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关注经济周期就像古代埃及人关注尼罗河泛滥一样。这种现象间断地反复出现，它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而它的自然原因却无法理解。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兹·克拉克
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
——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约瑟夫·熊彼特
企业家的发明与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量。
——约瑟夫·熊彼特
名言解读
美国经济学家W.米契尔和A.伯恩斯给经济周期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周期是以商业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包括同一时间内许多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扩张，继之以同样普遍的衰退、收缩，以及引起转入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这种变化的顺序重复出现但没有周期性；经济周期的时间从1年多到10年或12年不等；这些周期不能再分为与它们本身的特点相似的、更短的周期。经济活动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就业人数、物价水平等综合性经济指标表现出来。
根据这一定义，一般把经济周期分为4个阶段：经济活动高涨的扩张或繁荣阶段，经济活动低落的收缩或萧条阶段，由繁荣过渡到萧条的衰退阶段，由萧条过渡到繁荣的复苏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经济周期的主要阶段。
由于所根据的资料和划分经济周期的依据不同，一般又把经济周期分为3～4年的短周期、10年左右的中周期和50年左右的长周期3种类型。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3种类型统一了起来，认为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1个中周期包括3个短周期。
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不同的周期理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创新经济周期理论以及乘数——加速原理。
创新经济周期理论是熊彼特提出的一种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社会正是在这种旧均衡破坏和新均衡的形成中发展前进的。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
熊彼特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阶段——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创新为创新者带来了盈利，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形成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引起经济高涨，形成繁荣。随着创新的普及，盈利机会消失，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引起经济收缩，这就形成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经济再次繁荣。
但是，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4个阶段。熊彼特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这一点。在第一次浪潮中，创新引起了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大和银行信用的扩张，这就带动了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进而又带动了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升，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这就是第二次浪潮。它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然而这两次浪潮有重大的区别。第一次浪潮是创新的直接后果，而第二次浪潮中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这样，第二次浪潮中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所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而现在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出现的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之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转向复苏。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而存在的。要从复苏进入繁荣，则必须再次出现创新。熊彼特用创新大小的不同来解释经济周期的长短。他认为，小创新引起短周期，中创新引起中周期，大创新引起长周期。
农民通过改变耕作方法（比方说使用了新的品种），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耕种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收成，这就属于创新。为了更好地理解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我们再看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50多年前，曾经有一位老农这样想像共产主义的生活：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家里都有两个糖罐，一个装满白糖，另一个装满红糖。这位老农对发展的理解只是简单的数量的增加，没有考虑到未来会出现许多新的产品，所以，社会的发展也就同他所预想的大不相同。
今天，我们离共产主义仍然很遥远，但单从吃糖的角度看，人们早已不再把吃红糖和白糖当做乐事了，而且对糖果店里五花八门的新品糖果并不满足，现在社会上正在流行木糖醇这样的代糖品。
木糖醇的商业化就是一种创新，木糖醇可被当做糖尿病患者的代糖使用。另外，由于木糖醇有一种清凉的口感，而且对预防蛀牙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木糖醇现在被广泛地用于食品饮料和医药行业中。
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的循环往复、上下波动向前发展的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创新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引进到实际经济之中。总之，创新的大小及其重要性不同决定了经济周期时间的不同。
乘数—加速原理是把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化率联系起来解释国民收入周期波动的一种理论。
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引起经济周期的因素是总需求，在总需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投资。这种理论正是把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结合起来说明投资如何自发地引起周期性经济波动，又称“乘数—加速模型”。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波动其根源正在于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乘数—加速原理所说明的是：
第一，在经济中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如果政府支出为既定的（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只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发调节，那么，就会形成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中各阶段的出现，正是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自发调节中，投资是关键的，经济周期主要是投资引起的。
第二，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投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大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大增加又通过加速效应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出现繁荣。然而，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减少。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又使经济进入衰退。衰退持续一定时期后由于固定资产更新，即大规模的机器设备更新又使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再增加，从而经济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衰退，又由衰退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
第三，政府可以通过于预经济的政策来减轻、甚至消除经济周期的波动。
乘数—加速原理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会通过加速数对投资产生加速作用，而投资的变化又会通过投资乘数使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变化，加速数和投资乘数的这种交织作用便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周而复始的上下波动。
乘数原理是凯恩斯在边际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建立的，其经济含义可以归结为，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变动的倍数。通过乘数原理，凯恩斯得到了国民收入（Y）与投资量（I）之间的确切关系，将其经济理论导向经济政策，并指导经济实践。
加速数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是根据现代机器大生产应用大量固定资本设备的技术特点，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理论。即在没有多余的固定资本设备的情况下，收入或消费的增加，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增加，收入或消费的减少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减少。
投资或者资本品生产的变动虽然是由收入（产量）的变动引起的，但前者的变动比后者要大得多，收入（产量）的轻微变动都会引起投资或资本品生产的剧烈波动。
要想使投资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产量就必须持续按一定比率连续增长。如果产量的增长率放慢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停止或下降。这就意味着即使产量的绝对量并没有绝对地下降，而只是相对地放慢了增长速度，也可能会引起经济衰退。
加速的含义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加速原理在正反两方面都起作用，当产量或收入增加时，投资或资本品的生产就会加速地增长，当收入或产量减少时，投资或资本品的生产也会加速地减少。
为了熨平经济中的周期波动，政府采取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故事佐证
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特别是196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日本劳动省《每月勤劳统计调查》发表的调查资料指出，从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时间里，日本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6%~8%的速度连年上升，其中六大城市年平均上升速度则达到8%~10%，中间没有出现衰退萧条，从而形成一个长达30年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期。这也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中一个突出的经济繁荣期。
造成日本长时间经济繁荣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原有的经济基数较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二是这30年都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执政，没有发生什么较大影响的政局波动；三是日本是战败国，这些年国防经费不超过财政收入的2%，可以把主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发展经济；四是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后勤基地”，大量的军需物资都在日本购买，因而使日本发了“战争财”。不仅经济上发了财，技术上也发了财。例如，美国的军车和其他技术装备大都在日本维修（后来还逐步增加购买量），要求维修技术和零配件都要达到美国的技术标准，并由美国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督导。这就对日本的机械工业、汽车工业和相关工业的人才培养以及技术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五是日本人被称为“经济动物”，既善于做生意，又善于把外国的先进技术“搞”到手加以发展并迅速投入生产。
从1991年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萧条期，直到2004年才开始有复苏的迹象，又出现了一个近13年的超长萧条期。繁荣期和萧条期相加，日本这一个长经济周期超过了40年。
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0轮周期中。
与前9轮经济周期相比，从2000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周期又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在中国以往历次经济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两年，而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到2007年底已持续8年，即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已连续8年在8%以上至11%左右的适度增长区间内平稳较快地运行。
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新的波动形态，或者说出现了良性大变形，即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出现良性大变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供给层面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的供给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支撑经济在适度高位的持续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就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的供给面大大改善和提高，而且大量的农民工以及城镇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等劳动力成本很低，使城镇中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购买力也较低。这样，一般商品供大于求，使物价保持着低稳水平，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本轮经济周期中“高增长、低通胀”现象。
从需求层面看，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加快阶段，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在相互促进中实现升级，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
从政策层面看，中国宏观调控改变了以往在中国经济全面过热之后再进行调控的措施，而是及时调控、不断调控，这有利于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现象，从而也有利于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