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世界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战争发展历程，显示出了军事领域中新旧两个时代的典型矛盾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边通常是由贵族组成的精英分子以及骑兵和皇室卫队为典型的、武士们所代表的传统军队，强调的是骑射娴熟等战场上突出的个人能力，讲求的是严谨的作战规范和道德操守；另一边，就是相对于个人主义的大众——步兵。
我们将会了解到，步兵所体现的并不总是脱离更高层次的作战传统，或脱离他们自己就是一群精英的说法。不过，步兵的能力超过单个的战士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火药武器产生之后。如同欧洲的传统那样，步兵火力成为战场上决定性的——即使不是压倒性的，但其力量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有利因素——步兵士兵
东方军队征召步兵，可不是一件拼凑完足够人数，然后将其驱赶到战场上那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这其中包含了明智的统治者应当明了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涵义。首先，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中，存在着季节性的劳动。因此，要把人们从土地上带走不仅非常困难，而且通常也是不可取的。在播种和收获季节，逃兵数量会急剧上升。尽管可能被处死，但他们逃跑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回去打理田地而已。让人们脱离田地——他们生活的根本，也会点燃他们的怒火，还有可能引发叛乱和变节。
在中国，由于所涉及的地域广大、时间跨度较长以及诸多势力的相互竞争等原因，征召步兵的情况复杂多样。在13世纪蒙古人统治时，由于蒙古游牧统治者不得不适应中国以农业和静态为特征的社会现状，征兵对中国统治者而言，显得尤为困难。不仅如此，由于马匹缺乏合适的牧场，蒙古骑士们自己也经常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游牧习俗，转而成为农夫。
步兵的兵源来自两类民众。第一部分是军户，他们世世代代当兵，还培养了一些通晓兵家技艺的人。第二部分则来自普通百姓，这是一个军事统帅可以在情况紧急时从中征募兵员的人力资源库。在军事上有需要的时候，政治领导人或是指挥官基本上就直接从一个地域（通常都是他拥有行政管辖权力的地域）去征募所需的士兵，然后拼凑成一支军事力量。
这种体系的随意性使得由征募新兵而形成的军队中存在着滥用权力的情况，经常会导致纪律涣散。征募所具有的临时性特征的军队，既不利于培养忠诚，也不利于形成士气。在明朝初期的14世纪，当蒙古统治被推翻之时，情况随之改变——虽然这只是暂时性的。在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统治下，征募新兵及其管理体制都被注入了急需的专业精神。
明太祖朱元璋所要打破的，就是那种领导者个人可以组建对自己比对国家更加忠诚可靠的私人军队的现象。朱元璋为此在全中国建立了被称为“所”和“卫”（区别在于后者下属两个管辖区，而前者只有一个）的军区，每个军区必须输送一定数量的士兵。士兵的登记和征募工作是由政府官员而不是地方豪强势力集中组织，所有指挥官的任命则根据战功而非所在职位。
这种体制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指挥官们只在某一场战役期间统领人马，他的属下绝不会认为他会永远指挥他们。朱元璋时期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确定绝大多数士兵都是从自由农民中征募而来。按照这种体系，征募来的士兵有80％将从事的是粮食作物耕种，分配给他们足够的土地用来生产供给自己和战友的粮食。
尽管“卫所”体系并没能在明朝贯彻始终——为人熟悉的腐败还是蔓延开来。但它证明了，大规模征募步兵可以在不影响社会秩序或政治权力的情况下进行。中国大地上战争发生的频繁次数意味着，一般情况下，要征募到有经验的步兵并非难事，而找到有能力的军官来领导他们则要困难得多。然而，对于征召兵员的依赖也很大。比如，在1466年大藤峡战役中，韩雍统帅的明军总数达19万人，其中只有3万人是常规军。渐渐地，实际可以使用的步兵人数急剧下降，这通常是因为军官们把已经死亡或逃跑了的士兵名字仍保留在名册上，以领取军饷，中饱私囊。军队的纪律逐渐涣散，而步兵更多地被看成是武装的平民。
结果是，在16世纪，随着低阶层雇佣兵和外国军队的大量运用，军人的社会地位大大下降。当中国人使用外邦人尤其是蒙古人利用依附的部族来对抗这些外邦人时，问题就随之就出现了。如果某场战役并未朝着有利于指挥官的方向顺利发展的话，士兵们极易于叛乱。
激励和腐败
中国士兵在服役时通常会得到一些物质上的激励，比如分享战利品。奖励是以一场胜仗之后斩获敌军头颅数量为依据，这种方式看起来透明，但也隐藏着某些令人恐怖的事实，比如有的会把战俘和平民的头颅砍下而与战死军人混在一起来计算的情况。而且，不论这些经济刺激多么有力，只要存在战败的可能，就会迅速瓦解士兵对指挥官的忠诚。
