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早就听得不耐烦，人可以愚昧，但不能愚昧到这种地步。他走出来，用他标志性的福建普通话说：“祖宗之法并非一成不变。先王的法令制度，有一年一变的，比如《月令》中有言‘每年冬天结束的时候要修改国典，以适应下一年的需要。’《周礼》也说‘在宫廷外阙门开始宣布法令制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司马光的脑袋虽然还在摇晃，但节奏有些乱。吕惠卿又接着说：“除了一年一变的外，当然也还有几年一变的。史书上说，尧和舜都是五年之中修改了五次礼仪制度，《周礼》又说‘每十一年修订一次法则’说得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法令制度还有一代一变的。史书上说的‘刑罚一世重，一世轻’就是一代一变的例子。当然，还有几十代才变的，夏朝的天赋叫做贡，商朝变成助，周朝又叫彻。它们各不相同。又如夏朝的学校称为校，商朝称为序，周朝的学校称为庠。它们一点都不同。这都是几十代才一变的。”
司马光的脑袋停止了晃动，指着吕惠卿，“你呀……”宋神宗听得正来劲，用手势打断了他。吕惠卿矛头放在了司马光脑袋上：“我刚才听司马光说，汉初的治理很好，就在于他们继承了萧何的法令制度。我记得曾经在史书上看到过，萧何虽然约法三章，但后来就变成了九章，由此可见，萧何自己也不能守着成法不变。汉文帝废除诽谤律和妖言律，废除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制定的法令制度，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汉惠帝和汉文帝废除了。接着，汉景帝又因袭惠帝和文帝的做法。由此可见，汉初之治并非是一成不变地守着了萧何的法令制度而得到治理的。”
司马光的脑袋又开始动，是震动。吕惠卿话音刚落，司马光就站出来，大声说道：“吕惠卿这是在曲解历史。萧何变三章为九章，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增添。三代以前，诸侯如果改变礼乐制度，就会受到处罚。可见天子是不自行改变礼乐制度的。吕惠卿说，汉朝废除刑罚，那是因为在新兴的国家里，施行的刑罚是轻刑，而在混乱的国家里施行的则是重刑，这就是所谓的世轻世重，但并不是改变了已有的法令制度。”
司马光见宋神宗听的很认真，又见吕惠卿跃跃欲试，急忙说下去：“治理天下和国家，就像修理一个破房子一样，修破房子时一定要注意，这房子是否能住了，如果还能住，那就修理一下。如果实在破得不能住，就得改造。但是，改造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如果没有高明的工匠和特别好的材料，也是不可能把它改造好的。如今，好的工匠没有（王吕等人），好材料也没有，怎么能把房屋修好呢？恐怕会越修理越糟糕，最后，下大雨时，外面中雨，里面却是大雨，大家只好跑到大街上去避雨了。”
吕惠卿出离了愤怒，正人君子都是就事论事，司马光明显是在搞人身攻击。他指着司马光，“你这是谬论。”司马光立即回敬：“究竟谁的是谬论，不是你说我说，而是天下人说的。如果你们的不是谬论，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你们！”
司马光说的“那么多人”到底有多少，真不好估算。司马光是不是在一厢情愿的代表北宋人，这也不好说。吕惠卿立即反唇相讥：“天下人之所以如此，就是有你这样的人。”
司马光头脑冷静，从不进展，也不发狂。见到吕惠卿开始抓狂，他知道对手的修养的确不怎样。他话头一转，对准了改革委员会这个机构：“三司是掌管天下的财政，倘若觉得它没有本事，那就把它撤销，但不能让中书省和枢密院侵夺他们的职务。如今又设置个改革委员会，这究竟是什么鸟东西！老祖宗说，宰相当以治国之道辅佐皇上，何必要用一些所谓的条例。如果用条例能把国家治理好，那么朝廷有办理文书的官吏就够了，还要宰相干什么？”
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言论无法辩驳，王安石不出嘴，吕惠卿只好动手。他揪住司马光的衣领，却不知道是该揍司马光还是该骂。大家见两个人马上要把课堂变成菜市场了，赶紧上来拉架。
吕惠卿用福建话骂娘，司马光回到椅子上巍然不动，仿佛刚才跟吕惠卿辩论的根本就不是他一样。
吕惠卿辩不过司马光，并非因为司马光善于辩论。而是司马光长期治史，早就从历史经验中学会了该学的和不该学的。他是个绵里藏针的人物，经验主义极其坚挺。他知道如何在不动声色中把对手激怒，然后让对手暴露命门。
吕惠卿和司马光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还有“据说”。
据说有一次，司马光在编辑《资治通鉴》时缺少可靠性的资料。当他听说吕惠卿的藏书丰富，并且恰好有他要找的资料书籍时，向吕惠卿开了口。
吕惠卿知道让司马光出丑的机会来了。他不怀好意的笑着说：“我的古书颇多甚重，您要借书，最好是找几十个大汉，再赶几辆牛车。”
司马光被带到沟里，“你太开玩笑了，区区几十册书，何必要车。”
吕惠卿等在这里，“竹简古书，数百上千斤重，你不搞个大车，如何拿回去？”
司马光知道自己中了吕惠卿的暗算，但还是要坚持下去，“你太开玩笑，自东汉以来，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早就不再用竹简了。”
吕惠卿“哦”一声，“可你不总是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我以为你要的是老祖宗的竹简古书呢！殷商时代文字写在甲骨上，号称甲骨文，战国时代用竹简，据说当时有个叫惠施的思想家，旅行时要用五辆车子装他所带的书。秦始皇统一中国，每天看公文竹简，也有一百多斤。如果老祖宗用的方法不能变，你要借书岂不是要派大汉和牛车来？”
