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对成功的标榜，是统治者的代言——“胜者英雄，败者寇”。历史大多是由改朝换代的胜利者组织编写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尤其是突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对被推翻王朝的历史加以歪曲和删改，以至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纷纭繁复的历史，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争论不休的话题。有的事情在当时看是一件十分错误和愚蠢的事，可能过不了多久，它却被人夸为意识超前，具有发展眼光的壮举。而有的人虽博得一世英名，但来得快去得快，伴随他的没落消失，转眼间他又从云端跌至深渊谷底，成为反面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一世英名的背后，到底是对还是错，是正还是邪？
曹操——奸雄还是枭雄
翻开《三国演义》，罗贯中把曹操描写成了一代奸雄。而另一位三国人物——刘备，在他的笔下则为一世之枭雄。千百年来，这似乎已经为曹操定了性。而以后在戏剧舞台上，曹操更是以白脸的面貌出现，白脸代表奸诈，更是使曹操这一奸雄的形象根深蒂固。但现实是怎样的呢？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和评价曹操呢？
关于曹操，在《后汉书》、《三国志》中有他的传记。拨开历史的迷雾，曹操原本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曹操自幼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又加之“少机警，有权数”。因此，梁国人桥玄评价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曹操20岁被推荐为孝廉，做了郎官。后又被任命为洛阳县北部尉，升顿丘县令，被征入朝授职议郎。可以说，曹操青少年时代是春风得意，直步青云的，从地方官很顺利地便进入了朝廷，使他有机遇能获取更大的国家权力。
曹操生逢乱世，又给他提供了创造一番事业的机会。东汉末年封建王朝的统治，本来已是危难之秋，黄巾起义更使得刘家王朝摇摇欲坠。因此，只得调遣各地诸侯镇压农民运动，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讨伐颍川的农民起义军。后又升为济南相。从此，各路诸侯霸占一方，自立为王。董卓入京，废少帝，立献帝，京城洛阳大乱。曹操、袁绍联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董卓虽被除掉，北方的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已形成具有一定势力并霸占一方的诸侯。曹操此间变卖家产，招摹义兵，逐渐扩充了自己的势力。后又在围剿黄巾军的过程中得降兵30余万，收编其精锐，号称“青州军”。加之，又有亲族弟兄曹仁、曹洪、夏侯渊、夏侯惇等大力扶持，荀彧、程昱、贾诩诸人的出谋划策，消灭了残余的黄巾军，又打败了吕布、陶谦、张邈、张绣等割据势力，逐渐拥有了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成为三国时期称霸于北方的重要政治集团。曹操在群雄割据的武装斗争中能取得胜利，是建立在开明的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曹操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他认识到封建皇帝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荀彧、程昱的鼓动下，曹操派曹洪率军向西迎接献帝。进驻洛阳后他又亲自朝见献帝，被升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并录尚书事，总领朝政。曹操随之迁都许昌。自此他便有了发号施令的口实，在众诸侯中有了震慑威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曹操在群雄割据中能占上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有另一个好的品质，这就是他理解、关心人民的疾苦。连年的战乱，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百姓大俄，布粮食亦尽”，甚至供战争之需的军粮都无处筹集。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贷给农民耕牛和田地，用官牛的收成按官六客四分成，用私牛的对半分成。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之需，同时也使一些无牛和田地的农民生计得到解决。屯田的租税直接交官，也避免了地主的盘剥，军粮也不会都是农民负担。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是有利于作战，也减少了军队随意掠夺百性，无论怎么说都是对百姓有益的。同时，曹操对黎民百姓的苦处还能予以照顾。打败袁绍后他曾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因战乱免去了百姓一年的租税，曹操还具体规定：“自项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对于战争中阵亡官兵的家属，没有基业无法生存的，官府供给他们粮食，长吏要经常去看望他们。而对待百姓，曹操也下令，“女的年七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年纪在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以及眼睛看不见，失去劳动力，又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由国家供养他们终身”。“命令各郡县都要提倡和重视文献典籍的研究和学校建设。满五百户的县要设置学官，挑选本地优秀子弟给予教育。”我们暂且不管当时的条件如何，施行得怎么样，曹操的这些关于发展生产，照顾人民生活疾苦和发展教育的政策，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是十分开明和进步的，也肯定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的。
