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指挥所分设在八团的西侧和七团的南侧。从10月25日起义开始，到11月3日对柠条梁实施总攻，前后共准备了一个星期。我曾亲自带人到城墙根去摸地形，城上的敌人发觉了我们的动静，有时一梭子机枪弹扫过来，有时扔下手榴弹，我们就隐蔽好，等它爆炸了再往前察看。摸清了地形情况，我思考着拿下柠条梁的各种因素：过去我们的装备比现在差，攻坚战难以奏效；就是现在比过去装备好多了，敌人也还是居高临下，很难接近。另一方面，新十一旅已经起义的人员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跟我们党和人民一条心的，但是也有少数军官对国民党的整编抱有幻想，想升官发财，同时对人民军队严格的纪律生活不习惯；对我们不发薪金，还要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也很不理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起义部队。柠条梁不攻克，反动的二团不消灭，地方恶霸地主的基础也不会动摇。这样一来，不仅一团和旅部不能巩固，还会引起其他变化。这是促使我下决心非打柠条梁不可的主要原因。
我翻来覆去地想着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作战方案便在头脑里逐渐形成：围着柠条梁城四周五十米远挖一道堑壕，把地下挖出来的土，都朝城墙那面堆起来，给敌人造成视觉屏障；另外从斜方向再挖许多条交通壕与这条主堑壕相连，这样，我们的人力组织、人员运动和转移，就不受开阔地形的限制了。指战员们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在前面放个哨兵，后面的人就摆开干，每人分一段，两三个晚上，这个野外筑城工事就完工了。
1942年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展开了一个练兵运动，我们警三旅涌现出许多特等射手，有的战士能把手榴弹扔到五六十米甚至七十米远。我把他们组织起来，站在堑壕里，只要城上的敌人一露头，就开枪射击，百发百中；有的从堑壕里就能把手榴弹投进城里去，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为了在总攻前更多地给敌人施加精神压力，从部署在旅指挥所前面（主要对准柠条梁的西南角）的迫击炮阵地抽调了两门炮，在柠条梁西门外的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掏了个洞，把炮架在这里。迫击炮手在大练兵中学会了红军时期赵章成创造的迫击炮直射法，几发炮弹就把西门楼轰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没想到我们使用的这几招，在总攻前果真收到了镇住敌人的效果。战后我从一个叫米杰山的俘虏那里得知，当敌人看见我们把战壕挖成后，离城这么近，他们站在城墙上都傻了眼，精神防线被我们击溃了一半。米杰山还对我说，因为过去他们了解警三旅没有战防炮，当西门楼被轰开一个大洞后，敌人便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我们没有平射炮的消息不确切，他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了。
总之，经过一周的战前准备，万事俱备，只待下达总攻命令了。不过，这期间也曾发生两件事，完全可能动摇我们的进攻决心。其一，新十一旅一团起义后，曹又参日夜兼程从榆林赶回来。曹又参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驻地，因不了解起义的全部情况，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把部队撤回定边，柠条梁的问题不用武力，让他去和平解决。当时，我没有时间去跟他讲道理了，我考虑的那些因素，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把他的来信压下，没有回他的信。其二，没料到总攻的前夜，中央军委从延安给我们拍来一份电报，大意是：红军1936年时打过柠条梁，该地易守不易攻，估计我们打不开，不如巩固安边以待时机。这是中央军委的意见，我们怎么办？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打柠条梁，安边是很难巩固的。我分析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也不是完全不让我们攻打，只是担心我们打不下来。我军的作战传统，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一定的可行条件下，一个指挥员应该有决断专行的胆识和决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把握究竟有多大？
这个电报正好在下达总攻命令前收到，已是深夜了。我把张文舟请来，马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再次检查了战前的准备工作：野外筑城，改变了不利我军的地形；在火力配备上，虽然没有攻城的直射火力，但这两天用八二迫击炮组织对城内敌人的密集射击，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进攻时，集中几十门掷弹筒，再组织好特等射手和机枪火力，完全可以把敌人压住；大练兵中，战士们都掌握了一套白刃格斗的硬功夫，这一切都坚定了我们的决心。经过讨论，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不变。
下半夜了，我跟八团团长郭宝珊通了电话，我说：“你们的把握有多大？伤亡可能大一点，要忍得住……”电话里传来郭宝珊坚定的声音：“请旅长放心，没问题！”“那好，拂晓前准备好！”
4点差5分，我又一次跟郭宝珊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问：“上不去怎么办？我把中央军委的电报都压下了。”郭宝珊一字一字咬着说：“打不进去，我拿头来见你！”
四、发起总攻
1945年11月3日4点整，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从柠条梁南边城墙处传来。这时，影影绰绰只见这里那里闪动着火光，从望远镜里看不清整个战斗进展的情况，只听见响彻天空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只看见强劲的西北风扬起的尘沙搅和着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一片混沌。
