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倒没有在溥仪面前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但他知道如何用适当的方式将自己的功劳告诉给主子，以致到后来在溥仪的心目中，他才是那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郑孝胥不过是个冒功取巧的小人罢了。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了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是他活动的结果；日本人准备迎接溥仪入军营躲避，也是他找竹本大住商量的结果；北府大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更是他找国民政府交涉的结果。再加上他一直主张溥仪“东幸”，这也正中溥仪的下怀，所以越发受到重视了。
眼看对手逐渐受到宠幸，郑孝胥的心里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他非常郁闷地向溥仪请假，说要回到上海料理私事，其实这也是在试探他的主子，没想到溥仪连挽留的话都没有说一句，很“爽快”地批了他的假，一气之下郑孝胥真个跑回了上海。
后来溥仪由北京到天津，也是罗振玉一手安排的。他向溥仪禀明，出洋的事情最好到天津去做准备，在北京由于耳目众多很是不便。溥仪自然听取了他的意见，先是派人去天津的日租界买了所房子，即张园，随后便在罗振玉父子的陪同下动身赴津了。到了天津，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们都亲自来迎接，而这些功劳，自然也算在了罗振玉的头上。
只是到现在还不能说罗振玉就取得了和郑孝胥“主子”争夺战的胜利，因为讲到“玩政治、耍权术”，他还是稍逊于他的对手的。
虽然罗振玉在帮助溥仪从北京逃到天津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是前面已经提到，罗振玉在做人的小节方面一直是有亏的，因此溥仪身边的其他遗老、遗臣们对他颇有些不齿，即使郑孝胥不在溥仪身边，他仍然没能实现自己寄托在溥仪身上的政治愿望。
在到达天津之后，溥仪身边的大臣又分为两派，一是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主张返回北京紫禁城，继续争取恢复优待条件；一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出洋派”，主张去日本为复辟寻求帮助。不过随着北京局势的日益恶化，“还宫派”的希望逐渐破灭了，因此这段时间罗振玉异常活跃，积极策划溥仪东渡一事。然而就在这时不断传来的“闲话”让溥仪对罗振玉越来越不放心了，以致后来当他积极主张溥仪去旅顺、大连的时候，溥仪却一反往常急切要出国的态度，反而听取了陈宝琛一伙的意见，决定暂缓离津。正因如此，罗振玉便对陈宝琛怀恨在心，甚至不惜对其栽赃陷害。
有一天罗振玉拿着溥仪曾经赐给陈宝琛的一副对联来到溥仪面前，开始还假惺惺地说：“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接着便告诉溥仪说这“宸翰御墨”是在街头的小市上发现的。溥仪知道后心中自然是大为不快，只好挥挥手，让罗振玉离开。可以说此时罗德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
只可惜他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他没想到胡嗣瑷知道了这件事，并且立即到溥仪面前替陈宝琛担保，说是有人在陷害陈，就差没点名道姓地说是罗振玉了。胡还告诉溥仪，朝中有某些人专门喜欢收买敌对者的仆役，然后干些卑鄙的勾当，此时溥仪才幡然醒悟，恨自己错怪了爱师。
就这样，罗振玉一步步又失去了他原先得到的地位，而他的对手郑孝胥此时却又回到了溥仪的身边，并且越发如日中天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罗振玉虽然喜欢耍一些小聪明、小手段，但其实他并不懂政治，更多的时候他的那些小聪明都是适得其反。溥仪对他彻底疏远，也源自于他自己的一次手段。
1927年下半年，罗振玉曾不断向溥仪建议，说虽然天津的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终究是鱼龙混杂，而日本司令部则提供情报说革命党的便衣已经混进来了不少，随时有可能危及圣驾，所以最好还是“东幸”，不妨先到旅顺，旅顺那边恭亲王已经有了妥善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意协助，担当护驾之责。在听了罗德不断劝说后，再加上溥伟的来信，溥仪最终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准备跟随罗振玉北上了。
就在要走之前，溥仪决定见一下日本总领事加藤，于是让郑孝胥去请。但是加藤在得知溥仪一行要去旅顺的消息后，却说需要先请示东京。这就让溥仪感到纳闷了，因为据罗振玉说日本司令部对溥仪去旅顺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总领事却为什么还要请示东京？还没等溥仪说出心中的疑问，加藤又问溥仪去旅顺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溥仪只好愤愤地说明现在的局面对自己很不利，尤其是根据日本司令部提供的情报，现在革命党人正派便衣四处活动。让溥仪没想到的是加藤竟说司令部方面的情报是谣传，大可不必相信，并向其保证安全问题由总领事馆负责。这次谈话中，溥仪觉察到了日本方面司令部和总领事馆的不协调，于是他再次找来罗振玉向其核实司令部方面的态度。罗振玉仍然咬定司令部的情报是非常可靠的，要溥仪出于安全考虑抓紧“东幸”。
