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现象的倾心”，因为只愿“‘看’一切”，其语言自然、平和、少说教气，恰当而节制，完全是一个手工匠人的历练，也符合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传统。从他含蓄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总怀着一颗对良善的同情与肯定，“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他怕带给读者的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他把他所同情的人和事，装进心里融进自己的审美情怀中，再用自己拙朴的语言表现出来，再现与表现兼容。沉潜现代小说研究多年的杨义，这样批评新文学创作的乡土文学传统：“京派小说体式较为醇正，他们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绘之中，形成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诗小说，在鲁迅的《故乡》、《社戏》中萌蘖，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上分出旁枝，至沈从文的《萧萧》、《三三》、《边城》已是草木蒙茏，云兴霞蔚了。”在贯通历史的批评中却有点一锅煮的简便，当然也多少表现出对“京派”文学批评的某种立场。然而这并不影响杨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比较独到的分析：“作为强调诚朴言志的文学分支，它们追求艺术风格上的‘人各有志’、人各有风姿。准确地说，他们是介于流派和作家群之间的文学群体，在组织的松散中显示艺术上的从容。”“从容”也可以说是宽容和自由。但外在的个性追求，却也说明他们有共通的人生立场和审美精神，真正的京派作家体现的是文学的生命和生命的文学，“京派”作家，他们用生命体验自己的存在和对一切人的同情，对爱，对美，对真，都有着自己醇正的要求和批判认识，从而构筑起一个丰富多彩的富有同情、人性和爱的个性化的文学世界。
生活是真实而充满情意的，沈从文用一只谨慎的笔把自己所见及的，所想的写下来，清新的文字背后有着作家的热情和隐痛。他没有像废名一样拘于一格。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诗意地写出湘西的淳朴民风，每一个人物无论其宁静、粗野皆有着自己的美好和善良，这也是京派作家们集体追求的审美精神。他们用美好的眼光审视生活的日常和人物的性情，当然无论是描写封建习俗，还是描写现代文明侵蚀下的乡村，爱与隐痛是并存的。
沈从文以一个艺术家的情感接近生活，永远“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因为这份对美的守望和信仰，使他不愿意过多地揭示批判人性恶的一面，但悲愤是压抑在心底的。这种情怀在《菜园》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用善的幻想，美的追求，与现实存在之间作了一种调和的把握；又因这信仰，对自己，对人类，对世界有一份自然而纯真的想象和描写。这想象和描写中藏着他崇尚自然、淳朴、美好人性的文学理想，也有时代的隐痛。《边城》中在写翠翠爱情悲剧的同时，又隐含着淳朴山民在现代文明影响下内心已经失落的感伤担忧。这与当时的时代是不可分离的，动荡的时代背景孕育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看着新的东西冲击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人们的性情在发生变化，落后封闭的乡村生活仅有的一点美好和活力正在消失，原始的生命激情只是在端午节的龙舟大赛上闪现。他希望着中华民族能够重新激发出民族生命的活力，但是“人性”的希腊小神庙与时代的动乱残暴无法协调。作者关注人类的命运，借被人们忽视的一隅来呼唤人性的美好，写出生活中不为众人所知的陌生粗鄙的一面，使其小说、散文的内容和思想独树一帜。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是贴近生活现实的，因为他的文字贴着他喜欢的人物去写，他也是超越生活的。因为对生活的爱，对焕发民族精神的真诚希望，他以平等泛爱的情感审视生活，一切存在就是美好。汪曾祺说沈从文是孤独的，就因为这份超越，或许他也是不孤独的，因为他的爱与生命同在。
沈从文的文字有太多的说不清。他赞美人的本能，如诗情画意的《雨后》。他热爱边地生活的纯朴，同时又忧伤着，如《萧萧》，如《丈夫》。无法解释沈从文，源于我们无法解释生活，无法阐释命运，但没有谁因为这无法解释而远离沈从文，反而更愿意亲近他，因为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有人类永久需要的美好慰藉，像刘西渭说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沈从文的信仰是美、是爱、是生命、是工作、是所存在的一切。面对对自己熟悉的生活，他用自己简练而诗意的语言淡淡地写，却表现的深重，作品充满内在的真情实感。借自然和生命存在的不同形态，表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审美情趣，构建一种“完美的人生形式”。
三