我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手表，15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攻打西门的七团副团长冯友才首先带人打进去了。但是，那里不是主攻方向，我只放了两个连，没有后劲，突破口很难巩固住。电话向我报告，西门的敌人正在组织反扑，冯友才从敌人手里夺过大刀同战士们一起砍杀敌人。我说：“一定要他们顶住！南城的情况怎么样？”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因为是外部爆破，所以爆破效果不理想，云梯已搭上城墙，我们的掷弹筒和机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我心里沉了一下，炸不塌城墙也是意料中的事，只要把敌人震慑住，能搭上云梯就行。不过，这样就会增加登城部队的伤亡……正当我寻思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进攻南城的第一梯队已经登城！”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了一句：“命令第二梯队赶快跟上！”随即拿起望远镜向八团发起进攻的战壕走去。
这时，天已经放亮了。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看见城头上厮杀的情况，我们的战士用刺刀，敌人则用大刀。这场白刃战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持续时间也长。八团的第一梯队杀进去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也跟着杀进去了。登城后主要靠的是白刃战。战后，八团的同志向我反映，有个战士在肉搏中，头上被敌人砍了11刀，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我们部队在大生产中自制的毡帽，挨了这么多刀，却只伤及皮肉，未触及骨头，所以他能坚持拼倒好几个敌人，最后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柠条梁就是靠这样的英雄战士打进去的。
八团进城后，战斗按照预定方案向东发展。我和张文舟在城外沿着墙根往东走，太阳出来后，我们在东门被八团拿下的同时进了城。通过望远镜，我发现西北角和北城的敌人还在抵抗，我们一直朝敌人的团部走去。
这时，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子弹在空中呼啸，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在四周轰响。我们尚未到达敌人团部，在攻进城内的七团、八团的一部分，攻打北城的九团和起义军的一部分夹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被粉碎了。
我们加快了步伐。忽然，城上传来旅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的呼声：“史钫城在顽抗中被打死了！史钫城被打死了！”听完九团的营教导员李国秀关于北城战斗经过的汇报，我和张文舟相视一笑，就在占领后的敌人团部里给中央军委拟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在全体指战员做好充分准备后，经过激战，现已攻克柠条梁，特此报告。同时，我写了一封回信给曹又参旅长送去。听说他看到信时，说了一句：“他真的打进去了！”原来曹又参不相信我们能攻下柠条梁，才想到要“和平”解决的。
五、回到延安
新十一旅总计官兵3500人。起义的有第一团官兵1500人，旅部直属通信、骑兵、侦察、勤杂人员500余人，占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二。柠条梁战斗，除击毙史钫城及以下官兵100余人外，还俘虏米杰山、慕寿山等官兵800余人；该团周效武营官兵400余人从堆子梁逃向榆林。
打下柠条梁后，曹又参还在白泥井，我回到安边便派人去请他，第二天曹又参回信说马上就来。我们随即派部队出西关列队欢迎，大家高呼口号，庆祝起义成功。起义部队旋即奉命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起义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参谋长，干部名单也都准备好了。改编后部队仍驻安边、柠条梁一带。
曹又参同志是陕北人，过去到北平上过大学，一直倾向革命。他当团长、代理旅长时，十分信任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等地下党员，重视他们的意见。每到斗争的紧急关头，都要找他们商量后才定决策。1944年，他曾通过苏杰儒与西北局联系和请示工作，西北局通过苏杰儒给了曹又参批示，还拨给他的部队30万元法币作为军饷补助金。他和王子庄对新十一旅的起义都有过重大贡献。1948年8月，曹又参光荣入党，成为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
新十一旅起义后，我曾陪同曹又参到延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一路上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不停地抽着烟，很少说话。他是在回顾自己和新十一旅走过的曲折道路，还是展望着未来的前途，当时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在枣园小礼堂见到他，听我介绍这就是曹又参时，毛主席笑着握住他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特别是当他会见过续范亭（过去当过邓宝珊的参谋长），听续范亭说：“好嘛，革命就是像小河汇成大河、大海一样，你先走一步，邓宝珊也会来的！”曹又参心里觉得更坚定踏实了。
接着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欢迎了曹又参，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特为他组织了欢迎晚会，阎揆要致欢迎词，会上演出了评剧《逼上梁山》。
在党中央礼堂里，我碰到刘少奇，他对我说：“我们发了电报，担心你们打不下柠条梁，又得罪榆林的邓宝珊，现在打下来了，好！原来不是不让你们打啊！”新十一旅起义后，经过改编、整顿，成长很快。从该旅在起义一周年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给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以及新十一旅发表的起义周年宣言中，摘录两段，即可以窥见一斑：
