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这一项国防工事得以建设，明帝国的北部边防将无懈可击。但是，余子俊似乎过于乐观了。在得到宪宗皇帝的允许后，他并没有亲自督促此事，而是让边将全权负责。帝国的边将并不全是余子俊，肯为帝国出一切力而不求回报。在动工过程中，边将越来越感觉到经济压力。他们集体抗议，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余子俊的工作在受到下属质疑的同时，他的同僚也开始骚动起来。
在他同僚眼中，余子俊近年来出了太多的风头，可谓青云直上。当然，在对他指责的同僚中，有些人的意见的确中肯，建设长城有利有弊，利的一方面已经得到验证，但弊端也不可轻视，那就是征集民工和钱财上面，倘若没有余子俊这样高尚风格一心为公的人以身作则亲自督促，这样的工程无疑是得不偿失的。
朝廷中开始流言蜚语，有人认为余子俊所以屡提建设长城的工程，是因为想从中获取暴利，也有人说，余子俊是在用国家的钱在为自己博得民心与名声。
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最后便发展成书面材料摆在了宪宗皇帝的面前。宪宗皇帝看了所有的材料和听了许多流言后，对余子俊突然深恶痛绝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韦敬的宦官站了出来。他向宪宗皇帝进谗言，说余子俊“假修边多侵耗”，又说他“私恩怨，易将帅”。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韦敬的来历和他为什么要扔石头砸已经落在井中的余子俊的原因。或许是他收了有嫉恨余子俊朝臣的钱，又或许是，在皇帝身边总要曲意逢迎，他见到宪宗皇帝已经不喜欢余子俊，就落井下石，给宪宗惩治余子俊在心理上一个安慰与支持。
总之，他的确向余子俊扔出了一块足以让余子俊停止呼吸的石头。宪宗皇帝令工部侍郎杜谦调查余子俊。杜谦的品德可圈可点，并且很有见识，他认为余子俊不会有这么多道德瑕疵与违纪行为。在调查多日后，他交给了宪宗皇帝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了韦敬扔的那两块石头纯粹就是诬陷。第一：余子俊的确有易置边将的行为，但却不是个人恩怨；第二：余子俊对修筑长城的费用分文未入私囊。
不过，杜谦虽然给余子俊洗了清白，却不能不给余子俊以罪名，那就是他征集的工程费用和粮食都大大超出了皇帝的仁人爱物之心，所以，有罪。
宪宗皇帝虽然没有捉到余子俊的那两个罪名，但这个罪名就足以让他有理由治余子俊的罪。他勒令余子俊退休。可见，余子俊所以被驱逐出朝廷，就是因为韦敬的那块石头。
如果不是韦敬的那块石头，宪宗皇帝不会下令追查此事。那么，余子俊征集工程费与粮食超标的问题也不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韦敬落井下石的诬陷所以能取得效果，是因为跟余子俊的工作有关。余子俊为大明帝国修筑长城，以巩固国防，在一些人眼中，这样的工作是大有可赚的。而余子俊在工作过程中为了完成工作难免要有些小瑕疵，这样的小瑕疵在诬陷者的眼中就很容易被放大成为劣迹斑斑。但余子俊又不是那种避嫌而放弃为国效力的人，所以，他的被诬陷也就不可避免了。
6、助力的倪文焕
明朝天启皇帝在位时，不喜欢皇帝的日常工作，而是倾向于木匠事业，大太监魏忠贤以秉笔太监的身份成为明朝那段时期实际的执政者。朝廷上下几乎所有的臣子都依附于魏忠贤，天启一朝成了魏忠贤的朝廷。
倪文焕是一位御史，当魏忠贤飞扬跋扈于朝堂之上时，他并没有主动去投靠这个大太监。但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站在了魏太监这一面。倪文焕的脾气比较火暴，在某次与一位皇城守卒的交流过程中，他痛打了这位守卒。皇城守卒虽然只是一个兵，但其身份有象征性，他象征着皇城与皇帝。倪文焕的行为自然触犯了国家法律，于是，有官员就准备纠举他。倪文焕恐惧之下找到了魏忠贤的心腹“五虎”之首崔呈秀。二人平时也有往来，倪文焕当然希望崔呈秀能给自己指一条明路。当时，魏忠贤正在朝臣中招兵买马，崔呈秀就把倪文焕推荐给了魏忠贤。魏忠贤是个权可通天的人物，对倪文焕所犯下的这点罪行轻描淡写地抹去了。倪文焕为了感激魏太监的帮忙，就认了魏太监为干爹。自此后，这位魏太监干儿子的主要工作就是诬告朝中不肯与魏忠贤合作的正直官员，倪文焕的诬陷功夫很是了得，被他诬陷而丧命丢官的多达数十人。但倪文焕诬陷他人手法并不是直接攻击，而是落井下石。他在这方面似乎永远是个安静的人，他只是等，先有人站出来诬陷目标，他看时机已成，便从旁助力，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落井下石。