曹操还是一位军事家，他很善于用兵。三国是个战乱的年代，几乎到处都有战争，天天都在打仗。许多诸侯都是在战争中使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的。曹操能在众多诸候中脱颖而出与他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很善于指挥打仗。谋士郭嘉在分析“十胜之议”时评价他能“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穰县包围了张绣，五月刘表派兵救援，截断曹军后路。
曹操想退兵，张绣军队追来，曹军很难前进，就摆开连营阵势逐渐推进。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说：“敌军来追赶我，虽然我每天只行进数里，但我估计，走到安众县，必能打败张绣。”到了安众县张绣和刘表的军队合在一处据守险要，曹军前后受敌。曹操连夜在险要地方开凿地下通道，全部运走辎重，埋伏奇兵。天亮后敌军以为曹兵已撤退，就全军追赶，曹军出动埋伏的步兵、骑兵，把张绣打得大败。可见曹操用兵如神的本事。
至于有名的官渡之战，曹操是在处于劣势的形势下而取得胜利的。袁绍占据了北方的冀、并、青、幽四州，有军队几十万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向曹操发动了进攻。
曹操的力量远不如袁绍，仅占据大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不仅地盘狭小，而且多为破烂不堪的战场，生产没有恢复，物资供不应求。兵力仅万人，有的史书上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但曹操亲自率兵北上白马迎敌。他先进兵延津，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样子，吸引袁绍分兵向西，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当曹操率军突击到来，袁绍已措手不及，斩大将颜良，袁军大败，遂解白马之围。当曹操挥师西撤，袁绍又引兵赶来，曹操见追兵渐近，命令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上。衰军争抢辎重，阵势混乱，曹操率骑兵突然袭来，大败追兵，斩另一大将文丑。
曹操初战获胜，主动后撤，继续据守官渡。八月，袁绍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操大肆进攻，曹军还击，两军相持不下，曹军供给困难。十月，袁绍为大战从河北运来万余车粮草，派大将淳于琼带万余人护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十余里的乌巢。曹操得来投的谋士许攸消息，亲率精锐骑兵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四面放火，淳于琼据守。袁绍边派兵增援边去袭击曹营，结果曹营未破，乌巢袁军大败，袁绍只得逃回黄河以北，曹操大获全胜。曹操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正确分析形势，听取谋士意见，并亲临前线指挥，赢得了最终胜利。官渡之战的胜利，决定了统一北方的大势已是非曹操莫属。
曹操非凡的军事才能是有史可查的。实际上，我们如果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曹操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应该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非凡才能的军事家。
曹操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为“三曹”。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之局面；另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曹操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著名，内容多为描写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其中有不少感时之作，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这类五言诗，其有“诗史”的性质，尤以《短歌行》、《苦寒行》、《蒿里行》、《观沦海》、《龟虽寿》最为著名。像《短歌行》，写出了作为建安时代的政治人物曹操的复杂心情和深沉感概。全诗笔调低回沉郁，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色。同时，全诗声音铿锵，换韵自由，袭用《诗经》原句，不着痕迹”。另一首《观沧海》，通过作者亲临东海观潮的感受，表现了其暮年的壮阔胸怀。诗中描写了山海间万物的繁茂和萧瑟秋风中呈现出的大海洪波，那天水相连，波澜壮阔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含日月，孕育星辰的伟大气势；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伟大场面，真是壮观极了。日月星辰都在他的怀抱之中，如此恢宏、壮丽的意境实在是令人赞叹。《龟虽寿》直接抒发了诗人的胸怀，节奏急促，顿挫分明。词中从正反两方面咏叹了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誓言。
至于曹操的好杀人，历史上确有多处记载。当然，多是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诛灭异己而已。其实，这在政治斗争中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曹操杀董承、杀董贵妃、杀伏皇后等，如果这些人在斗争中获胜不也是要杀曹操一伙吗？但史书上也有多处记载他性忌杀人，像杀华佗、杀孔融、杀杨修、杀娄圭、杀崔琰、杀边让等，有的是因为斗气，有的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有的是嫉贤妒能。