中国征募体制的这些缺陷一直延续到19世纪乃至之后。在1644年至20世纪初期的清朝，满族统治者增加了步兵征募人数，在17世纪40年代达到了每三个男丁中就有一人被征募的高比例。鉴于新征兵员的训练和军事技能水平的普遍下降，增加军队服役人数也许是必要的补救措施。另一方面，到了清朝末期，由于可征召人口众多，中国军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1650～1800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5亿到3亿），由此带来的步兵人数增长也推动了中国版图扩大及巩固。这次扩张起始于17世纪90年代的蒙古人，在其后的100年时间里，有效地实现了对西藏、不丹和喀什噶尔的统治。但帝国在向东南亚扩张时则没有那么成功。相对于中国西部的开放平原而言，这一地区地势复杂，丛林密布，一支庞大军队开展行动要困难得多，而向南进军的军队也在当地的游击战中屡屡受挫。
即使不考虑所涉及的具体时期，后勤补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军队在行动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人所熟知的一项粮食保障体系就是“屯田制”（军事戍垦），这项制度可以追溯到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期。依照这项制度，更为广袤的荒凉地区被用于种植军队所需的谷物。之后数个世纪里，这项制度在实施和管理中一再改进，但仍严重依赖于施加在平民百姓身上的税收。在11世纪时，全部税收中有75％都被用于军事开支。
在整个明朝（1368～1644年）时期，由税收支持的军事开支在不断增加，而屯田的产出则在下降。这一趋势在清朝（1644～1911年）仍在延续，但是，政府投入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普通士兵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实际上，军官阶层中的腐败意味着钱财在到达底层士兵手中之前已经被榨取干净，结果在军队就是出现了逃跑、士气低下和饥饿。
只是到了清朝末期，当西方列强开始向中国炫耀武力时，军事当局才对他们军事体系的衰落有些觉醒。但是直到20世纪，无能和腐败却一直在侵蚀着中国的军队。有一个关于后勤是如何影响战役结果的例子，发生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这就是土木堡战役。
土木堡战役（1449年）
中国士兵及其指挥官的特点，使其在面对更加职业化的军队时更易遭到惨败。1449年，在中国土木堡所发生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同时也证明，忽视后勤的重要性会让最强大的步兵部队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土木堡战役发生在蒙古人和中国明朝的边境。1449年7月，在干练的瓦剌首领也先（卒于1454年）的率领下，一支两万人的蒙古人部队（主要是骑兵）侵入明朝。入侵路线有3条，目标分别是辽东、宣武和大同。明朝地方军队的初期抵抗被无情击溃，恐慌气氛很快在明英宗朱祁镇（1436～1449年）的朝廷中弥漫开来。为了进行回击，在权倾朝野的官员王振（王振是皇帝宠信的太监。——译注）的怂恿下，皇帝下令组建起一支明朝时期最庞大的军队。军队总人数膨胀到了50万人，主要由那些为专门对付日益吃紧的形势而征募的庞大步兵。这样一支庞大军队自然催生了强烈的自信，于是，大军开拔前去迎击蒙古人。
论到战场上的战术，蒙古人绝非等闲之辈，而且他们也了解正进军而来的明军规模之庞大。蒙古人还清楚，50万人强行军将面临着怎样的后勤问题。瓦剌首领也先把部队后撤到了大草原，让明朝部队的行军里程更远，使其供应问题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也先的袭扰，再加上明朝自身计划不足，让明军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次远征由朱祁镇亲自指挥，而王振则是最高官员。
由于明朝军队中普遍存在裙带关系，才使军功并未成为评定军阶的唯一标准；参谋幕僚中很大一部分是文官，他们没有战场经验却要把自己的想法搅和进来。更糟糕的是，补给是按照一个月来回路程（近500公里）来发放的。明朝的计划是从北京向西进军至大同，然后以大同为基地对蒙古人发动进攻。
一旦打败蒙古人，这支明朝军队将会通过位于南面的另一条路线回到北京，这样就可以避免再走原先已经提供过补给的地区。此外，从地理上来看，南面的路线上有如紫荆关这样的地利条件，军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后勤上的缺陷
明军于1449年8月4日开始进军，但立刻就陷入了麻烦。连绵暴雨让大地变得泥泞不堪，步兵踯躅前行，进军速度减慢，进而延长了供给，使形势变得危急。指挥官尤其是军官和随行的文臣之间的关系变得令人忧虑。在7天的行军路程中，明军经过了战争初期蒙古人取得胜利的阳和战场，在那里，他们目睹了明军尸横遍野的惨景。