“京派”是丰富的，“京派”也是有力量的。这种丰富从具有京派背景的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鉴赏力的几位批评家就可以得到证明，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他们的学养和他们的批评见识，锻造出他们理论批评和作家批评的穿透力。京派作家的创作同样说明了这种丰富和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作品的深厚，而这种作品意蕴的深厚，又是他们生命的纯真和艺术的坚守养育的。京派的其他几位小说家，像废名、凌叔华、林徽因、萧乾、80年代的汪曾祺，文学的审美创作也各具特色。
废名（冯文炳1901-1967）描写乡村的日常生活，只局限于自己狭小的世界中。在他的笔下，少女个个都乖巧聪明，孩子个个都天真可爱，老人个个都和蔼可亲，完全是桃园世界中的人物。笔下亦有写当时现实的作品，如《浣衣母》。但他更愿意“纤细地画出”他笔下的乡村，用一种静默和田园牧歌的表现手法渲染自己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其文平实淡泊，像周作人在《<桃园>跋》中所言：“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
废名的小说重在表现乡村的静，于静中写出乡村人物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自己所描绘的乡村平凡的人事中，表现其平淡宁静的文风。如《竹林的故事》、《桃园》等，人物性格单一，都活在一种“单纯的情欲”中。从其简单地写乡村的宁静到佛学的渗透，可见作者试图超脱的心态。从乖巧的三姑娘到天真的阿毛再到静淑的琴子和活泼的细竹，作者都以一种隐逸的心，柔和的眼写着一切，给自己亦给读者一份温和的慰藉，但又透出无尽的忧伤。像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说的：“其作品显示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写景叙事抒情，他随意点染，如中国的山水画，留着许多空白，这是需要想像和品味的艺术留白，总是体现乡村生活闲适的心情，自然的风味和纯朴的情调。后期的《桥》可说是其诗化语言的代表。如“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一阵风——花落知多少。”而且语言的跳跃性大，讲究言外之旨，但到《莫须有先生传》却有些艰涩难懂了。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废名的矜持，沈从文的宽广。
“京派”其实在人性和谐和人生进取的两级上张扬着或冷或热的文学精神。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废名把小说语言的抒情特色和乡土田园的宁静美好运用到极致了。萧乾却在朴实进取的人生采访中，带给“京派”活跃的力量。闺秀派的女作家凌叔华的才情在五四新的思想环境里，在人性的细微处落笔，从女性和孩子们身上写出了新意，写出了可爱的东西，虽然清浅，但有意味，生活的情调和不经意的优雅在她的温和里体现。林徽因大家都认为是有诗人气质和艺术情怀的，在同样显示女性善于捕捉人物内心幽微情怀的同时，《九十九度中》，在冷静的现实情怀的文学观照中却显示了京派小说家的艺术精湛。
与沈从文多种叙述角度相比，秀外慧中的凌叔华很钟情于知识女性的描写，不仅体现京派作家的清雅，作品还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温婉。在时代的冲击下，凌叔华获得新的生活和优美心态，女性的柔情和一种优雅的生活情调氤氲在字里行间。文字雅洁的故事叙述带着一种年轻女子的梦幻浪漫和淡淡哀伤，特别是女性几分憧憬几分幻想情怀的失落和幽怨，文字细腻而又简洁传神。在《绣枕》中有这样一段：
……作完那对靠枕以后，送了给白家，不少亲戚朋友对她的父母进了许多谀词。她的闺中女伴，取笑了许多话，她听到常常自己红着脸微笑。还有，她梦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没有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那种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远不愿再想起它来撩乱心思。今天却不由得一一想起来。
语言简练、富有色彩感，平淡、含蓄。像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说的：“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的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14］凌叔华怀着几分矜持几分超脱，在清新优美的不多的短篇小说里，显示了女性作家清秀、温和的气质。在《小哥儿俩》中，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描写大乖和二乖的天真可爱，充满生活情趣。小孩子意外发现一窝小猫，欢喜不尽的小哥俩把原来报仇的事已忘干净了，孩子的神态语言动作，栩栩如生，如在眼前。生活的气息是那么浓厚。