问题是作家为了表现曹操的奸诈、凶狠性格，竟不惜编造某些曹操杀人情节，为塑造人物服务。有的是既无任何理由，又无历史根据。比如，在《三国演义》中众所周知的杀其父结义兄弟吕伯奢一家；杀主粮官王垕的故事。前者仅是出于疑心而将其家人杀了十数口，而离去时路遇沽酒而归的吕伯奢，明知错却仍杀之。连同行的陈宫都不能容忍地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以至于陈宫最后离曹操而去。杀王垕只是军中粮食不足，借头欺骗众军士，以稳定军心。但这两个故事在史书上均无记载，其情节都是作家编造的。《三国演义》在谈到“操军乏粮之事”时说：“则传有之，灭杀王垕以借头之举，则不载。”有曹军缺粮之事，而无借头之举。关于曹操过中牟，为县令所获及杀故人吕伯奢之事，《三国志》中的记载仅是：“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或有识之，为请得解。”《魏书》则与此大同小异。可见，这些故事都是作家为了表现人物，刻画曹操的性格而加工创造的。
在作家的笔下，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受到当时社会上正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尊刘贬曹”的观念已是一个明显特征。要尊正统思想的代表刘备，就必然要贬斥曹操、孙权。因此，《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做了某些加工改造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小说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尊刘贬曹”的思想呢？这一思想主要是来自封建帝王的宣传和提倡。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时代的统治思想。由于封建帝王为巩固目己的统治地位，多是把自家说成是正宗，是天子，而把反对他们的、起来革命造反的人民群众说成是叛逆。这一思想便是正统观念。刘备由于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代表着执政的封建统治者，当然就是应该歌颂的对象。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三国戏中正统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观念在统治者的亲自监督下，表现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
基于作家“尊刘贬曹”的思想，《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描写，他已变成了一个奸诈、狡猾、阴险的恶势力的代表。对于历史上曹操身上的某些优秀之处，像曹操在北方实行的屯田制，规定民间的赋税政策，大多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相反，却运笔细腻地描述征张绣时，他下今不许马踏青苗，反而自己的马惊踏坏了大片麦田。曹操假意欲拔剑自刎，被众将救住，割发以代。这个故事不仅不是赞美曹操，而是描写了他虚情假意的狡猾。
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人们把小说中的曹操当成了历史上的曹操，一提起曹操就认为他是个奸诈、狡猾、阴险的人物。这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对曹操做评价应该先将历史上的曹操与文学作品中和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区分开来。这里，我们无心去“翻案”，其实也无所谓“翻案”，因为向来人们的观点就不一样，无需统一，也不可能统一。我们所想做的，只是要还历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本来面目而已。
史官杰作——玄武门之变
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王夫之
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声名远播，权势大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一举击败窦建德，逼降了王世充，从而扬名天下，威震四海。太子建成见李世民勋业日盛，感到对自己继承帝位的威胁越来越大。但因他是太子，又得到四弟元吉的支持，在争夺皇位中处于优势，便不把李世民放在眼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借突厥进兵之机，共谋调出秦王府兵将，以削弱李世民的兵力。李世民得知后，与亲信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密谋，于六月四日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李建成、李元吉上朝时行至玄武门，发现异常，急忙转身返回。李世民从后面大呼追赶，李元吉仓皇之中转身张弓，连发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李世民还射，太子李建成中箭身亡。元吉也被李世民部将射死。唐高祖李渊听闻此事大惊，与裴寂等臣商议，萧璃、陈叔达答道：“建成、元吉本未参与起义，因己无功于天下，而嫉妒秦王功高，狼狈为奸。现在秦王讨伐并诛杀他们，陛下可将国事委于秦王。”李渊只得点头称善，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后又被迫让位给李世民，自称太上皇。就这样，李世民通过“玄武门兵变”而登上帝位。
关于这场政变的有关记载，相信大多数略涉史者都耳熟能详。但众所周知，中国的正史历来是经过再创造的，下面即对一些可供推敲的地方展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