司马光脸上发红，指了指吕惠卿，“你！”但却没有第二个字。
吕惠卿正说在兴头上，“用竹简为书毕竟笨重不方便，我们的祖先后来改用丝织品写字画图，就是帛书，但价格昂贵，后来改进成丝绵纸，再后来又用麻来造纸。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才逐渐有了今天的纸。有了纸，手抄书就多了。本朝的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才使书籍的印刷出现了一个辉煌时代。你说，古人的废旧立新的改革跟我们今日推行新法有什么区别吗？”
司马光在那里翻肠倒肚，准备反击，总算有了一个机会：“啊呀，你们搞的新法和造纸、印刷怎么能混为一谈？”
吕惠卿说，“道理是一样的。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不能死抱住祖宗之法不放。只有适应形势，实行新法，兴利除弊，才能通时势，利苍生，这同蔡伦改进造纸法一样，都是利国利民之举。”
司马光气不打一处来，“你们的新法是祸国殃民，我早就说了。你……”
吕惠卿打断了他的话，“你要的书，我会派人给你送去。我只派一个人就可以拿给你。哈哈。”说完，吕惠卿很怕司马光反驳，一溜烟跑掉了。
吕惠卿的书是否送到，这个“据说”没有结尾。司马光独自生了会气，突然就想到，反对新法是时下最迫切的任务，绝对不能耽搁。
他给王安石写了封信，要王安石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信中说，改革委员会的一系列新法必将置天下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是变暴敛为巧夺，这是国进民退，是国家成为敛财机器，剥夺百姓的钱。
信的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了一个评价：你小子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把祖宗成法当成脚底泥，这是迟早要遭报应的。
信，如同投进坟墓，没有一点回音。这是王安石多日来对攻击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老子是死人。
司马光闲的无聊，又写了第二封，投给王安石，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司马光第三次写信，这一次比较狠，让王安石不得不回。
他在信中说，大家从前是兄弟，但现在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了。你搞的狗屁变法，犯了四条严重错误：生事、征利、侵官、拒谏。你是否知道，现在读书人都把你当成五花肉，人人都想咬上一口。信的最后，司马光又把多年的友谊拾起来，做了一回先知：你现在手中有权，那些小人当然是围着你转，并且无时无刻不说你的好。当哪天有不测风云，一旦有一天你失势，必然有小人搞你。
王安石回信。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骂我八辈祖宗，但不能说我的朋友。这封信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名字叫《答司马谏议书》，立论明确，论据清晰，情绪饱满又不温不火，变法之志因受到强劲攻击而愈加坚定。这封信千余年后还被编笔试小学课本。信是这样写的：
窃以为与君实（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至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干入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矣……
王安石表示，现在前面有一条路，我告诉你，走到路的尽头就能春暖花开。而你们却不肯屈尊走一下，只在这里嚎叫，这路走不得。
司马光和他的同志们为什么不能如王安石所说，屈尊走上一走？
很简单，因为他们是保守派。保守派并不是贬义词，正如热狗不是狗一样。仅以北宋为例，王安石就写过本朝百年无事的论文。本朝为什么百年无事，肯定有原因。而这些原因随着时间的积累形成经验，这些经验是成功经验。保守派的任务就是护送这些成功经验到永远。
如果把王安石看成是变法派，变法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保守派是在走了多年的桥上过河。保守派认为，自己一定可以过河。因为桥是祖宗留下来的，祖宗也告诉了他，顺着桥走就能过河。变法派则认为，桥已经腐烂不堪，如果继续走桥，恐怕会人仰马翻，不如开辟一条新路。
司马光早就说过，不是不要求变，的确，桥是有点腐朽，但可以重新修，不能跑到河里去摸着石头过河，万一淹死怎么办。况且，王安石等人太着急，太激进。根本已经失去了度。
宋神宗丝毫没有感觉到王安石失去了度，各种法规相继出台，整个大宋帝国所有机器都开动起来，大有拦路者死的架势。
枢密院的主任吕公弼就是被这架机器碾到了。
吕公弼是吕氏家族成员，跟王安石是特别好的朋友，王安石当年做宋仁宗的秘书时就说，吕公弼不做宰相，天下就不会太平。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吕公弼在枢密院担任一把手。开始的时候，吕公弼对王安石急躁冒进的行为方式就很反感，所以就经常旁敲侧击的劝说王安石应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王安石根本不理他，高歌猛进。但吕公弼像一只苍蝇，只要一有机会，就在王安石耳边嗡嗡。搞的王安石火冒三丈，就刺激吕公弼说：“当初，你们吕家玩命似的要推荐我为执政官，我现在如你们所愿了，你们又倒灶。这真令我莫名其妙。”
