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是晚清历史上的一出政治闹剧，也是一出悲剧，名士奇人担任主角方使剧情有声有色，并轰动一时。士人的轻漫与权贵的不容侵犯，革命的决心与专制的顽固，洋人的特权与中国的贫弱，以及法律与阴谋的碰撞，都为这出闹剧增添了悲壮的色彩。
《苏报》案之所以是闹剧，其一在于它是各国驻清公使、上海工部局对清朝外务部官员及各封疆大吏的收买利诱予以拒绝、不同意将章炳麟等人解出租界之后，清廷迫不得已用法律形式加害于当事人的结果。尽管剧情是以法律形式出现，但是它的演出场地却是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国政府”同意设立的“最小之新衙门”，而判官是租界会审公廨所命任的英界会审委员孙士鏻，陪审官则是英领事馆翻译迪理斯。其二在于它在会讯时对原告是谁，被拘者有何罪都不清楚；并且原告与被告的律师都是外国人，以致法庭诉讼差不多变成了律师的对辩，有喧宾夺主之嫌。其三在于诉案于法无据。当原告的律师代理“中国政府”起诉《苏报》及章炳麟、邹容等人“故意污蔑今上，诽诋政府，大逆不道”时，章炳麟等始则出语嘲讽，继之辨白指控于法无据：“载恬小丑”四字并未触犯清帝，小丑两字本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且清律未规定直呼清帝名是犯圣讳。
《苏报》案之所以又是悲剧，其一在于它反映出时代的可悲，当政者的可悲，以致社会舆论公开号召人们起来对它革命，甚至连《杀人主义》的文章也见之报中。其二在于《苏报》业主陈范及章炳麟、邹容等是该案的直接牺牲品。在陈范、章炳麟等被指为朝廷钦犯后，由于会讯并未达到对之处以极刑的目的，清吏便设计陷害“犯人”，以致章炳麟入狱后多次遭毒打，邹容更是惨死狱中。
《苏报》案虽然折射出中国社会内外的各个侧面，但它的实质是专制制度对革命舆论的钳制。而该案的主角章炳麟的名士流风和天生率性刚烈，使之成为近世闻案。
中国亡国纪念会上，章炳麟醉倒在酒楼。
黄轸与孙中山失之交臂
1902年4月26日，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自缢身亡的忌日。为借复明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在东京发起“中国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炳麟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并勉励人们以明末清初各地的抗清志士为榜样，为推翻清朝的恶政而斗争。
这时，在日留学生已猛增至二千多人，大家闻讯后，报名赴会者多达数百人。孙中山闻讯即喜，便对章炳麟、秦力山二人表示自己也署名为赞成人。
秦力山告诉他说：“梁启超也署名为赞成人，不过他要求不公布自己的名字，似有两面逢迎之意。”
孙中山听了笑笑说：“署名也罢，暗中赞成也罢，我等可听之任之，他不是叫任公么？”
章炳麟闻此言，亦大笑起来。最后，他们商定在东京上野公园的西式餐馆精养轩举行纪念仪式，尽可能多邀人参加。
然而清廷驻日公使蔡钧得知消息后，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制止中国亡国纪念会的召开。日本政府应其请求，特令东京警视总监禁止会议。
开会的前一天，东京牛区警署即通知章炳麟等十位大会发起人，谓有要事相商，请往警署一谈。章炳麟得通知书后，见警署有意刁难，便想借机扩大影响。他把早就备好的一身明代衣服穿上，长衣大袖，打扮成明朝遗民。与秦力山等人去警署时，他手摇羽扇，摇摇摆摆，一副古里古怪、满不在乎的神态，引得路人竟相观看。
及至警署，警长见他衣著古怪，即向着他问：“你们是清国何省人？”
章炳麟却答：“我等皆中国人，非清国人。”
警长听了有些惊讶，继而问：“士族呐，抑或平民呐？”
“遗民。”章炳麟又出其不意地答道。
警长无奈地摇摇头，说：“诸君近日在此创设支那亡国纪念会，大伤帝国与清国之邦交，我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君等开会，明日精养轩之会着即停止！”
说完，警长叫他们离开了警署。
然而章炳麟等人我行我素。4月26日上午，他们领着数百名中国留日学生如期前来赴会。但精养轩四周警察密布，他们不但被阻入内，且被劝散。
孙中山携十多人特地从横滨赶来，亦被阻在外。见此情况，孙中山便与章炳麟、秦力山等约定，立即动身赶到横滨，到永乐酒楼集合补行纪念仪式。于是人们陆续从精养轩散去，分批登程赴横滨。
下午，六十多名会众来到了永乐酒楼继续举行中国亡国纪念会，孙中山主持仪式，章炳麟宣读纪念辞。
至晚，与会者一齐聚餐。孙中山知章炳麟善饮，即提议众人向他敬酒，章炳麟又是来者不拒。每每碰杯时，他见到云南人则说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见到福建人则说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见到浙江人则说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见到广西人则说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见到湖北人则说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见到东北人则说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到会人每人敬他一杯，使章炳麟一连畅饮七十余杯。这一次也许是过度激奋，章炳麟当场醉倒在酒楼。中国亡国纪念会举行之后，孙中山为扩大影响，特给香港同志寄去大会宣言，登在香港的《中国日报》上，并配发了消息，使反清复明成为士庶之话题。