林泉高致，是爱山的画家凌叔华的追求，宁静娴淑、内心敏感的小说作家凌叔华却是五四女作家的骄傲，是京派才情的最初靓丽。有人用“婉顺女性的小说写真”来批评她的创作，但在传统女性的“婉顺”美好之外，凌叔华又是受到新的思想文化影响而从事艺术的知识女性，就像后来的张爱玲从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压迫去关怀去发掘传统女性的人生悲剧一样，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大胆而细腻的女性心理的描写和含蓄内敛的对男性话语权力的批评挑战，恰恰是五四精神的纯真表现。近代源于西方的启蒙，是人的发现。“人的发现”一方面是从上帝从神从封建专制那儿回到自己，另一方面是人自己的发现——人的另一半女性的发现和人身心成长过程的发现——女人和儿童的发现。人类文明最大的偏见就是对女性权利和自我成长的忽视，即对儿童成长的特殊心理和生理的认识。所以现代文学人性和爱表现最多的最深挚的还是对于女性悲剧的文学观照和儿童视角的文学创作。凌叔华从知识女性的写作中表现了五四人性的觉醒和京派文学的艺术情调。
林徽因被胡适誉为“第一代才女”，世称“旷世才情，风华绝代”。从新月派诗人到京派的魂灵，一方面她用自己的才情，自己的艺术修养凝结核鼓励众多的诗人作家，自己偶尔显露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惊鸿一现，让人凝神瞩目。以建筑美学与梁思成一起成就事业的才女，又以业余的文学创作和沙龙艺术女神的热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占尽五四新文学的一代风华，不仅情采出众、灵秀多才，格调高雅清婉，而且欧风美雨、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究竟怎么一回事》（1936年8月3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我们可以想见当代侃侃而谈的沙龙女主人的风姿，《记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可以见证一代才女卓尔不群、浓富敏锐的诗意情怀和素志愚诚。有人说，林徽因给我们留下了数首诗歌和六个短篇小说，更多的时候述而不作，她却是真正的京派文学的灵魂人物。有人将她比之于唐朝诗人王之涣，法国的短篇小说大师梅里美。她的语言总在捕捉那一闪的灵光，字字透着一种才情和美质。含蓄、平淡的文字中露出她对美的追寻，对淳朴的倾心，对自然的爱。完美的钟绿（《钟绿》），是从体格到灵魂的完美；清丽而充满生机的芝（《窘》），她的美让世界，让男人“窘”，这是一种对尘世的洗涤。林徽因是京派作家中一颗亮眼的明珠。她站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观望生活。《九十九度中》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呈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与事，无组织中的组织，最后把一切收束于报纸的新闻和老卢的翻看，生活转眼变成消息和消遣的文字，现实的艺术观照又被赋予了一种被欣赏、被品读的意义。浑然天成。京派的精致和人性的观照在林徽因笔下显得开阔而细致，精神贵族的平民情怀，比当时有些造作的“左翼”文学家的作品显得真实。这是纯朴的京派人文精神和文学审美精神所滋养的。
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反思，为什么萧乾在多少年之后，对于自己“京派”身份的抱怨和解释。“至于我的创作状况，同习惯上所说的‘京派’不大一样。”接着却又说：“那时的文坛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老想用自己的看法强加于旁人，要大家都得照我这么个写法。我认为各人有各人的写法，不一定要照你的写法。我觉得艺术须独创，因而要有个人的表现自由，个人的风格。”将一种看法强加于人的就当时的文学思潮来说，萧乾明显不满于一些人的做法，而后面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写作的立场，显然是没有什么团体力量和号召力量的“京派”文人的追求。何况在京派兴盛的时期，萧乾活跃于“京派”文艺的圈子，怎能说不是呢？我们可以理解萧乾后来的文学活动更多地贴近了时代，个人积极做事，没有静守于书斋和文学的象牙塔，在大时代的风雨中写作和奔忙，本着自己的性情和时代精神采访人生，因而丰富了自己的写作和经历。其实，每一个作家都在时代的淘洗和民族的忧患里沉静和严肃起来，有谁能想到，新月诗人、京派灵魂的林徽因能写出这样朴实的诗：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赚回小把安静，
夜晚回家，还有远路，
白天，谁有工夫闲看云影？
不都为着真的口渴，
四面窗开着，喝茶，
跷起膝盖的是疲乏，
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
也为了放下扁担肩背，
向命运喘息，倚着墙，
每晚靠这一碗茶的生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长……
所以吴福辉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批评认为“京派的文学开放性，以及对平凡生活样式的重视，在林徽因这种名门闺秀型的文人身上都体现的分外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