吕公弼被这句话憋了很久，一甩袖子，回家了。闭门三天，写出了一道奏折，他认为，变法之事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效果却未见，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变法是否可行，是否应该废除。
吕公弼当时是枢密院一把手，他的奏折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他的奏折上去，即使宋神宗不会把王安石和变法委员会如何，但吕公弼会成为一面反变法派的旗帜。王安石不希望有吕公弼奏疏送到皇帝这样的事发生，而这件事也正就没有发生，原因是，有人把吕公弼的奏折提前偷出来交给了王安石。
这个人叫吕嘉问，是吕公弼的孙子，是改革委员会的一名小科员。吕公弼在奏疏写好后，并没有上呈宋神宗，这个人是个慢性子，性格不温不火。他把奏疏放在家里是想再斟酌考虑一下。吕嘉问一般情况下是不来吕公弼家的，因为两人分属不同派别，一见面，先把亲情放在一边，争论的全是新法问题，而且一旦争论起来，最终都是不欢而散。
但那天，吕嘉问不知什么原因，就来到了爷爷的书房，爷爷不在，到别处去斟酌了。吕嘉问自然地就看到了那份奏疏。此人看完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爷爷还很“狠毒”，居然深藏不露。他立即把这份奏疏带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又飞快地将他带给神宗皇帝。
结果就是，对王安石信任百倍的神宗很恼怒，当即把吕公弼调出朝廷，让他到太原去做市长。据说，吕公弼在被贬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经多方打探，原来是孙子吕嘉问。此老儿似乎最恨小偷，尤其还是亲戚。于是宣布，称吕嘉问为“家贼”，并将其永远开除出吕氏家族。
吕公弼走后，枢密院的主任由谁来当，王安石就认为，不设主任，只设个副主任就得了。宋神宗自然乐意。于是，王安石晋级为正宰相，而枢密院副使的职务则给了司马光。司马光不要。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要配合王安石的变法。所以，他向宋神宗递交了辞呈。
辞呈写的悲戚而豪壮：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司马光是在玩致命一赌，押上所有筹码——自己的名望和才干，促使宋神宗调整治国大略。如果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他就留下。否则走人。留在枢密院，必定配合王安石，他做不到。
宋神宗只好把他叫来，当面问他，为什么不想做这个职务。司马光告诉宋神宗，他现在与王安石犹如冰碳不可放在一个容器里，寒暑不可同时，并提出坚决离开东京的要求。
宋神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司马光的要求，让他到洛阳担任御史台小官。这是个闲散到不能再闲散的职务，司马光就是在这个任上，领着中央政府给的薪水，闭门编他的《资治通鉴》的。
很多人都在王安石变法的相关事宜中，认为司马光是反王的一面旗帜。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实在是太高看他了。
反蛊往事
司马光走时，宋神宗特意请他吃了顿便饭。饭桌上，宋神宗给司马光一个面子，要他举荐一位谏官。实际上，这是例行公事，但司马光却当了真。自吕诲走后，御史台的价值就再也没有体现。司马光认为宋神宗这次是希望御史台再发挥作用，于是，举荐了苏轼。
传说永远都比事实更使人心动，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苏轼在北宋历史上的传说地位要远比他的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和思想地位高出很多
王安石当初与苏轼有过短暂的接触，无可否认，苏轼的文学才华使王安石震惊。据说苏轼思路开阔，运笔如飞，能玩诗歌，能玩音乐，能玩散文，总之，没有他不能玩的东西。与他同时代的才子，无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而苏轼最开始时也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可当王安石的新法推出后，他就开始反戈一击。
他就对宋神宗说：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贵。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只要是正常人，都希望国家富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是第一强国，而不是第一大国。不过，看苏轼上面的讲话，似乎不想让富强。其实，苏轼另有想法。
从大国到强国，这正是表面上王安石的变法目的。但苏轼却认为，中央政府挖空心思夺民财，只能是使国家富，而不能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得民心的。王安石的市易法是典型的官方资本垄断市场，民间原本就有自由贸易，官方垄断资本市场，那就意味着无论是资金还是权力，都很容易把民间自由贸易击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