布、手表、收音机及其它部分消费品价格。据统计，升降相抵，净提价5％左右。
总之，价格改革改变了价格结构的扭曲状况，下放了价格管理权限，逐步建立健全了物价管理结构和制度，加强了物价监督、检查。这一改革，使我国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不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正在向新的价格管理体制转换。价格改革虽然打破了固定价格（国家定价）的单一模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需以后进一步解决。
另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财政体制按照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围绕理顺中央和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逐步进行了改革。
3月，李先念、陈云在《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由12位同志组成，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搞好综合平衡；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循序渐进。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共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自此，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得到初步展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按照经济合理、择优供应的原则，坚决实行了必要的关停并转；广辟财源，大力支持花钱少、收效快、利润多、创汇高的轻纺工业和其它事业的发展；坚决维护应当上交国家的收入；切实抓好扭亏增盈和清产核资的工作；调整价格、调整工资和实行奖金都要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办事，不作突破；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把基本建设拨款控制在国家预算指标范围内。
在企业财务体制改革上，扩大企业财权，加强企业责任，实行企业利润留成，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且，按企业利润留成的小改方案在一部分企业进行了试点。
综上，财政体制的初步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
鉴于建国30多年中有许多年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以至于我国经济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警醒起来。邓小平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过程，是逐次推进的多层次开放。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我国的开放和改革将通过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一内地这样4个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南向北，由东到西，由外向内，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在不同层次上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这就构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框架。
对外开放首先是由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而逐渐起步的。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财政方面，明后两年，广东每年上缴’数确定为12亿元，福建每年补助数确定为1亿元，以后年度到时另议。其它有关包干的基数、指标和具体实施办法，由各主管部门同两省商量确定。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两省的体制改革，要在统一规划、统一方针政策和有关业务方面加强指导，积极协助两省把工作搞好。
同时决定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中央积极解决了两省的铁路、港口、电力等问题，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安排。中央认为，两省采取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一项新的工作，各方面都缺乏经验，特别是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学习。要求省委和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加强研究调查，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转变作风，结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把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加快步伐，尽快改变两省面貌，为国家多作贡献。
在闽粤两省执行特殊政策的过程中，中央国务院组成协调小组，随时了解各有关方面出现的复杂情况以及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新的特殊的政策得到顺利地进行。
中央也提醒全党，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开展，势必带来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影响，要把工作做到前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要求各部门善于在新体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地方同志的担子更重了，业务领导的责任也需要加强。各方面要大力协同，密切配合，把工作作好。
当时两省的突出问题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同时对实行这种特殊政策和措施，有关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认识还不够一致，领导工作也跟不上。因此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确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方针和办法，鼓足干劲，继续前进。
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步，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当时全国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也是难免的。
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两省兢兢业业作好工作，为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均作出了贡献。中央决定在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特点是：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两省广大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反映非常强烈，海外侨胞也纷纷表示愿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建设。
仅一年时间，两省的改革就已初见成效。广东、福建出口收汇创造历史最好水平，比1978年分别增长32％和30％。与外商就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进行了广泛的洽谈，已签合同成交额两省分别达到6.58亿和8100多万美元。全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两处分别完成20.5亿和3.5亿美元，增长32％和21.5％。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得以筹建，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始施工，进度较快。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开始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实践表明，中央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两省的有利条件，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统战工作的恢复与加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全面地坚决地依靠群众和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行以实现四化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新形势也给党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方针、新的政策、新的任务都是应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79年8月15日至9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负责人，部分地、市委统战部负责人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共270多人。会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涛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闭幕会上作总结讲话。会议采取小组讨论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各项议程。与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与会同志回顾了建国以来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讨论了当前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现阶段统一战线不宜叫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而应当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这不是一般名称的变动，而是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是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的问题。华裔也有爱国的问题。他们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社会主义。叫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广了，具有广泛的性质。（2）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它除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外，还包括广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要团结。历史经验证明，爱国的旗帜能团结更广泛的阶级、阶层的人们。这是一个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更为广泛的联盟。（3）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担负着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和统一祖国的双重任务。过去，统战工作的重点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这段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应当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祖国统一和四化大业而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树立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思想。统一祖国，是统一战线担负的又一方面重大任务。统一战线工作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对台湾当局和人民的争取工作，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4）制订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即严格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法，按照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原则，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帮助各界党外人士在四化建设中取得新的进步。（5）明确了统战部门要管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是实现四化的一支骨干力量。党外许多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专家，对于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6）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依靠全党来做统战工作。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指定一位书记分管统战工作，切实抓起来。
总的来说，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使全国统战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这次会议为历史转折点，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阶段，得到了恢复与加强。新阶段是统战工作的一个历史转折，是从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到振兴的转折，是从长期"左"的错误到重新走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恢复统一战线优良传统的转折。
统一战线在新阶段，其任务、方针、政策都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首先是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资产阶级已经消灭，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于一定范围；民族资产阶级消灭了，工人与原属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的统一战线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作为阶级联盟。工人阶级数量大大增加，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作用也加强了；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农民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巩固。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随着阶级状况的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
与阶级关系、民主党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民族关系也有发展，国内各民族已经结成了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还有，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不断扩大。此外，原属敌我矛盾的为数不多的那些人，经过长期改造，已转移到人民方面。
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三大任务服务。这三大任务是：除上述中心任务外，还有争取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对统一战线也会产生影响，但它不再是统战工作的"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