“去年今日敝旅响应你们争取实现全国和平民主的口号，粉碎国特兼并阴谋，举起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从此部队面目一新，士气大振，改革制度，实行民主，内部益臻巩固，力量更见强大，证明你们指引方向之正确。兹值周年纪念日，敝旅官兵在热烈庆贺之际，特向你们致敬，愿继续努力，永为人民尽忠，并愿以本部新生，昭告国人，劝谕蒋军起义，并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共同努力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去岁日寇投降，方幸国势稳定，和平有望，民主可期。无奈蒋介石仍本一贯反共、反人民政策，发动内战，又策划兼并本旅为赢得内战之牺牲品，本旅被迫于去年今日起义，深庆从此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共同努力。”
解放后，曹又参任宁夏专员，1970年病故。高昆山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参加组织起义的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李树林、高宜之、赵武臣等可能都还健在。我写这篇回忆录，是受大家的嘱托，为纪念故人，也为了说明新十一旅当年所走的道路，是所有不愿为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当炮灰的人们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党长期工作的结果。当中央红军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尚未传到陕北前，陕甘宁地区的革命虽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不过当时进行的学运、工运、兵运工作，也曾播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新十一旅起义，也是我们党在初期工作中，在兵运方面播下的种子的一个收获吧！
策应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
王世泰
1945年10月，担任安边柠条梁防务的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十一旅，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酝酿后，准备于25日发动起义。为保证起义的胜利成功，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决定派驻守三边的警备第三旅前往策应。
新编十一旅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比较深的部队，抗战期间驻守安边，对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表赞成。我担任三边分区司令员期间，警三旅与新编十一旅相互之间来往比较密切，相处和睦。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旅旅长曹又参对蒋介石集团歧视杂牌部队，极力发动内战的行为表示不满，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比较赞同。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杂牌武装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了争取工作，不仅在新编十一旅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同时还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以此团结教育广大官兵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蒋介石、胡宗南对新编第十一旅的政治倾向不仅有所察觉，而且深感不安，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就指示邓宝珊将新编十一旅调往绥远进行整编。国民党派驻该旅的特务组织，更是以封官许愿等手段，企图瓦解进步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局批准该旅地下党组织于10月25日发动起义。
10月24日晚，我警备三旅抽调17名干部战士秘密进入安边县城，协助该旅地下党组织成员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组成了起义指挥部，牛化东担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同时控制了城防要塞。25日拂晓，该旅第一团1500余人及旅直500余人宣布起义。起义部队扣押了旅政治部主任吴芬等特务分子，击毙了第二团副团长张鼎臣，顺利地控制了安边县城。26日，我警备三旅七团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包围了新编十一旅二团驻地柠条梁，该团团长史钫城向榆林守军紧急呼救。为迅速、有效地解决战斗，联防司令部命令我警备三旅八团和九团立即增援。在我警备三旅和起义官兵的协同配合下，全歼柠条梁守敌，击毙团长史钫城及以下百余人，俘虏800余人。
新编十一旅的起义，解放了我三边分区周围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拔除了国民党长期楔入我边区内的一个反共据点。这一胜利，不仅削弱了包围边区的敌军力量，而且为国民党部队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所以，毛主席高度赞扬这次起义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
新编第十一旅起义后，编入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为纪念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起义部队仍沿用了新编十一旅的番号。
关于安边事件与十一旅起义
黎光