不久，溥仪的住处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枪击案。说它离奇，是因为这都是夜里放的空枪，而放枪的人在被抓后却发现是个日本人，而并非所谓的革命党便衣。第二天有人告诉溥仪，这个日本人名叫岩田，是日本黑龙会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带到警察署后不久，就被日本司令部来人把他要走了。于是溥仪的心中明白了几分：无论是先前罗振玉所说的“情报”，还是岩田的两记空枪，都是日本司令部给溥仪制造的恐怖气氛，目的只是想让他早日走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而这个过程中，罗振玉和日本司令部都是互相利用对方以达到占有溥仪的政治目的。
事后溥仪也请来郑孝胥、陈宝琛来分析，郑孝胥说：“看起来，日本军、政两界，都想请皇上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加以保护。他们虽然不合作，却也于我无损。不过罗振玉做事未免荒唐，他这样做法，有败无成，万不可过于重用。”陈宝琛也说：“不管日军司令部也罢，黑龙会也罢，做事全不负责任。除了日本公使和总领事，谁的话也别听！”有了这次教训，溥仪只得乖乖地听话短时间内不再要求离津了。
从此，溥仪对罗振玉也不再感兴趣了，他输掉了自己全部的政治资本。第二年，他便卖掉了天津的房子，跑到了大连。
“满洲国”“监察院长”的不甘
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惨败，但是罗振玉并没有放弃，他虽然选择暂时离开溥仪，但是一有机会他还是要回来，回来继续着他的复辟大业。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给天津的溥仪带来了希望，他越发倾向于借助日本军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复辟大业了。于是他开始积极地派人与日本关东军取得联系，而此时的罗振玉凭借着自己和日本军方的关系，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在事变发生后仅十二天，罗振玉就将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派来的代表上角利一带到了溥仪的面前，一块带来的还有东北保安副司令张左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一封信。这个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他趁他的上司张左相回家奔丧，擅自做主开城门迎降了日军，于是他写信给溥仪，让溥仪不要错失良机，立即到东北主持复辟大计，并向溥仪保证，只要溥仪一回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溥仪看完信之后，又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接着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相助。按照罗振玉的说法，东北全境的“光复”指日可待，东北的三千万子民盼着皇帝回去。按照溥仪后来的回忆，罗振玉当时是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溥仪后来称他有着“吕不韦式的热衷”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熙洽的信，再加上罗振玉的鼓动，溥仪着实有点动心了。但后来陈宝琛、胡嗣瑷等人对罗振玉仍然很不放心，于是竭力劝说溥仪暂缓答应，还是先观望一阵再说。而担心罗振玉前来抢功的郑孝胥自然也是不想让溥仪随罗东幸。无奈之下，罗振玉一行只得无功而返。
只是后来等溥仪派去东北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才证实这次罗振玉并没有骗人，日本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并希望溥仪到东北去“主持”大局。而且就在罗振玉走后不久，郑孝胥就开始忙着张罗溥仪离津的事儿了。
溥仪在东北的第一站是辽宁的汤岗子温泉。在他踏上东北的那一刻起，他的两个臣子郑孝胥和罗振玉便又开始了对他的争夺战。在汤岗子的翠阁旅馆里，负责为溥仪接风的罗振玉，他在向溥仪请完安后立即嘱咐道，他正在和关东军商谈复辟建国事宜，而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皇帝达到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自己外别人也不宜抛头露面。实际上罗振玉是在控制溥仪，他想把溥仪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好向日本人邀功请赏，一旦复辟成功，至少可以达到官居首辅的目的。
但是当一行人到了旅顺之后，情况就不能再像罗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了，他的对手郑孝胥父子突破了他的封锁，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更加出乎罗振玉意料之外的是，日本关东军方面居然撇开了他，请郑孝胥前去会谈。原来，罗振玉自恃手上有溥仪这张王牌，在谈判的时候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而日本人对所谓的复辟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此刻所宣扬的是“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在关东军眼里，郑氏父子远比这个只知道嚷着要复辟的罗振玉灵活许多，因此十分乐意跟他们谈判，就这样，本来是罗振玉带来的上角利一很快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联系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
就这样，在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中，罗振玉还是略逊一筹，输给了郑孝胥。