在开拔两周后，这支队伍抵达了大同。士兵们在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不满情绪开始逐渐升温，而且食品和饮用水开始短缺。面对这些情况，王振断定，已经不能从大同继续实施进攻。因此他宣称，这次没有任何战斗的进军是一次胜利，并让部队班师回朝。在看到步兵们的精神状况后，王振决定要从北面那条没有任何掩护的路线而非南面的路线返回。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自己的田产位于南面那条路线，而他急于要避免军纪已经涣散的部队从那里经过会踩坏自己的庄稼，保护自己的农田免受其害。
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明军撤退时，蒙古人掉过头来攻击他们的后方，消灭了数支主力后卫部队。8月31日，明朝士兵在土木堡扎营，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扎营地的选择就是一个糟糕的开始。步兵们此时处在一个暴露的位置，而仅12．8公里之外的怀来城处于长城城墙内侧，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更糟糕的是，缺水让人和马都到了极度绝望的程度，已经不再可能进行有效和可控的指挥了。当明军士兵在混乱中扎营时，蒙古人稳步地展开了包围。
9月1日，蒙古军队开始进攻。尽管明朝军队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是步兵和骑兵却无法组织起来发动有效的反击。对紧密防御而言至关重要的步兵已经崩溃，或者是他们在第一时间里没有列阵迎战，从而给敌人留下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空隙。有25万中国部队要么阵亡，要么受伤或被俘。最终结果是王振被杀，而皇帝本人在两天之后也被蒙古人俘虏。这就是机动部队战胜庞大步兵的一个典型案例。
日本的步兵
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步兵也是日本军事力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们共同的称呼叫做“足轻”，意思大概是指不属于武士阶层的任何一个徒步的士兵。历史学家斯蒂芬·特恩布尔认为，“足轻”的原型甚至可上溯到7世纪。
有一位日本天皇最早尝试对军事力量的拥有权、使用权进行控制和体系化，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可以找到“足轻”的最初原型。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设想组建一支以征募步兵为主的国家军队，但由于被征募者经常逃避这样的义务，这一计划最终被放弃了。
在中世纪，随着时间推移，取代一支由征募兵员组成的军队的，主要是由骑马的武士组成的军队——而他们也是在步兵的支持下作战的。那些地位低下的士兵一般都在贵族的土地上劳作。而正是在13世纪后半叶，由于大规模运用弓箭手，才慢慢地让“足轻”重新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在这一时期，从战术上讲，数以百计弓箭手的齐射——即使并不精确，但仍然要比骑马武士单个而准确的射箭更具有价值。
日本人在1274～1281年对抗蒙古人入侵时汲取了很多经验教训，更不要说其中蒙古人大规模的步兵与骑兵以及投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了。实际上，如果蒙古舰队不是在1281年8月被“神风”所摧毁，那么日本也许早就在外国步兵的重压下湮没了。
战争取决于人员数量而非质量，特别是在于原始火枪出现以后，这一点就意味着日本的“大名”军阀们不得不寻找有效的办法来扩充其步兵的数量。由于大名阶层本身拥有土地，因而拥有显而易见的兵源，即在其土地上劳作的雇工们。而另一个兵源则是大批没有土地而又在寻找有偿工作的农民。这里，有一点相当重要而且在东方世界步兵中具有普遍性——参军当兵对于很多人来说，要比在贫瘠的土地上绝望地生活更好。但从军队的角度来看，要当一个职业士兵，仅仅为了躲避贫困可不是很可靠和合理的动机。
15～16世纪是日本军事体系的转型时期。此时，规模巨大、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的重要性急剧上升。1467～1477年发生的应仁之乱，一开始仅是政府官员细川胜元（1430～1473年）和大名山名宗（1404～1473年）之间发生的争斗，但很快就扩散开来，成为幕府将军和无数其他大名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即使在1473年他们两人死后仍在继续。
在13和14世纪的战争中，通常情况下，军队要行进到一定距离后才和对手（比如说蒙古人和朝鲜人）进行战斗，因而力量的天平总是向机动较强的骑兵部队一方倾斜。相比之下，应仁战争则是一场地方性的战争，步兵在军事力量组成中成为更加重要和可依赖的部分。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其后那个被称为日本的“战国时代”。内战持续了长达两个世纪，最后以17世纪德川幕府的建立而告终。虽然步兵受武士的指挥，但他们已经崛起并成为战场的主宰者。
战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