正当孙中山、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在横滨举行纪念会的时候，东京神乐坂却在举行武术会。会上，一位年青英俊的男子身跨疾驰的枣红色骏马，举枪向百步之外的枪靶射击，一连六枪都穿过了靶心。在一片喝采声中，武术会会长又奖给他一枚银质奖章。这名获奖的英俊男子，是一位新到日本就学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中国学生。他姓黄名轸，字廑午，号杞园，是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村人。
黄轸年少时聪明好学，十七岁那年去县城应考，他一气写出三篇文章。他的姑父及一同村人与他同在一个考场，分别将他的两篇草稿誊清交卷，结果都考中了秀才。作为塾师的父亲得知此事后，心中尤喜。黄轸体力更是过人，十四岁时就能只手举起百斤担石。他还拜师学过乌家拳术，颇有武功。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黄轸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在两湖书院，他很快就因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而深得院长梁鼎芬及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于是毕业前一年被选送到日本留学。至日本半年，黄轸就通晓了日语，并翻译了日本教育家山田帮彦的《学校行政法论》。年底，他与湘籍学生杨笃生等人创办了《游学译报》，译刊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同时他们还介绍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宣传反满革命和民主政治。闲暇时，他们常常聚集在同乡杨度的寓所大谈革命救国。不过，杨度与黄轸虽是好友，也让诸同乡在自己的寓所谈论国事，却与众人不同道，他极不赞同在中国行革命。有一次黄轸向杨度谈起孙中山时，杨度竟信口说：“听人言，孙逸仙不过一海贼罢了，何必论及。”杨度此言，竟使黄轸与孙中山失之交臂。
吴敬恒沉濠。蔡元培为办爱国学社忍受丧子之痛
8月初的一天，孙中山赴东京，在竹枝园饭店密会在日留学的刘成禺、李书城等人。
见面后，刘成禺对他说：“前些日子，有一位新来东京名叫吴敬恒的向我打听你，想得一见。”
孙中山问：“不知他何故要见我？”
刘成禺说：“上次留日学生钮永建拜会先生后，到东京即以赞叹的口气对吴敬恒说你象一个书生，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是他生平未见第二人！吴君原以为先生是一海贼，待听到钮永建这样说后，便慕名想见你一面。”
孙中山又问：“不知吴君是何地人氏？”
刘成禺不大清楚吴敬恒是何处人氏，便转问李书城。李书城说：“听说是江苏武进人，字稚晖，曾任南洋公学校长。他虽是举人，但反对八股文，并有志革新，与康有为有交往。去年应广东总督陶模邀请，筹办广东大学堂，因两湖书院山长、广东人梁鼎芬以重用革命党的罪名，嗾使张之洞弹劾陶模，他即愤然离粤，率学生二十六人于5月底同来东京。”
正谈间，忽然安徽籍留学生程家柽来相告：“东京警视厅应公使蔡钧要求，要将现在东京的前南洋公学校长吴敬恒押送出境。”
孙中山忙问因何事故。程家柽说：“适逢随吴敬恒同来日本的学生中，有九名来自苏、浙、赣三省，想进日本成城学校学军，而清使蔡钧拒绝咨送。吴敬恒便为他们力争，然而蔡钧却招呼东京警视厅警察将吴稚晖等人驱出使馆。吴稚晖气愤不过，复与众学生到使馆抗议，结果被警视厅以妨害治安罪拘禁，并限令今日出境。”
孙中山听罢此况，叹息不已，忙与众人想法相助，然而事机太急，已经来不及了。
吴敬恒本来是负气出走日本，到日本后，不意为学生求学事又无端被警署关押并驱逐出境，愈想愈气，便写好绝命书，打算以死相谏。押送途中，他乘过桥之机，突然跃出警车，扑入城濠自沉。然而河水不深，押送警士即下河将他救起，回警署更衣后再行押他上路，直奔东京车站，转车至神户乘轮船出境回中国。
吴敬恒在神户被押上去中国的轮船后，日警方离去。
这时，一位年纪三十出头、文静而消瘦的青年总陪护在他身侧。他觉得有些奇怪，不意这人却与他搭话：“我叫蔡元培，是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此次在日游历，适逢兄等披难，因佩服兄之气节，故特赶来神户同船护送。”
吴敬恒听了，既高兴，又感动，说：“久仰大名，竟在此时此地与兄幸遇，亦甚谢仁兄爱护。因蔡钧不通人情，勾通日警拘我，一时气愤，故想以死相谏，唤醒同人。现在想来有些可笑，我何不留此七尺之躯，以为反满清尽一己之力呢！”他说着呵呵一笑，转而问道：“听兄的口音，兄是浙江人吧？去岁读得兄与张元济君所办的《外交报》，获益殊多。”
蔡元培答道：“你猜的对，我祖籍浙江山阴。不过《外交报》已经停刊，我等现在上海从事中国教育会的工作。这教育会也是今春才与叶瀚蓝、蒋智由、林獬诸君议定成立的，宗旨在开发青年智识，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极言之，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
