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安石准备取消青苗法时，京东路（河南商丘）税收运输总监（转运使）王广渊跳了出来。王广渊是庆历年间的进士。宋英宗年间，王广渊担任国防部副司长（兵部员外郎）。很快又到京东路担任税收运输总监，当王安石正在愁闷青苗法要夭折时，王广渊却在京东路请求财政部把他本应上交的税款留给他们一些，贷给农民。
他在请求书中说，这样做，每年可以获得不菲的利息。王安石听到这一消息后，惊喜的发狂：这不就是青苗法的精神嘛！
于是，青苗法在经过两个月的酝酿辗转后，终于推出了。这次，有了均输法的教训，言官们不再轻易找事了，个个瞪大眼睛，准备在青苗法一有疏漏时，就大加反击。随着青苗法推出的还有苏辙的职务的“被推出”，这位没有组织的内鬼被改革委员会开除。
几乎和青苗法同时出台的是免役法。想要深刻了解这一法规，必须要从科举制谈起。中国隋唐以来就实行科举制，但招聘的人数实在太少。不过很多人一旦考中，就成了官。最差的也能到地方上当个县令。县令的权力非常大，整个县的税收、治安、卫生都归他管。问题是，县令不是哪吒，没有三头六臂。所以，他必须要组建一个班子。
而这个班子的人从哪里来呢？当然不可能从考中科举的官里出，因为人员有限。于是，唐时就规定，各地的百姓要依据一家的人口数和贫富状况分出个三六九等来。排名靠前的必须要到县政府义务劳动，时间视职务而定。站岗的可能是二年，帮县令收税的可能是三年。在义务劳动的规定时间内，这些人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只能乖乖的为政府义务劳动。这就是差役法。
如你所知，问题出来了：被派到政府义务劳动的人可能只混了个吃喝，有的甚至是自己带干粮。因为为政府义务劳动，所以家里的事就不能照顾。比如一家三口人，有三亩地，按照三六九等的要求，必须要有人到县衙去站岗，女人肯定是不能去了，只好男人去。男人一去，庄稼谁来种？
而那些真正富裕的大地主本来是按照制度应该去义务劳动的，但他跟县令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就省下来了。受伤的还是老百姓。有的老百姓好不容易养头猪，以为过年可以杀猪，一家人坐在炕头上吃肉。想不到制度来了，你家因为有猪，是富人，必须要去义务劳动。这就导致好多百姓有发财之路都不敢去走。
还有技术上的问题。北宋前一百年，本土没有受到战争侵害，人口数量激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因此，社会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打个比方，从前时，屠夫就是屠夫，义务劳动的人只需要收他屠杀税就可以了。但现在，由于吃猪肉的人越来越多，屠夫杀猪后，没有时间把猪大卸八块，就把这块的生意承包出去，义务收税人对这个包工头就不知道该怎么收税。
最后一个是情绪问题。众所周知，义务劳动只有青春活泼的小孩子才喜欢做。可做久了，孙悟空都不喜欢。所以，这些义务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难免有情绪在里面，比如收税的，一脸死相，稍不留意，就会被他揍上一拳。这些人因为耽误了很多活计，所以就想在工作之内捞点好处，贪污就产生了。
王安石出台免役法，就是改变以前的“差役法”，所以称为“免役法”。所谓免役法，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以“劳役”形式缴税的“差役”，改以货币缴税。那么，这些税由谁来缴纳呢？当然是那些有钱人。原本，有钱人就该义务劳动，但因为他们有钱，可以买动地方官，所以都逃避了义务劳动。政府拿到这笔钱后，就雇用专门人员来做这些技术工作。
当时，王安石拿着免役法草稿去问苏辙的意见，苏辙仍然是反对。他说：“地方政府中打杂的不能不由农户承担，就像官吏不能不用知识分子一样。庄稼汉由于有土地，所以在政府打杂时，我们根本不必担忧他们逃亡，而且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少有奸诈行为，所以工作时很尽心尽力。现在却把他们舍弃不用，而是出钱雇人，难道就不担心被雇的人中有些高危份子？这些人如果犯了什么事，政府还要专门来寻找他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王安石当时听到这些反对意见时，想都没有想，就让苏辙闭嘴。苏轼当时也反对，他和苏辙不愧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他说，“用农民义务劳动，就像是走路必须用脚，过河必须用舟。肚子饿了必须要吃五谷一样。”意思是，王安石的免役法是用手走路，凌波微步过河，肚子饿了吃屎。