1932年初，在郑孝胥父子和关东军的共同策划下，溥仪很不情愿地坐上了“满洲国”执政的位置，而郑孝胥则心满意足地坐上了“国务院总理”的宝座，一干就是三年。在“建国”初的职务任命中，罗振玉只是参议府的一个参议，可与他的“理想”可谓相去甚远。就在“封官”后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到溥仪面前想要辞掉这个不称心的官职，溥仪对他作了礼节性的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可谓是冠冕堂皇。后来溥仪为了安抚这个“老臣”，便让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另外兼了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的闲职，但他终究是心有不甘，更何况是供职于他的老对头的手下。于是，在1937年任期满后，他就跑回了大连，在那里他度过了最后的一段岁月。
其实从学术上来讲，罗振玉和王国维一样堪称是国学大师。他和王国维曾共同创立“罗王之学”，他们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他在学术上可谓识断过人，颇有开创之功，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他一直以大清遗老自居，追逐名利，涉足党政，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其一段出仕伪满的不光彩的历史更让其背上了汉奸的骂名。最终，一个“卖国汉奸”毁掉了一个“国学大师”，惜哉！
张人骏：愤怒的爱国逃兵
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是个爱国者，特别是爱大清。民国后，他一听到关于革命党人的事情就拍案而起，一听到关于前清的事就泪水横流。许多人都认为他迂腐不堪，为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始终挂起灵魂之钟，对已经到来的大形势视而不见。可谁又知道，他是个大清逃兵呢？民国后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都来源于那次逃跑。
坐着箩筐逃跑
辛亥革命发生前，张人骏是两江总督。武昌起义一爆发，许多人都要求，张人骏该坚决与乱党死拼到底；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不能阻止革命党人，就该自杀殉国。可惜，张人骏两样都没有做到。
当时，武昌发生起义，在江南的张人骏、张勋等人对新军防备严密，在他们眼里，这些人都是不稳定分子。（因为武昌起义就是新军发动的）。从防备开始到进攻：将新军子弹收缴，又收新军炮6挺、机关枪6门。与此同时，将驻浦口的稳定分子江防军调入南京，一人得500颗子弹。
新军很恼火，跟江防军比起来，自己成了后娘养的了。天下已欲成纷乱之势，又有人把他们认定是后娘养的，他们当然不肯逆来顺受。每天都坐在一起讨论效仿武昌，准备武装起义。张人骏、张勋摸透了他们的用意，就狮子山北极阁高架大炮数尊；水路又于三叉河要道架大炮一尊。两处的新军没有子弹，只好生闷气，无计可施。
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有人跳出来的。跳出来的人叫徐绍桢，原是清政府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张人骏先是找到他，希望靠他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将新军这一不愤潮流平息，但徐不同意。首先是他想不出平息的好办法，另外则是，他当年是奉政府之命，编练新军，现在他也是后娘养的一个。
张人骏见拿不下他，只好采取另一种办法。把新军5000人调出南京城，移驻城南60华里的秣陵关附近。他认为，只要这群不安定分子出了南京城，没有枪没有炮，他又不给造，自然就不成气候了。
可就在这样的“认为”之下，南京战役打响了。
徐绍桢在秣陵关呆着无事可做时，上海的革命党人柏文蔚来到南京。革命党人本想先在上海发动起义，但形势不允许，所以只好转到南京，柏文蔚的目的就在于此。经过和新军商量后，柏文蔚知道，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起义，是因为没有枪没有炮。
柏文蔚找到徐绍桢，希望他能领导反正，打响第一枪。徐绍桢认为，赌命可不是闹着玩的：“余老矣，汝辈青年，万不可叫我做难题。”
柏文蔚并非是不怕虎的牛犊，他当时的任务就是让别人做难题的。经过他的反复劝说和当时形势，当时的形势是，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纷纷响应武昌起义之后，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只有江苏省的南京尚控制在张人骏手里。可以说，南京城此时就是一座孤城。但徐绍桢还不是不想打响这第一枪，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我老了，这道难题我解不开。
可随之而来的事却让他必须要解这道难题。先是，南京城中的张勋派人来监视他，接着是有消息称，张人骏已经派出刺客，人数至少在百人来刺杀他。
徐绍桢是老了，可的确不想就这样被同僚杀死。别人既然不仁，他不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1月8日，他所带领的第九镇7000多人誓师起义，分三路进攻南京城，但因子弹太少，守军工事坚固，进攻未能奏效。
11月9日，革命军打完最后一发子弹，退往镇江。
张人骏和南京城的一位将军铁良与张勋还没有来得及杀猪宰羊庆祝胜利，江苏周边的革命党与徐绍桢抱成一个团，再次攻击南京城。
此次来攻，张人骏等人冷汗直流。革命党人如同打了鸡血，奋勇向前，26日，南京城外制高点大多为徐绍桢攻取。27日，革命党人开始攻南京城。
战斗很是激烈，张人骏事后回想起来，都哆嗦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