在他助力生涯中，浙江道御史夏之令被诬陷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夏之令始终不肯与魏忠贤一党合作，在朝中或明或暗地对抗魏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魏忠贤后来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让崔呈秀诬陷夏之令与帝国的边将熊廷弼密谋要杀毛文龙。
毛文龙非等闲之人，此人曾在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下曾担任过都司。天启元年五月，他率领二百名士兵，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于镇江活捉了叛将佟养真，一举收复了辽东半岛数百里。这件事在明帝国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因为在毛文龙收复辽东半岛之前，明军无一胜，明帝国的敌人满洲人无一负，而毛文龙却只用了二百人就改变了这种局面。此人虽然军功卓著，但在朝廷很多官员眼中却是一个不稳定分子。这当然是因为毛文龙此人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要知道，身为武将，倘若不能将朝中的大批文官笼络，那么，始终就对武将抱有偏见的文官们定会群起而攻之。毛文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屑于与北京城中的那些文官打交道。事实上，他的军饷在讨要多次后始终得不到朝廷文官们的答复，已经使他彻底丧失了对这些文官的尊敬。他转而把热情向魏忠贤传递，但却不能因此而判定毛文龙是魏党的人。他所以这样，无非是解决军饷问题。
夏之令与许多情绪激动的文官一样，都对毛文龙的所为切齿痛恨。另外，他与边将熊廷弼的关系确实亲密，但身为御史，他绝不至于要与人合谋而取毛文龙的性命。魏党所以要这样诬陷他，全是因为他平时在提到毛文龙时态度上的强硬与情绪上的激动。
事实上，无论是夏之令还是熊廷弼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帝国不能没有毛文龙。自满洲兴起与明帝国为敌，特别是当满洲人占据辽东后，明帝国面临的是两线作战的局面。西线是宁远、锦州的明军，南线就是皮岛统帅毛文龙和明属国朝鲜。天启四年五月到天启七年三月，毛文龙曾五次兵袭满清，给满洲人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等于说，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士兵钻出来，给满清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清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的挑选骚扰攻击满清的地点时间，而满清是明知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因为没有水军而无可奈何。另外，毛文龙还起着联络朝鲜共同抗击满清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毛文龙在，朝鲜就敢于抗击满洲人。如果没有毛文龙，朝鲜的态度就很暧昧。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文龙死后，朝鲜就投降了满洲人。
夏之令虽然代表诸多文官痛恨毛文龙，但头脑清醒的他不可能做出有违人臣规则的事情。所以说，他与熊将军合谋欲杀毛文龙一事纯粹是魏党的诬陷。
但天启皇帝却认为有这样一回事，将夏之令免职。原本，这件事就可以这样结束了。但倪文焕走了出来，他落井下石说，夏之令得到这样的惩处太轻了。他解释说，毛文龙是帝国边疆必不可缺的一个棋子。夏之令想要动这个棋子，那就是想破坏辽东边事。倘若他的阴谋得逞，就是误国之罪。误国之罪怎么可以免职了事呢？
天启皇帝认为倪文焕说的很有道理，就把夏之令押进大牢，夏之令在大牢中坚决认为这是一件冤案，但魏党的审问官却不希望他这样认为，在严刑拷打之下，夏之令死在监狱中。
倪文焕的这种助力能取得成效，天启皇帝的昏聩是一大要素。但不得不承认，倪文焕有落井下石的才能。他能从一件本很普通的事情上抽丝剥茧，再生事端。夏之令原本就落到井里，再被倪文焕扔进来一块石头，可谓雪上加霜。
从倪文焕落井下石一案中可以看到，诬陷者在使用这一招时从来不是第一个出面的，他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他的目标陷入被动局面时，他及时站出来，狠狠地推了一把。喜欢落井下石的人所以被人唾弃，就是因为他总是躲在背后，在别人已经受到灾难的时候，把更大的灾难送给对方，使对方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民间说，咬人的狗喜欢偷下口，可谓是落井下石者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