青苗法和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两项法规，同时，这两项法规特别是青苗法受到众人围殴的频率最高。在王安石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几项重要法律需要指出。
其一是方田均税法，其实就是重新丈量土地，让那些大地主大土豪们把私藏的土地拿出来，给国家缴税。其二是农田水利法，兴修一切利农的设施，比如整治河道，开垦荒田。
最后一项经济改革是市易法。1072年，开封有个叫魏继宗的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借着改革的东风，向宋神宗上了一书，说首都开封是全国的商品集散地。但是，开封的物价很不稳定，忽高忽低，商队人们唯利是图，有时用高于本钱十倍几十倍的价格卖给百姓，或是囤居积奇，有意造成物价的大起大落，从中赚取巨额利润。这样做是很不好的，中央应该想办法调控，牢牢把物价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让那些奸商恣意妄为。
魏继宗的上书引起了王安石的高度重视，经研究之后，推出了“市易法”。市易法说白了就是今天的物资局。具有现代商业银行贷款、贸易业务两项功能。主要是由政府提供资金，贷款给那些小生产者。市易法没有出现之前，北宋城市中大多生意都垄断在奸商和大官员手中。他们操控市场价格，赚了太多的钱。王安石现在给那些生产者贷款，让他们扩大规模，与官商勾结的模式竞争，从而使很多想要再度官商垄断的幻想破产。政府税收又增加，可谓一石二鸟。
王安石的国防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裁兵，让那群被政府养了好多年的老的已经走不动路的兵滚蛋。
其次是，军制。王安石把军队按照一定数量编成类似今天师、团的“将”也就是建立常备军。
再次是，保甲法。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各置一人为头领。每家有两个青壮年男子，必须要出一人充当保丁，允许携带武器。平时训练，一旦遇到警情，需要很快出警。
最后是军器改革。宋代的军器都是地方制造，然后上交中央。但有些武器根本不合格。刀锻造的如同铁棍，铁棍锻造的如同狼牙棒。王安石专门成立一个部门，专门制造兵器。还大力发展高科技武器（火器）。
在教育改革上，王安石主要是要地方建立学校。而学校应该培养一批技术人才，或者是他认为的人才。因为王安石说，从此后，科举考试那一套已经进入历史了。你们如果想要做官，就必须按照我的意思来读书。
王安石的意思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贡献专业人才，而不是样样通，样样松的通才。王安石还特意重新解读了三经（三经新义），这部著作把从前的三经（周礼、诗经、尚书）踩在脚下，还吐了一口痰。这让当时读了大半辈子旧三经的知识分子抱着痰痛哭流涕，大骂王安石是败类。
在公务员的工资上，王安石在1073年推出了“吏禄法”，规定州县办公人员的月工资为六千文，最多的不能超过八千文。当时一斗米的价格是四十文，这些人的工资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差不多能有五千元，这样的工资水平并不差。而这还只是州县上的办公人员，京师的干部的工资更高，达到三千八百贯。工资增加了，官员们的办公热情上涨，贪污受贿的事情还是有所收敛的。
这就是王安石改革的基本内容，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后来对王安石的大风暴都是针对青苗法去的，其实，这些改革中的每一项措施都可以让那些官僚和有着雄厚财力的官僚切齿痛恨。王安石从此将与他们不共戴天，旷日持久的仇恨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