吴敬恒听蔡元培这么说，便问教育会的会长是谁，并说自己想入会。
蔡元培即告诉他：“本人就是教育会会长。若兄愿意入会，最为欢迎。”
吴敬恒见素不相识的蔡元培不仅热情陪护自己，更赤诚相待，便对他有相恨见晚之感。抵沪后，他随蔡元培来到中国教育会会所，受到热烈欢迎，并随即加入了教育会的工作。后来吴敬恒得知，蔡元培是进士出身，曾授得翰林院编修；帝师翁同龢曾视之为隽材，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现正在铁路督办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于是对他更加尊重。
这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集体退学事件。事情是由一位教员的座位被人摆上一墨水瓶引起的。该教员以为这是学生讽刺自己喝墨水不多，便向公学总办诬指学生侮辱师长、不守校规，因而校方便开除了三名学生。公学的学生闻讯，都为这三名学生鸣不平，决议申请学校当局收回成命，辞退压制学生的教员。然而学校当局反诬学生有革命嫌疑，这就引起全校二百多学生的公愤，打算集体退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劝导他们也无济于事，后来全校学生上街发表演说，向公众宣布退学理由后全体散去。
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后，即想自办共和学校，便请求中国教育会的帮助。蔡元培等为爱护学生，即辞去南洋公学总教习职务，决定成立爱国学社。他商之于吴敬恒说：“南洋公学学生因不堪教员以奴隶相待，抑制自由，时下退学，正要人相助。我拟开办一学社助之。学社宜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其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兄看如何？”吴敬恒极表赞成。于是，蔡元培在英租界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租屋开办学社，他自任学社总理，以吴敬恒为舍监。
为筹措办学经费，蔡元培赶赴南京借款。至码头搭船时，忽然家人奔来泣告，说他的大儿子不治夭折，蔡元培闻讯伤心不已，但仍毅然登船而去，只是挥泪嘱家人好生料理后事。
然而从南京返回，蔡元培仍是两手空空，借款无着。正着急时，忽告《苏报》业主陈范来访，蔡元培忙迎了出来。陈范是湖南衡山人，寄籍江苏阳湖。他任江西铅山知县时，因报效欠丰，被贪赃的巡抚德馨劾罢。罢职后他来到上海，恰遇《苏报》要出售，陈范便买了下来。
《苏报》本由胡璋1896年所办，并以其日本藉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了册。报馆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棋盘街二十号，其沿街的两扇玻璃大门上，书有“苏报馆”三个红漆大字。说是报馆，其实就只一大间房子，用玻璃窗分隔为前后两个半间，前半间放两张桌子为编辑室，后半间则是排字房。陈范买下《苏报》后，尽管条件极为简陋，但他全然不顾，终日与其子女在一起写作、编辑，挟报主持清议，抨击清廷的腐败。他前来造访，是想聘请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为《苏报》写论说，当听到爱国学社经费困难时，陈范便答应每月拿一百元补助办学。
新年留学生团拜会上，刘成禺公然言扑满
入冬的一天，孙中山正在横滨山下町寓所撰写《建国方略》，忽然刘成禺、马君武二人来访。
孙中山将他们迎入室内后，陈夫人即为他们献上热茶。二人入座后，刘成禺即相告说：“东京留日学生中，有秦毓鎏、王家驹、张继、叶澜、蒋方震等人，准备发起一新团体。打算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求民族独立。”
孙中山微笑着问：“不知此新团体为何名称？”
刘成禺说：“他们原以为意大利在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团体；故求汉族独立，新团体名称可定为少年中国会。后来因怕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清吏注意，不利团体进行，便将新团体名称定作青年会。”
孙中山听了心中甚喜，他见多数留日青年已经觉悟，多在提倡民族革命，便感慨地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士大夫通上级而令下级，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况得之者尚在萧、曹、陈诸人之定策乎！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
马君武这时说：“我等可参加此种团体，以明示先生革命主张么？”
孙中山说：“可不忙参加，然须广泛联络以通气意。时下青年只是一般地谈革命，谈破坏，谈民族主义，而未公开提倡排满，我甚感有憾。诸位要在适宜之时，公然提出排满倡议。”
刘成禺、马君武深表赞同，说可在留日学生集会时趁机提出。孙中山表示同意，但叮嘱他们要相机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